高歌/文
"不能就宏观谈宏观。"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杨瑞龙10月17日在与和讯网交流时，把这句话讲成了一套完整的逻辑。
在他看来，固定资产投资再度负增长、消费增速在1%上下徘徊，都不是简单的周期问题，而是微观层面"分享机制"变异的结果：工业化带来的就业分享及收入效应、房地产带来的财产效应，两条通道同时变窄；科技板块占GDP不到20%，能从中分享到好处的人又太少。由此他的结论很直接：宏观政策加量只能治标，治本要靠重塑分享机制、构建就业友好型增长路径。
这不是抽象的判断。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一度由降转增，1—3月同比增长1.7%；二季度重新转负，前三季度同比下降7.2%，为2020年上半年以来最低，也是在2025年全年下降3.8%基础上的再度收缩。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1.1%，CPI上涨0.9%。投资在拖累、消费在低位徘徊、外需与工业在支撑——这个略显反常的动力结构，恰好是"分享机制收缩"在宏观数据上的投影。
就在交流后的3天，10月20日，国家发改委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正研究制定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并将加快推动印发实施。
而这一切的起点，是一个更基础的问题：约束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短边"，究竟是投资还是消费？
以下为部分交流内容的文字整理，有删减：
01
固投转负不是周期病，是分享机制变了
和讯：促投资还是促消费？当前约束整个宏观经济的"短边"到底是什么？
杨瑞龙：今年出现了一个比较新的现象：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负增长。往年是增长放缓，但还是正增长；今年转负，表明投资层面相对比较低迷。消费过去几年也相对低迷，在零到1%之间徘徊，总体还是偏低，但毕竟是正的。所以抽象地说投资和消费哪个更重要，很难讲。
更值得注意的是，固投负增长不是整体性的，而是结构分化的。科技板块这一面，融资比较热、市场比较热、投资表现也不错，像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这些领域，投资增速甚至达到两位数。负增长主要在哪几块？一是传统制造业，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二产；二是传统服务业，也就是三产；三是民营企业投资；还有一块是过去几年年年同比负增长的房地产——今年1到8月份大约负19%，把整个投资水平拉了下来。
所以投资这一块确实出了问题，必须正视。我们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按国际通用指标，人均GDP大约2万美元。倒过来算，2020年到2035年，GDP年均增速至少要保持4.7%左右，才有可能在2035年达到这个目标。要保住这样的增速，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投资必须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投资形成生产能力，生产能力创造GDP，投资是物质基础、物质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稳投资是当下比较重要的任务。
但换一个角度，人均GDP到1万美元左右的时候，经济结构面临转换，这个转换过程中消费的牵引特别重要。消费牵引的投资，是市场引领的投资，一般比较健康。所以要保持未来结构顺利转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有消费层面的保障。
如果引入短期、中期、长期的视角：短期要让消费发生比较大的变化，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为什么？消费背后是收入，收入背后是就业，就业背后是企业。我们解决就业的主体是二产、三产，是实体经济和服务业，这一块现在面临比较大的困难。没有收入上的提升，消费很难增长。当然也不是没有办法，比如通过转移支付，但总体上，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让消费明显改善，是有难度的。
投资这一块相对来说可以有所作为。投资无非几个来源：企业投资、政府投资。企业增加投资，要靠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某些产业向民营企业开放，给民企更好的市场准入条件，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但这些都需要时间累积。短期比较能见效的是财政投资。尽管这两年赤字有所扩大，我认为还是有空间的；尽管可投资、有价值的项目变少了，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效率在下降，但从宏观经济视角看，短期能拉起投资的，还是财政。财政加码、加大政府投资项目立项，可以在短期内拉高投资，投资又会引起产业变化、拉动其他产业、创造就业。
