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我曾经通检新世纪以来出版的文学史（除了冠以文学史题名的著作外，也包括若干具备史论、专题史性质的研究著作），发现至少有十五种文学史已经对 "80 后 " 文学有所论述，或设立专章专节。其间提及最多的作家，居前五的依次是：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李傻傻、春树；提及最多的作品，居前五的依次是：《三重门》《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红 X》《北京娃娃》。这是目前 "80 后 " 文学所呈现的 " 文学史图景 "。这一图景显然是有欠周到的，因为 "80 后 " 一代的创作仍处于激荡变化之中。而韩松刚此书极有价值之处，正在于对同代人创作 " 新变 " 的敏感侦测。
比如，据我观察，同龄的 "80 后 " 作家初期的创作，大多围绕个人与城市之间的紧张关系展开。那完全是司汤达、巴尔扎克式的写作：当庞大的都市在面前展开时，外省青年内心充满野心与狂想，既要拼命融入，又总是感觉到处处受排挤，留下累累伤痕。这几乎可以归入鲁迅所定义的 " 乡土文学 " 一脉，但近些年来情况似乎有所变化。韩松刚以魏思孝不离乡的写作为例，探讨 "80 后 " 乡土叙事所体现的从主体状态到写作主旨的重构：" 魏思孝的小说中没有那种非常强烈而明显的批判意识，更多的时候，它是表现的形态——人物的表现、情感的表现、生活的表现。但这些看似平淡的表现背后，其实隐藏着作者的文学观和生活观——一种近似于同情和悲悯的精神关切。" 在这一批作家的笔下，乡村和城市 " 不是对立或矛盾的存在，而是彼此观照出差异和不同 "。
韩松刚将 " 回到自身，回到生活，回到对自我和生命的反思 " 视作当下 "80 后 " 作家长篇写作所提供的 " 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思考维度 "。马金莲《亲爱的人们》中的每一个人，" 几乎都有自我反思的能力，对自身、对生活、对未来，都以各自的努力去认识和看待这个世界 "。这个观察角度唤回了我的一段阅读记忆。我曾经以当年的手抄本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公开的情书》为例，对读、探究这两部作品建构起来的青年主体形象和今天有什么样的不同。首先，这个主体是反思的、时不时自我质疑。《公开的情书》中不时出现 " 痛苦地照见了自己的消沉 "、反省自我 " 缺少行动 " 之类的自剖。其次，因为这个主体自认为是不圆满的，所以是敞开，并且虚位以待的。他们通过彼此的对话、通过与自然宇宙的对话、通过多种思想资源的交相驳难，提升自己的认识和生命境界。相反，在今天的小说中，往往主人公从出场开始，其智慧、识见看不出有任何发展。第三，一个自省的、敞开的主体所认识到的自我与时代的关系，恰恰是理性的、沉稳的。比如《公开的情书》里主人公说：" 每一个人必须正视自己生活的时代。人类生活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值得看轻和抱怨。" 从这里可以引申的意思是：每一代人自有其优势，每一代人也都面临具体的困难，" 在进化的链子上 " 实在没必要夸大独特性，也没必要自怨自艾。前些年一些反映艰苦革命斗争年代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主旋律电视剧（比如《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很受欢迎，据主创人员说，他们原以为在物质主义时代，这些电视剧的受众只是老干部、老年人，没想到 "80 后 ""90 后 " 也很认可，他们分析原因是：年轻人很追怀已逝的 " 带劲年代 "。无怪乎在当下的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里，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青年形象往往是无奈、无聊、" 感觉没劲 " 的。其实这些想法很自恋。与上面提到的那两部作品，那种充满反思性的自我以及在反思意识中建立的自我与时代的关系相比较起来，今天的青年形象实在太偏狭了。所以，当韩松刚将 " 自我反思的能力 " 视作 "80 后 " 写作的新变迹象时，个人非常希望这种久违的写作传统能够强势生长。
还是回到前文提及的 "80 后 " 与文学史的话题，这一代人还不宜入史，因为同一代际命名下至少有两股写作潮流前后续替。第一股潮流，按照韩松刚的描述，" 他们从一出场就被各种嘈杂的声音裹挟、围困，商业化写作、肤浅的青春、过度的自我等，都是‘ 80 后’作家身上无法抹去的标签 "。他们在媒体制造的声浪中戴上耀眼的光环，可单单由这几位来建构起 "80 后 " 的文学史形象显然是片面的，甚至很可能使这一形象板结化。幸好有双雪涛、班宇和周嘉宁的转型所构成的第二股潮流，还是借用韩松刚的描述，" 他们开始摆脱那个单调的自我，而努力地去关心一个个具体的他人，他们也开始拒绝那种青春化的情绪宣泄，而开始对更广阔的生活进行冷静的旁观和深切的体会 "。总之，缺乏个案细读与现象观察的支撑，文学史的结论肯定是不稳固的；如韩松刚文学批评实践所启示的，在抵达真实而完整的文学现场之前，"80 后 " 文学不妨暂缓入史。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