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医线 Insight，作者丨张小漫
2026 年进入尾声，全球抗体偶联药物（ADC）产业的竞争格局正在悄然生变。
ADC 创新的主导权曾长期掌握在欧美与日本制药巨头手中。从 2000 年全球首款 ADC 药物 Mylotarg 获批，到第一三共的 DS-8201a（Enhertu）以突破性疗效重塑乳腺癌等实体瘤治疗格局，中国药企更多扮演追赶者。
如今，随着 ADC 技术迭代进入以双特异性抗体偶联药物（双抗 ADC）、双载荷 ADC 及定点偶联为代表的新阶段，中国药企正加速走向全球创新前沿。
一组数据折射出这种变化。中国来源的双抗 ADC 在研创新管线累计达 51 项，远超排名第二的美国（13 项）。
但管线数量领先，并不等于真正掌握全球竞争的主动权。
热潮之下，热门靶点日趋拥挤，复杂分子的安全性与成药性挑战依然突出，数十亿美元的出海交易也要经受全球临床与商业化的双重检验。
从临床研发领先到全球创新价值兑现，中国 ADC 产业究竟走到了哪一步？
沿着市场、技术、平台与产业链向下拆解，再审视风险与全球商业化前景，才能逐层看清这场 ADC 竞赛的成色。
赛道升温：超百家药企竞逐，千亿资本加速入场
ADC 竞速，首先发生在快速扩容的抗体药物市场。
沙利文《2026 全球抗体药物行业发展蓝皮书》显示，全球抗体药物市场规模已由 2020 年的 1771 亿美元增至 2024 年的 2543 亿美元，预计到 2030 年将达 4579 亿美元，并在 2035 年达到 6757 亿美元。
传统单抗的份额则逐步被更高阶构型分流，市场占比预计将从 2020 年的 96.2% 下滑至 2035 年的 44.6%。
ADC 与双抗等新型品类接过了增长曲线。
全球 ADC 市场预计从 2024 年的 141 亿美元攀升至 2035 年的 1227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长期维持在高位。
中国市场的结构跃迁更为迅猛。2024 年中国抗体药物市场规模约为 1312 亿元人民币，预计到 2030 年将增至 3964 亿元，2035 年进一步达到 8301 亿元。
其中，ADC 的增长尤为陡峭。中国 ADC 市场规模预计将从 2024 年的 39 亿元人民币增至 2030 年的 662 亿元，2024 至 2030 年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 60.1%。
全球启动的抗体类药物临床试验中，ADC 的试验数量占比从 2020 年的 5.9% 升至 2025 年的 23.6%；同期，中国 ADC 启动临床试验数量从 35 项增至 256 项，占比达 28.2%。
研发狂潮吸引了超过 100 家中国药企与研发机构，参与者也从创新药企扩展到产业链服务商。
不同玩家带着资本、技术平台与服务能力入场。
传统药企与 BioPharma 转型先锋，依托资本与临床推进能力搭建自研平台。
恒瑞医药、石药集团、正大天晴（中国生物制药）、齐鲁制药、先声药业、信达生物、百济神州等，均在推进规模化 ADC 管线。
平台型 Biotech 则把竞争推向更底层的技术环节。
百利天恒、荣昌生物、康宁杰瑞、映恩生物、科伦博泰、宜联生物、启德医药、多禧生物、诗健生物、百奥泰、普方生物等，深耕新型抗体、专有连接子或定点偶联技术，成为原创资产的重要输出者。
创新药企之外，CRO 与底层服务商提供研发制造支撑。