还有一块是房地产。稳住房地产，今天对我们来讲已经不纯粹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稳定问题。为什么？房价与居民、家庭、企业、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息息相关，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与预期关系极大。现在国家层面、地方层面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我认为特别要给广大家庭一个稳定的预期，政策要保持稳定性、持续性。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趋稳迹象，像上海，还有一些一线城市、部分中部地区的房地产市场。是不是还要加大力度？我认为是可以的。
所以，撇开约束条件谈哪个更重要，意义不大。短期能够下重手的，是投资这一块。金融也有空间——尽管企业对利率的敏感度在下降，但利率仍然有用，因为企业投资一方面取决于收益，一方面取决于成本。不过比较而言，财政手段比金融手段更直接、更有力度。
和讯：民间投资为什么今年以来、特别是三季度显得更加低迷？
杨瑞龙：这肯定和我们的市场格局有关系——供强需弱。
投资无非几块：一块是政府财政投资，但更主要的主体是企业投资。企业投资取决于两个因素，成本和收益，所以企业想不想投、有没有意愿投，非常重要的是投资收益预期。投资收益预期看什么？第一，产品生产出来能不能卖出去；第二，卖出去是什么价格；然后价格与成本比较，才有利润回报。当然还有融资成本的影响。
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企业的投资前景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不只是产品销售有问题，更重要的是内卷式竞争。内卷是什么意思？企业更在乎的是产品出货量。为什么？因为哪怕微利甚至亏本，只要还能周转，企业就还能活；如果产品出不了货，这个企业就面临困境。所以单个企业来看是理性的——生存为王，产品必须能出货，即使亏本，资金还能转起来，也不至于死掉。但整体来看，这是非理性的内卷竞争，拼命卷价格。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买方市场，于是就出现低价低质的恶性竞争。在这个条件下，企业短期行为是拼命出货；到了中期，要不要增加产量、增加生产能力、增加投资，它就犹豫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普遍面临这样一种格局：出货之后要不要扩产，一犹豫，投资就下来了。
所以，如果市场环境不改变、价格低迷的宏观环境得不到有效逆转，让企业增加投资就有难度。这就是今年以来固投出现负增长很重要的原因——市场环境发生了比较重要的变化。它后面的根本性矛盾，还是内需不足。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从宏观层面讲还是提升内需，促使价格合理回升。价格合理回升了，企业产品进入市场能有合理回报，才会触发它未来增加生产能力，这就有投资了。这个不解决，企业就会观望，没有投资欲望。短期里怎么办？市场首先面临一个僵局，打破僵局比较好的招数，是加强宏观政策、政府出手，用财政性政策、金融性政策来提升内需。
和讯：但有关"反内卷"、全国统一大市场、央行提促进物价合理回升，说了这一两年，为什么实际变化不明显？
杨瑞龙：内卷式竞争的产生有背后的市场逻辑，谁都不愿意这样卷。原因要弄清楚。
首先，经过这几年改革，企业的预算约束硬化了，产品必须拿到市场上去卖，这是企业的现状。另一个现状是，经过这几年累积，市场总体比较低迷、需求不足。按照供求原理，需求不足，价格自然往下走。按理说价格往下走，市场应该启动退出机制——成本高的企业退出，市场重新回到均衡，这是市场逻辑。
但中国出现的问题是：需求不足、价格低迷的时候，很多企业退不出去。
第一类，亏损极大、无法维持的，肯定要退出。第二类，处在微亏状态，但只要还在出货，企业就能生存；一旦停产，可能马上退出市场、血本无归，所以咬着手臂也要撑。第三类也是一大批：它们是地方政府的纳税大户、就业大户，地方依赖这批企业提供税收、创造GDP、解决就业，所以想退也不让退。地方政府可以补贴、保护，我们看到的光伏等产业，很多地方拼命上、大量同质化，背后基本就是这个原因——出于地方政绩考核、经济绩效的考虑，地方会给予必要保护。第四类，国有企业，特别是处在自然垄断行业的母公司控股的竞争性子公司，有母公司支持，也不会轻易退出。
所以，当下治理效果不明显，我把它叫做"市场退出机制缺失"。在一个纯粹的市场条件下，供过于求、供强需弱，如果低效企业能够有效退出，市场会重新回到均衡；但我们上面讲的这几个层面，把这条路堵住了。于是就出现持续性的内卷式竞争。
