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Edu 指南
皮尤研究中心最新调查显示，历史上第一次，多数 30 岁以下成年人表示对 AI 的担忧多于兴奋。
一个标志性时刻的到来
2026 年夏天，皮尤研究中心发布了一项引发广泛讨论的调查结果：美国30 岁以下成年人中，首次有超过半数（55%）表示对人工智能的担忧多于兴奋。这一数字在两年前还只有 39%，而在 2021 年皮尤首次提出这个问题时，仅有 31%。
这件事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个民调数字的变化。
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从个人电脑到互联网，从智能手机到社交媒体，年轻群体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技术乐观主义的最前沿。他们是新技术最早的使用者、最热烈的拥护者，也是技术红利的直接受益者。这种 " 年轻人天然亲近新技术 " 的规律，曾经是科技行业最可靠的信仰之一。而 AI 似乎正在打破这一规律。
数据背后的转变轨迹
皮尤的调查数据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曲线。在 " 担忧多于兴奋 " 这一指标上，18 至 29 岁群体的占比从 2021 年的 31% 一路攀升：2022 年 29%、2023 年 42%、2024 年 39%、2025 年 47%，到 2026 年达到 55%。与此同时，" 兴奋多于担忧 " 的比例则从五年前的 25% 骤降至 11%。
这意味着，在短短五年内，美国年轻人中对 AI 持乐观态度者减少了一半以上。
这种转变并非孤立现象。同一调查显示，52% 的美国成年人整体表示对 AI" 担忧多于兴奋 "，而 " 兴奋多于担忧 " 者仅占 9%。但年轻人群体尤为值得关注，因为他们的态度变化最为剧烈——曾经最看好 AI 潜力的人群，如今已成为对这项技术最为怀疑的群体之一。
失业焦虑：担忧的核心驱动力
是什么让年轻人对 AI 的热情迅速冷却？调查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对就业前景的担忧。
71% 的美国成年人认为 AI 将在未来二十年内导致就业岗位减少，仅有 5% 的人认为 AI 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而在 30 岁以下群体中，这一比例更高达 73%，较两年前的 61% 大幅上升。
这种焦虑并非空穴来风。与以往的自动化浪潮不同，AI 所冲击的恰恰是那些传统上帮助年轻人踏入劳动力市场的初级岗位——数据整理、文案撰写、基础运营、信息检索。这些工作曾是新人的 " 训练场 "，让他们在实战中积累经验、建立职业网络。而现在，AI 正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接管这些任务。
已在职场站稳脚跟的年长员工对 AI 的态度反而没有那么消极，这为一种观点提供了支持：AI 可能更有利于拥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群，而对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形成结构性挤压。美国企业高管也越来越公开地谈论利用 AI 自动化部分工作、降低人力成本，初级岗位招聘的放缓迹象已经出现。
不仅仅是饭碗问题
但如果只将年轻人的担忧归结为 " 怕丢工作 "，就低估了这一态度转变的深度。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还揭示，年轻人对 AI 的怀疑延伸到了更广泛的社会层面。48% 的 30 岁以下成年人认为，未来 20 年 AI 对社会的影响将是负面的，这一比例在所有年龄组中最高，远高于认为 AI 将带来积极影响的 14%。约 20% 的年轻人认为 AI 聊天机器人会损害他们的创造力，61% 认为 AI 将削弱人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58% 认为 AI 将削弱人们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这几项指标同样在所有年龄组中居首。
这些数据描绘出的图景是：年轻人不仅在担心 AI 抢走工作，更在担忧这项技术对人类认知能力、社会连接和创造力的深层侵蚀。
值得注意的是，持这些担忧的年轻人恰恰是 AI 工具使用率最高的人群。66% 的 30 岁以下成年人表示使用聊天机器人，比两年前上升了 11 个百分点，其中约 20% 用于寻求情感建议，27% 用于寻求医疗建议。使用越深，担忧越重——这种 " 越用越怕 " 的悖论，折射出年轻一代与 AI 之间复杂而矛盾的关系。
技术信任的结构性危机