百奥赛图、药明合联等，分别为行业提供全人源小鼠平台或一站式 CRDMO 研发制造服务。
管线繁荣很快反映到交易端。
从 2019 年到 2025 年，中国抗体药物 License-out 交易由 3 起增至 56 起，2025 年交易总金额达到 650 亿美元。
2021 年，荣昌生物将靶向 HER2 的维迪西妥单抗（RC48）以 26 亿美元的总交易金额（2 亿美元首付款）授权给 Seagen，打响 ADC 出海 " 第一枪 "。
此后，ADC 迅速占据出海交易的核心位置。
2023 至 2026 年，全球 MNC 进一步加快在华引进 ADC 管线。
百利天恒将首创 EGFR/HER3 双抗 ADC（BL-B01D1）在大中华区以外的权益授予 BMS，获得 8 亿美元首付款，潜在交易总额高达 84 亿美元。
科伦博泰先后向默沙东授权多达 9 款 ADC 资产，协议约定首付款合计 2.57 亿美元，潜在里程碑付款合计超过 115 亿美元。
其中，sac-TMT 于 2024 年授权默沙东在中国以外地区生产并商业化，预付款为 4700 万美元，潜在里程碑付款最高为 13.6 亿美元。
映恩生物先后将 DB-1303、DB-1305 等多款 DITAC 平台资产授权给 BioNTech，并在后续与百济神州、Adcendo 等达成合作，协议总值超 40 亿美元。宜联生物与 BioNTech 就 HER3 ADC（YL202）达成逾 10 亿美元合作，随后又将 YL211 授权给罗氏。启德医药将靶向 TROP2 的 GQ-1010 授权给 Pyramid，总里程碑款达 10 亿美元。
2024 年 4 月，丹麦 Genmab 以 18 亿美元全现金对价全资收购普方生物，后者成为中国首家被跨国巨头整体收购的 ADC 药企。
中国 ADC 由此走出早期的 " 代工与跟跑 "，成为全球跨国制药巨头的重要创新来源。
交易名单越拉越长，资产背后的技术含金量，才是这波价值的支点。
技术跃迁：双抗 ADC 直面毒性、耐药与内化瓶颈
ADC 的概念早在 20 世纪初便由德国化学家保罗 · 埃利希提出。这种只攻击病原体或癌细胞、不伤及健康组织的设想，被形象地誉为 " 魔法子弹 "。
真正进入体内后，这颗 " 子弹 " 却要面对复杂的物理与生化矛盾。
单克隆抗体（Antibody）、连接子（Linker）和细胞毒性有效载荷（Payload）通过共价连接组成三元结构，任一环节失衡都可能造成抗体内化不足、连接子在血浆中过早脱落并导致脱靶毒性，或细胞毒素疏水性过强引发聚集清除及耐药。
第一代 ADC（如 Mylotarg、Besponsa）采用低活性传统化疗药或超高毒性载荷，搭配不稳定的酸敏腙键连接子及赖氨酸随机偶联。异质性高、DAR 值不可控和严重的全身毒性，使其开发举步维艰，甚至一度撤市。
第二代 ADC（如 Kadcyla、Adcetris）优化了 IgG1 抗体与微管抑制剂（DM1、MMAE），血浆稳定性有所提升，但随机偶联仍会带来体内清除加快与严重的脱靶毒性。
第三代 ADC 的标杆是第一三共的 DS-8201a（Enhertu，T-DXd）。其 DXd 平台将人源化抗 HER2 IgG1 单抗、高血浆稳定性的组织蛋白酶 B 酶切 GGFG 四肽连接子与新型拓扑异构酶 I 抑制剂 DXd 结合，实现 7.7 的 DAR 值与强效抗肿瘤 " 旁观者效应 "，重塑 HER2 阳性及低表达乳腺癌治疗标准，年销售额迅速迈入数十亿美元俱乐部。
不过，DS-8201a 所代表的 " 单抗 + 可裂解四肽 + Topo1i" 组合，仍未跨越多重瓶颈。
最先暴露出来的是毒性边界。