解决有好几种办法。从长远看，最终要靠体制改革：健全市场、公平竞争、避免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形成真正的市场退出机制。另一条，还是回到内需——扩大内需是价格总水平回升的基本保障。没有总需求的增加，靠什么？靠财政货币，靠大型国有企业的投资、地方政府的扩张性行为，都有可能推动总需求上升。总需求有效回升，价格总水平就有可能回升，价格回升就会减弱内卷式竞争。
所以是两条腿：一是从体制上健全市场退出机制，避免低质、低效、低价的恶性竞争；二是从总量上扩大内需，促使价格合理回升。
02
加码不等于放水：财政的钱要提高使用效率，要先挖堵点
和讯：很多专家呼吁中央扩表"刻不容缓"，地方债务风险甚至比房地产更严重。您怎么看？
杨瑞龙：谈财政政策加码，不能撇开现实条件。
有一些统计数据：比如赤字规模，按名义赤字和实际赤字两个口径统计，都不算低；也有人拿出很多项目来说，高速公路没几辆车跑、机场没几架飞机落地，投资效率下降了；还有人测算可投资的项目、按投资回报来衡量。这些都是抽象地看。
但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是只有利没有弊，一定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联系当前宏观经济态势看：我们已经确立2035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以上的目标，这要求年均增长4.7%左右，这是硬条件。去年增长压力比较大，今年一季度超预期增长、二季度、三季度有所回落。面对内需不足、价格回落这样的态势，即使加杠杆有一点副作用，相对于我们的目标，还是利大于弊。所以财政加码，我认为是必须的，尽管要付出一些代价。
货币政策也是如此。有人说利率已经低到不能再低，有人说是流动性陷阱。宽松货币政策肯定有副作用，这一点没有疑问；但相对于当下的宏观调控目标，继续实施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激活社会融资规模来提升投资、刺激消费，仍然是必要的。
但另一方面，也不能盲目。过去三年我们出的政策挺多的，回过头看落地情况，有的挺好，有的并不理想。所以中央提出"盘活存量、做优增量"，这个原则非常正确。
财政也好、金融也好，不能只管出政策，要评估已经出台的政策效果如何、实施当中为什么没有起到预期效果。一个政策出台要产生效果，需要传导机制：作用于微观主体，微观主体做出相应反应，再通过反馈系统回到宏观调控部门。这条链上好多环节都可能让政策落空——传导机制卡住了；传导到企业牛头不对马嘴，企业想要这个，你给了那个；中间需要大量微调。
盘活存量，主要就是检测过去宏观政策的实际效果，评估实施过程中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企业为什么没有预期反应，然后做适应性调整。宏观调控不是机械过程，一定是一个不断校正的过程。
举一个例子。投资于人政策讲了几年，为什么落地不够？很简单：现在判断财政资金投资效果的指标，绝大部分是度量投资于物的，投资于人没有相应的评估指标——做多了未必好，做少了未必不好，那谁愿意做？所以要真正投资于人，评估体系、考核指标就要相应调整。
一句话：加码是必要的，但加码不等于盲目放水，一定要盘活存量。就像放水灌溉，先要弄清堵点在哪里，把堵点挖开；还要知道哪块田正在灌浆、需要水，哪块田不需要水。在这个基础上做优增量，有针对性。结论是：宏观经济政策加大力度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这才能减少扩张性政策的副作用，提高它的正效应。
和讯：增量政策边际效应递减：去年"924"一出台市场很振奋，现在政策出得也不少，但市场反馈比较乏力。还有必要再出一个超预期的政策来提振信心吗？
杨瑞龙：如果只盯着"超预期"三个字，是不够的。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恰恰是在为宏观经济稳定提供微观基础。一位从消费者行为与预期入手，讨论消费决策的微观基础；另一位把厂商行为、消费者行为与货币政策放进统一模型，讨论央行的宏观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微观主体行为。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讨论宏观政策，不能简单从总量分析，还要看政策实施的微观基础——既定的目标与手段，怎么通过机制传递到个体，个体怎么做适应性预期，可能提前、也可能滞后，这些都要有充分研究。
这就又回到盘活存量。原来的存量政策，为什么过一段时间大家就失去兴趣了？
第一，对政策的持续性、稳定性有疑问。第二，政策强度没有被感受到——是挤牙膏式地放，还是一步到位，效果完全不一样。第三，中央有意愿，地方或企业没有做出预期的反应，政策在执行中衰减，机制上出了问题，微观主体也就感受不到。
感受不到，微观主体就会做适应性预期：你宣布的力度和他实际感受到的有差异，政策效果马上就下降。所以宏观政策加强，关键不在于发了一个什么样的文件，而在于传导机制，以及政策与微观主体偏好的匹配——他是不是愿意做出宏观调控部门期待的对政策的反应。