年轻人的担忧还指向了一个更深层的维度：对技术掌舵者的不信任。CNBC 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 18 至 34 岁的美国人对 AI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缺乏信任，受访者中 76% 不信任 Anthropic 的创始人 Dario Amodei，71% 不信任 Meta 的扎克伯格，70% 不信任马斯克，69% 不信任 OpenAI 的奥特曼。
这种对 " 谁来掌控 AI" 的不信任，与对 "AI 会带来什么后果 " 的担忧形成共振。当一个年轻人每天使用 ChatGPT 完成作业、用 AI 工具辅助工作，同时又被告知这项技术可能消灭他们的职业前景，且推动这项技术的公司领导者并不值得信赖时——担忧超过兴奋，几乎是一种理性的反应。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 Dario Amodei 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的一场讨论或许最具代表性。他坦承，公众讨厌 AI 的部分原因是技术领导者们没有兑现承诺的主要好处，而他给出的建议是：" 真正有效的方法是治愈癌症 "。这句话本身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技术行业在公众信任方面的赤字之深。
中国年轻人的 " 理性谨慎 "
在大洋彼岸，中国年轻人对 AI 的态度呈现出相似但又不尽相同的特点。
咨询公司 PCG Lab 今年发布的一项覆盖全国 1000 位 1997 年至 2009 年出生受访者的调研显示，超九成中国青年群体已建立稳定 AI 使用习惯，45.8% 每天高频使用。但在技术替代焦虑方面，中国年轻人表现得更为克制：仅 5.7% 感到 " 非常担忧 "，54.9% 认为 " 机遇与风险并存 "。
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则揭示了另一层担忧—— 71.7% 的受访者担心过度依赖 AI 会导致思维惰性和独立思考能力的退化，尤其是 2000 年后出生的群体，他们在使用频率最高的同时，担忧也最深。
就业层面的压力同样真实。2026 届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 1270 万人，连续第 11 年创新高，加上往届未就业者和海归回流，全年求职大军超过 1500 万。部分毕业生的求职困境：大公司大规模裁减员工，AI 正在替代大量实习生的基础工作。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沈凯玲指出，AI 与以往技术进步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它对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前一到三年的经验积累阶段冲击最大。
不过，中国年轻人的应对方式更倾向于主动调整而非消极担忧。中国青年报对 1333 名应届毕业生的调查显示，91.1% 的受访者因 AI 主动调整了求职方向，寻找与 AI 相关的结合点。普华永道的报告也指出，中国内地就业市场呈现 " 技能转型而非岗位替代 " 的特征，受 AI 影响程度高的职业正在以更快速度吸纳新技能。
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多重因素：中国 AI 应用更多集中在产业端而非消费端，政府对技术应用场景的引导、以及社会文化中对 " 适应变化 " 的强调，都可能影响年轻人的态度表达方式。但两国年轻人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初级岗位被 AI 挤压、职业发展路径的不确定性增加——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一个时代的注脚
美国年轻人对 AI 从兴奋到担忧的转变，或许标志着技术与社会关系的一个新阶段。在过去，新技术的普及往往遵循 " 先拥抱、后反思 " 的模式——人们先享受便利，再慢慢意识到代价。而AI 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影响来得太快、太直接、太无所不包，以至于反思几乎与拥抱同时发生。
当一项技术同时是工具、是竞争者、是创作者、是决策者时，年轻人对它的复杂情感——既依赖又警惕，既使用又怀疑——也许不是不理性的表现，而是对技术权力急剧扩张的一种合理回应。正如一位受访者所暗示的：问题不在于 AI 能做什么，而在于谁来决定它做什么，以及为此付出代价的将是谁。
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不只影响一代人的职业命运，也将塑造技术与社会之间信任关系的未来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