实体瘤中的单一靶点在正常组织里往往也有生理性表达（On-target off-tumor），加之载荷游离释放，常导致严重的血液学毒性与危及生命的间质性肺炎（ILD）。DS-8201a 全级别 ILD 发生率达 15.4%，并带有黑框警告。
即便药物能够抵达肿瘤，耐药逃逸仍可能削弱疗效。
实体瘤具有高度异质性，抗原表达下调、突变或旁路通路激活，常导致肿瘤迅速耐药。
毒素能否高效进入细胞，则是另一道限制。
仅有约 1% — 2% 的 ADC 能够最终内化进入肿瘤细胞，单一抗原结合往往无法触发足够强度的溶酶体转运降解。
毒性、耐药与内化效率三道关卡，将行业推向双特异性抗体偶联物（BsADC）。
擅长抗体分子设计与生物工艺开发的中国药企，在这里找到了工程化创新的切入口。
双抗 ADC 相当于对传统单抗 ADC 做一次 " 工程化 " 升级，通过 "1+1" 机制调控分子行为与时空分布。
这种设计，改变了药物识别肿瘤的方式。
通过 " 强靶向 + 弱结合 " 或差异化亲和力双臂设计，药物需要在两种抗原同时共表达的癌细胞表面才能稳固结合，减少与正常单阳性细胞结合。
以 EGFR × HER3 或 EGFR × c-Met 为例，部分设计通过降低 EGFR 臂亲和力，并借助 HER3 或 c-Met 臂增强对共表达肿瘤细胞的选择性，有望减少对正常上皮组织的在靶毒性，降低皮疹及胃肠道黏膜毒性风险。
识别得更准之后，还要解决毒素递送问题，抗原交联由此成为提升内化效率的关键。
双抗双臂与膜蛋白结合后，可诱导受体分子交联成簇，促进原本具有 " 内化抵抗 " 或循环再利用倾向的受体（如 MET 或 HER2）向晚期内涵体和溶酶体转运，从而增强载荷的胞内递送与释放。
除了提升选择性与递送效率，双靶向还试图应对耐药逃逸。
单一阻断 EGFR 往往引发 HER3 旁路代偿激活，同时阻断两条致癌驱动通路，可压缩肿瘤克隆进化与免疫逃逸的空间。
爱建证券报告梳理显示，全球进入临床 2 期及以上的双抗 ADC 共 10 款（剔除复方），其中 9 款源自中国企业。
走在最前的是百利天恒 Iza-bren（BL-B01D1），全球首款获批上市的 EGFR/HER3 双抗 ADC。其采用自主研发的 SEBA 平台 "2+2" 四价构型，以高亲和力 EGFR IgG1 单抗融合两个低亲和力 HER3 单链抗体片段（scFv），搭配新型拓扑异构酶 I 抑制剂 Ed-04（DAR=8）。
Iza-bren 在中国已获批鼻咽癌（NPC）和食管鳞癌（ESCC）两项适应证，三阴性乳腺癌（TNBC）的 NDA 申请也已获受理。
在经治 NPC 的 III 期临床中，其 mPFS 达 8.38 个月（化疗组为 4.34 个月），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下降 56%（HR=0.44）；在 2L ESCC 的 III 期临床中，PFS 和 OS 均取得阳性结果（mOS 9.79 个月 vs 化疗 7.20 个月，HR=0.64），全级别 ILD 发生率仅 1.6%。
正大天晴的 TQB2102 为 HER2/HER2 双表位双抗 ADC，采用四肽可裂解连接子偶联氘代 Dxd（DAR=6），已于 2026 年 9 月针对 HER2 低表达乳腺癌提交 NDA 上市申请，并全线推进 HER2 阳性乳腺癌及结直肠癌 III 期临床。
康宁杰瑞则同时推进 JSKN003 与 JSKN016。前者靶向 HER2 双表位，后者靶向 HER3/TROP2，均采用专有的 Fc 糖基定点偶联技术，实现高度均一的 DAR4 结构与更优的血清稳定性，显著扩大治疗窗，多项适应证处于注册临床 III 期。