谈宏观政策效果，要看两条：一是政策强度，二是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
03
"投资于岗"：比直接发钱更有效的一招
和讯：投资于人也喊了两年。现在的考核体系里，投资于物很清晰，投资于人很难评估。当前阶段，投资于人还有优化空间吗？
杨瑞龙：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实际上表明了我们政策目标的深化。
宏观经济政策有具体目标：例如充分的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等。在这些具体目标之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价值目标——社会公平正义。在当下条件下，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不仅在实现具体目标上有意义，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消费不足。谁的消费不足？普通老百姓。富裕阶层有收入保障，消费还是充足的。消费不足主要集中在与传统实体经济、传统服务业、与农村农业相关联的那部分家庭。
前面讲到"超额储蓄"，这个要研究一下。这几年储蓄增加，按人均算每人有多少钱，这个数字是不科学的，其实普通老百姓的储蓄比较有限。
并且这部分人占比很大，要提振他们的消费，本质问题是什么？是收入。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困难、内卷，首先影响的就是这批人：或者失去岗位，或者岗位还在但就业质量下降、收入减少。
短期怎么办？稳企业、稳岗位。但企业自身经营也很困难，这时候财政是有办法的——这就是投资于人的初衷：把财政资金当中原本用来上建设项目的钱，通过补贴、转移支付，比如现在的家电补贴，或者直接打给普通家庭，让他提升消费。特别是对那些经营比较困难、岗位暂时中断的人群，给予就业补贴，既能稳定他们的消费，而且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特别高。
你给富裕阶层平均发放补贴，他可能没什么感觉；给普通家庭补贴，或许绝大部分会马上转化为消费。这样一种投资于人理念，也符合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的执政理念。
所以我认为投资于人在短期里确实是比较有效的解决消费低迷的办法。有人说投资于人没有抓手，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抓手，叫"投资于岗"——财政是可以创造就业岗位的。普通老百姓能够获得岗位，就有收入，就有消费。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到投资于岗，是提升消费的一条重要途径，而且提升的是普通老百姓、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既有利于总需求平衡，也比较好地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
但要做很多改变。首先是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考核指标要改。现在还是一套投资于物的考核指标：批项目、立项、审批、投放，财政系统驾轻就熟；投资于人还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评价体系。没有指标，谁不怕追责？这笔钱投出去，以后拿什么交代？
其次，现在的补贴也有覆盖问题。给补贴能激发他买家电、能重新装修买家具、能买计算机的，大部分还是中高收入人群，对于大部分低收入阶层，你给他补贴20%，他也不会去买电脑——他的问题是一日三餐、子女教育、家庭正常的维持性消费。这部分到底占多大比例，要好好算一算，补贴的钱要更多投到这一块。
然后是发放机制。这是很复杂的工作：怎么评估、怎么把对象筛选出来——谁是"久旱的禾苗"，就要给谁浇水；怎么让钱及时到他们手上。有人说发10万亿、每人1万，简单直接，但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我认为太简单了，还是要建立这套体系。高收入人群拿到1万，他不一定会直接用于消费，而低收入人群拿到1万补贴，我判断一分钱都不会存到银行，马上就消费，边际消费倾向可能是90%到100%。
未来社会上总会有需要帮扶的群体，怎么筛选出来、怎么通过适当的机制把钱发到他们手上，是长期要建的能力。这涉及体制机制的改变。对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讲，我们不仅有市场经济的一般功能，还有社会主义的特殊功能，投资于人恰恰比较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里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和讯：AI冲击下大家都在担心岗位没有了，财政还能怎么去"投资于岗"？