从靶点分布看，中国企业围绕 EGFR（与 c-Met、HER3 结合）、HER2 双表位、TROP2 以及免疫检查点 B7-H3、PD-L1 构建了丰富的矩阵。
信达生物（IBI3028）、康宁杰瑞（JSKN021）等更已率先将 " 双靶点 + 双毒素（Top1i + 微管抑制剂等）" 分子推向临床阶段，竞争随之延伸至下一轮载荷技术。
管线越向纵深推进，竞争越会从单个资产转向其背后的技术体系。
平台突围：自主技术从抗体构型深入偶联工艺
真正拉开企业差距的，是能够持续孵化管线的自主平台。
国内生物制药行业常被诟病依赖进口专利与公有技术；在 ADC 领域，一批专有技术正在改变这一局面。
平台能力的较量，首先落在抗体工程上，靶毒性与内化效率成为差异化设计的核心。
康方生物依托自主开发的 Tetrabody 多抗平台，打造了卡度尼利（PD-1/CTLA-4）、依沃西（PD-1/VEGF）两款基石双抗，并延伸出 "DUAL-SHIELD" 克服靶毒性 ADC 平台，推动 "IO 2.0 + ADC 2.0" 联合疗法向一线实体瘤新范式演进。
宜联生物 TMALIN 平台旨在降低 ADC 对靶抗原表达量和内化效率的依赖，利用肿瘤微环境和溶酶体实现胞外、胞内双重裂解，使有效载荷在肿瘤组织富集，同时兼顾全身循环稳定性与旁观者效应。
亲合力生物 TMEA 智能偶联平台利用微环境可激活基团封闭药物活性，进入病灶后经泛癌种特异性蛋白酶剪切激活，从源头降低在靶、非肿瘤毒性（on-target，off-tumor）及非靶部位不良反应。
抗体构型之外，偶联方式决定着药物能否从随机混合走向均一稳定。
传统随机偶联产生的 ADC 混合物异质性高、批间差大，高 DAR 物质还容易诱发体内聚集和快速清除。国内药企正沿不同路径推进定点偶联。
荣昌生物的 Thiol-bridge 二硫键重塑技术，利用专有二硫键桥接化学，避免传统马来酰亚胺基团在生理环境下发生逆迈克尔加成脱落反应，保证体内循环稳定与均一载荷。
康宁杰瑞糖基定点偶联平台基于抗体 CH2 区天然 N297 糖基开发 " 一酶两步法 "，无需繁复的抗体突变改造，即可在糖链上特异引入叠氮基团并通过点击化学偶联，实现高度均一的 DAR4 产物，血清稳定性大幅提升。
启德医 iLDC 酶促连续流偶联平台利用工程化分选酶（Sortase A）催化，实现抗体轻链 C 末端位点特异性连接；配合独特的 " 开环 " 连接子与全封闭连续流智能化偶联设备，消除了有机溶剂使用，并大幅降低 CMC 与商业化制造成本。
从靶点发现到连接子、偶联与新型抗体，科研转化已覆盖多个关键环节。
北京协和医学院黄超兰团队联合创办昱言科技，基于整合转化蛋白质组学与 AI 发现全新未公开肿瘤抗原，开发出 FIC 潜在首创 ADC 候选物 FS001，并于 2024 年以 10.3 亿美元潜在对价授权给法国益普生（Ipsen）。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黄蔚团队创立糖岭生物，突破 DisacLink 等糖链定点偶联专利技术，并与东曜药业等 CDMO 达成战略合作。
中山大学胡文浩团队联合普众发现（Multitude）开发出高亲水性自裂解连接子 T moiety（T1000）平台，有效克服实体瘤耐药，其 AMT-754 于 2024 年成功授权给 Adcendo。
北京大学周德敏团队、刘涛团队深耕非天然氨基酸（ncAA）遗传密码扩展技术与双偶联平台；复旦大学应天雷团队、厦门大学夏宁邵团队分别开发全人源单域抗体偶联物（UdADC）与重链抗体偶联物（HCAb ADC），为提升实体瘤穿透性和靶向递送能力提供新的小型化模块。