杨瑞龙：举个简单的例子。AI出来之后，会出现岗位分流、岗位替代。这个时候财政资金就可以有所作为：比如建立一套与AI相关联的职业再培训体系，让一部分人能够适应AI时代的新岗位，也让一部分被游离出来的人能够接上新岗位。这是投资于岗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不能被动地等冲击下来再被动适应。
再比如新零工。平台经济过去解决了很多就业、创造了很多岗位，但这几年明显感到饱和了。我们也做过调研，包括北京和一些城市，骑手这个行业和前几年相比过度拥挤，极大压低了单个骑手的收入，也出现了一些回流。对这一块，一是劳动权益保护问题，二是怎么让他们在这些岗位上获得正当收益。这不能完全靠市场之手，因为零工相对平台太弱，在个体化的劳动权益上，政府应该有所作为。
不过更重要的是前面那些：适应AI时代的岗位再培训、人力资源重塑、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创造新岗位。投资于岗更直接——与其送钱给你，不如给你一个岗位。即使这个岗位的报酬低于你的预期，也比直接发钱产生的效益更大，而且更容易分配。无代价的收入往往导致过度拥挤，分配当中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岗位需要付出一定的劳动时间，分配机制相对更好构建。
04
当前内需不足有深刻的微观逻辑
和讯：今年您的《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再版。当年写这本书，更多是基于书面的研究；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实践，今天的世界跟您写书时相比，最大的变化、对您个人最大的冲击是什么？
杨瑞龙：我是1987年来人大读博士的，导师研究宏观调控方向；我在南京大学读硕士时主要研究微观。跟着导师，马上就面临一个选择：不能离开导师的宏观研究方向，但我也不想放弃原来的微观专长。这时候我发现经济学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微观经济领域流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通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宏观上通行的却是凯恩斯经济学，它的框架是宏观非均衡——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达到均衡时仍存在非自愿失业，本质上是一个非均衡的框架。宏观和微观之间明显是割裂的：凯恩斯的宏观非均衡，没办法用瓦尔拉斯均衡下的厂商行为来做微观基础。
我的研究工作就是为宏观非均衡构建相应的微观分析基础——用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来重构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用通俗的话讲：宏观问题背后一定有微观原因，宏观结果一定是微观主体选择累积产生的。如果你不能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推导出宏观结果，那宏观分析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这就是我的逻辑。这本书出版到现在三十多年，出了3版，前不久由商务印书馆重版。三十多年还有出版社愿意重新出版我的博士学位理论，我觉得挺知足。
回到今天。谈内需不足，如果就宏观谈宏观，不从微观上找原因，宏观政策是解决不了这些微观问题的。所以我的建议是：宏观要加量，但加量解决不了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本问题。
为什么？因为当前内需不足背后有深刻的微观原因。也就是快速工业化增长路径下的成果分享机制。中国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工业化过程。这个过程为什么在中国特别厉害？我们有改革红利注入动力；有开放和全球化红利，在全球范围找资源、把产品卖到全世界；有人口红利，具有成本优势。几项叠加，产生了快速工业化。
快速工业化带来大量就业机会，老百姓有了收入；供给快速扩张，又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民也有了钱，消费快速增长并加快了城市化进城；企业投资增加，消费上来，房地产火了；房地产一火就产生财富效应，极大改善了家庭、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信心更足；地方政府因为财政分权有独立的利益目标，土地财政、地方融资平台、税收增加，又开始加码投资。这就是那个年代投资、消费、出口都旺的微观机理。