不过，实验室成果要转化为临床管线，还需要产业链将研发效率进一步放大。
产业协同：全链条本土化撑起工程化速度
这种放大效应，来自从抗体发现、原材料到研发制造的全链条协同。
效率的提升，首先来自上游工具的自主化。
在 " 靶点到分子 " 的初始环节，国产全人源抗体小鼠平台正在减少对海外昂贵转基因动物的依赖。
赛业生物推出 HUGO-Ab 全人源抗体小鼠平台，并针对双抗开发中棘手的 " 轻重链随机错配 " 问题，推出 HUGO-Light 全人共轻链抗体小鼠。
通过原位敲入人类重排轻链基因（如 Vk1-39），小鼠无论免疫任何抗原都仅分泌同一种轻链，使双抗组装正确率从传统杂交的 25% 提高到 95% 以上，前期开发周期从 12-18 个月缩短至 6-8 个月。
其 HUGO-Nano 全人纳米抗体小鼠免去人源化步骤，可原生生成高稳定穿透性 VHH 分子，支持新一代偶联药物快速开发。
百奥赛图的 RenLite 共同轻链小鼠平台同样实现了双抗分子的即插即用，其建立的 " 千鼠万抗 " 全人抗体库已筛选出 20 余项双抗 ADC 资产，并赋能跨国合作。
工具自主之后，国产供应链进一步压缩了成本与等待时间。
沙利文发布的蓝皮书显示，本土供应链正在质量、成本与交付周期上同步重构。
在培养基与关键试剂环节，国产高端无血清培养基（如奥浦迈 OPM-CHO 系列）用于 CHO 细胞流加培养时，表达量可达 8.4 g/L，为进口对照组的 1.74 倍。
单价通常为 200-400 元 / 升，低于进口品牌 400-800 元 / 升的目录价；交货周期由跨国冷链的 12-16 周缩短至 2-4 周，研发等待成本随之下降。
作为下游分离纯化的重要核心消耗品，层析填料也在加快国产替代。
纳微科技率先攻克单分散微球技术；博格隆在离子交换和疏水层析填料上具有应用基础，百林科、蓝晓科技则在 Protein A 亲和填料的耐碱性和使用寿命上持续迭代，相关国产产品价格约为进口产品的一半。
生产放大所需的高端制造装备同样在补位。
东富龙的不锈钢反应器平台具备向 10000 升及以上规模拓展的工程化能力；中控技术、和利时等国产厂商提供适配抗体纯化工艺的 DCS 系统；乐纯生物自研 LeKrius 膜材，推动一次性反应袋关键材料国产替代。
ADC 涉及小分子毒素合成、单抗发酵、高活性偶联反应以及高难度制剂罐装，工艺链条极长，一体化 CMC 能力由此构成高壁垒。
药明合联、药明生物等本土 CDMO 企业，构建了覆盖抗体发现、工艺开发到商业化生产的一体化服务体系。
2023 年，中国已占据全球生物药 CDMO 市场份额约 15%，预计到 2028 年将达 18%。
这些头部企业能够承接复杂抗体药物的研发与工艺放大，并逐步建立与国际监管要求接轨的质量管理、数据完整性和全球供应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全产业链托起了研发速度，却无法替企业避开下一轮淘汰赛。
繁荣暗影：同质化、高失败率与出海大考逼近
当越来越多项目同时进入临床与交易阶段，靶点选择、分子安全性、交易兑现和跨境运营的风险也开始集中暴露。
最先显现的压力，来自热门靶点与适应证的快速拥挤。
全球与中国在研 ADC 管线的热门靶点仍集中在 HER2、TROP2、EGFR、B7-H3、CLDN18.2、c-Met、HER3 等少数已知靶标。
在双抗 ADC 赛道，据爱建证券 2026 年 10 月报告统计，EGFR/c-Met 和 EGFR/HER3 的临床管线分别为 11 项和 9 项，合计 20 项，竞争趋于拥挤。
非小细胞肺癌、胃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等大瘤种也成为企业重点布局的方向，受试者争夺推高研发与招募成本。
大量后来者仅在分子设计上微调亲和力或改变连接子序列，缺乏差异化的临床生物学机制；一旦领跑者确立临床与专利壁垒，多数跟随项目可能无疾而终。
比管线拥挤更难回避的，是复杂分子本身带来的研发失败风险。
双抗 ADC 需要将抗体、连接子与载荷作为整体调校，分子设计、药代行为与安全性控制彼此牵动，任何一环失衡都可能引发药代异常与严重毒性。
全球双抗 ADC 研发中，折戟者不在少数。
阿斯利康的 MEDI4276 因难以耐受的严重毒副作用被迫终止。
Zymeworks 与百济神州合作的 ZW49 因临床疗效不及预期而折戟。
再生元的 REGN5093-M114、默克的 M1231 等明星项目，先后因数据未达预期或管线调整而中止。
这些案例提示，盲目追求高结合力或极高 DAR 值（如部分平台尝试 DAR 20 至 60），容易诱发体内毒性与血浆清除失衡。
新兴的免疫刺激偶联物（ISAC）同样提供了前车之鉴：Bolt 公司的 BDC-1001 因疗效未达预期宣布终止；Mersana 基于 STING 激动剂开发的 XMT-2056，因临床中出现 5 级致命严重不良事件，曾一度被 FDA 紧急叫停。载荷创新越往前走，越需要回到成药性规律本身。
即便穿过研发关卡，交易金额也不等于最终兑现的收入。
巨额 License-out 交易因此需要拆开来看。绝大多数出海交易采用 " 低首付、高里程碑 " 的期权式框架，从交易总额到最终收入，仍有多道关卡。
默沙东曾终止与科伦博泰两款临床前 ADC 的合作。
MNC 有严苛的管线动态审查机制，一旦候选药物在早期临床中出现 PK 数据漂移、生物标志物不明确，或竞品出现 BIC 突破，退货与合作终止的风险便会上升。
国内支付能力也存在天花板。
创新药医保谈判新增品种平均降价接近 60%（如信迪利单抗首轮降幅 63.7%），叠加生物药集采扩围预期，仅靠国内市场极难收回数十亿元的重磅新药开发成本。
要兑现商业价值，中国药企仍须经受全球多中心关键注册临床考验，并在美国、欧洲等成熟规范市场实现商业化放量。
地缘格局变迁下，海外市场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审查日趋严格。
生物安全法案相关动向、数据跨境限制与技术转让审查收紧，为跨国授权、海外多中心临床试验（MRCT）和供应链衔接增添不确定性。
这些风险无法仅靠研发能力消化，却直接影响中国药企能否走完从临床领先到全球商业成功的最后一程。
但无论怎样，百家药企涌入与双抗 ADC 研发领跑，标志着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一次重要跃迁。
在技术复杂、工艺整合深、机制设计前沿的偶联药物领域，中国药企已建立工程化体系与临床推进能力。
繁荣之后，洗牌临近。未来 3 至 5 年，Iza-bren、TQB2102、JSKN003 等中国原研中后期管线的国内外关键临床数据将陆续读出，缺乏差异化机制和临床价值的项目将面临更大的淘汰压力。
能穿越周期的企业，需要以自主可控平台平衡疗效与安全窗，并具备全球多中心临床运营与合规质控能力。
它们要从追赶风口的 "ADC 工坊 "，成长为引领下一代肿瘤精准治疗的跨国创新巨头。
中国 ADC 的上一程证明研发速度，下一程检验全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