后来增长路径发生了变化。从2008年（其实2004年就开始了）出现传统增长动能衰减：改革越来越难；开放不是我们不想开放，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太愿意我们开放；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口红利到了转折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见顶。结构性因素加上周期性原因导致经济下行，大家不要简单说是不是政策出了大问题——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阶段性问题，增长路径发生了变化。
路径一变，两个分享机制就收缩了。一个是工业化带来劳动力转移、就业岗位增加，老百姓通过就业分享发展成果；另一个是房地产上涨带来的财产效应分享。2004年以后，特别是2021年以来房地产收缩，工业化放缓，通过收入效应和财产效应，投资和消费就出了问题。
这几年出现了新的分化：科技产业比较火，但科技板块占我们整个GDP的比重还不到20%；更重要的是，能从科技板块分享到好处的人比例太少。大部分普通老百姓没有相应的分享，而原来能够分享的渠道又在收缩。这是投资、消费收缩的主要原因。
所以从微观看宏观，内需不足有深刻的微观逻辑。加大政策力度是必要的，但那是治标；治本要靠发展成果分享机制的重塑，而重塑的基本逻辑，是构建就业友好型的增长路径——不能发展模式变好了，一部分普通百姓却没有就业、享受不到好处。
怎么做？宏观上需要加大政策刺激力度，微观上需要增长动能转化。这也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
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国家在人均GDP一万美元左右都出现过增速下降，但最终能走向发达国家的只是少数。世界银行曾统计，人均一万美元之后陷入增长停滞的国家或地区，三十年后能迈入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不到20%，这就是大部分国家或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能不能迈过去，关键是增长动能转换，在这过程中构建就业友好型的增长路径非常重要。我想到几条：
第一，科技肯定是我们的未来，还要大力发展科技，但在发展科技的时候，一定要考虑科技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要建立分享机制，不能让科技只让一小部分"科技贵族"享受。路径包括：推动创新与传统产业融合，构建高质量的先进制造业；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现代服务业。这些都是让更多人通过科技受益的分享机制。
第二，大力振兴实体经济。我们80%的人在实体经济和传统服务业中就业，这一块振兴，不仅关系到现代化产业体系，也直接关系到当下普通老百姓的收入。
第三，国有企业要深化改革，从"要我干"变成"我要干"，不能躺平。改革核心是产权，是政企分开，要通过机制设计，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领导得到相应回报。
第四，民营企业是税收、就业的大头，现在要解决它投资负增长的问题。措施很明确：保护产权、界定产权，给民营企业公平的竞争地位，在市场准入上给它更多投资机会。
第五，地方政府。过去几十年，地方政府在提振投资、消费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现在普遍财政亏空，未来仍然需要地方发挥作用，那首先就要解决它的财政问题。土地财政出了问题，地方融资平台有债务，政府债终身追责，累积的债务比较多。化债的主体应该是中央政府财政亏空不解决，地方为了弥补，一是借新还旧，二是增加非税收入，甚至以检查为名让企业补税、搞"远洋捕捞"式的异地执法，竭泽而渔。这就要按照二十届四中全会的部署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的划分，中央要适当上收事权、承担相应的支出责任。现在地方财力覆盖不了事权。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地方政府这几个主体的行为改善了，它们就会表现得比较积极，投资需求的欲望就会上升；这时候配合适当的税收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就会起来，需求就会产生。
这就是我的基本想法：不能就宏观谈宏观。要深入探讨宏观问题背后的微观原因，两手抓——宏观上要有总量政策，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微观层面的改变来改变主体行为，这同时也会大大提高宏观政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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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曹言言 HA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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