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国际刑事法院第三审判分庭出具了一份裁定，编号 57 的涉案事件被正式移出庭审清单。裁决书要求检察官在 10 月 16 日之前重新提交证人名单、证据清单和审判摘要三类材料。隔日，法庭驳回了杜特尔特辩护团队提出的重新定义指控的请求。
这两个裁定在同一时间段落地，指向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审判分庭在行使自己独立于政治压力的程序权力。马科斯政府期待的是一条从逮捕到定罪的快速通道，但海牙给出的是一条以规则为边界的窄路。这两条路的性质完全不同，后者不由马尼拉掌控。
管辖权之争的底层法理
杜特尔特辩护团队的核心抗辩理由一直是管辖权问题。菲律宾 2019 年正式退出《罗马规约》，辩方据此主张 ICC 对菲律宾已无管辖权。2026 年 4 月 22 日，ICC 上诉分庭以多数票驳回了这一主张，维持第一预审分庭 2025 年 10 月 23 日的裁决。
上诉分庭的法律论证值得仔细拆解。裁决认定，《罗马规约》第 12 条和第 13 条要求相关国家在法院行使管辖权时是缔约国，但这两条必须与第 127 条一并解读。第 127 条规定退出在通知收到一年后生效。法院的逻辑链条是：如果允许一个国家在发现自己的领土或国民正在被检方审查后，通过提交退出通知来逃避责任，那就与《罗马规约》防止严重国际犯罪不受惩罚的核心目标相抵触。
这个论证在法理上是闭合的。但它同时确认了另一面：如果法院在缔约国退出后仍能无限期行使管辖权，退出权本身就没有意义。上诉分庭最终确定的管辖范围是 2011 年 11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16 日，即菲律宾作为缔约国期间。
这个裁决的时间窗口对辩方并非完全不利。它把指控的地理和时间范围锁死了，超出了这个窗口的行为，ICC 无权过问。57 号事件被剔除，恰恰是这个时间窗口在具体案件层面的应用。
57 号事件为什么被剔除
检方 2026 年 8 月 31 日提交了八起新增事件，编号 50 至 57，要求纳入审判简报。辩方随即提出动议，主张这些事件超出了已确认指控的范围。检方的回应是：八起事件均在预审分庭确认的三项谋杀和谋杀未遂罪名的范围内，发生地点覆盖菲律宾各地，由全国性网络成员实施，受害者包括 " 高价值目标 "（56 号和 57 号）和 " 较低层级 " 罪犯（50 至 55 号），时间在杜特尔特总统任期内。
审判分庭对 57 号事件的裁决聚焦在一个具体时间点上。辩方指出 57 号事件发生在 2017 年某个日期之后两周，超出了第二项指控所覆盖的时间范围。检方辩称已确认指控中使用了 " 大约 " 一词，为具体日期留了弹性空间。法庭的回应是：" 大约 " 只能用于确定单个事件的时间，不能被用来拉伸整个指控周期。
这个区分在法律上很关键。预审分庭确认指控时划定的时间边界是写死的，检察官不能事后用含糊措辞来扩大自己的起诉范围。法庭在裁决书中的表述是，检方不能把已确认指控的时间范围扩大到检方自己当初划定的期限之外。
这不是对杜特尔特的法外开恩，而是对被告辩护权的基本保障。被告有权知道自己究竟因为什么被起诉，辩护律师才能针对性地准备。如果检方可以随意追加时间窗口之外的事件，被告的辩护从一开始就是被动的。
审判分庭同时驳回了辩方要求重新提交指控文件的动议，理由是辩方实质上是在挑战预审分庭已经确认过的指控形式，而审判分庭对预审分庭没有上诉管辖权。这说明法庭在处理辩方诉求时，分得很清：哪些动议属于程序越界，哪些属于基本权利保护。
马科斯政府的实际处境
把 ICC 的程序裁决放回菲律宾国内政治的背景下来看，马科斯政府推动此案的真实意图就比较清楚了。
杜特尔特的首席律师考夫曼在 2 月的确认指控听证会上直接指控马科斯 " 尽力要消灭 " 杜特尔特及其政治遗产，并披露了一份据称记录四方秘密通话的文件，其中一方自称为马科斯的 " 隐名伙伴 "，协助将证人汇集至 ICC，同时确保马科斯保持 " 可否认性 "。马科斯政府否认了这些指控。
但马科斯在 ICC 问题上的立场变化本身就值得注意。菲律宾在杜特尔特任内退出《罗马规约》后，马科斯政府一直拒绝重新加入。然而 2025 年 3 月杜特尔特被移交海牙后，马科斯政府对 ICC 的合作态度出现了明显转变。
更直接的证据来自 2026 年 5 月 11 日。当天上午，菲律宾国家调查局探员前往参议院，向前警察总长、杜特尔特禁毒战争的主要执行者德拉罗萨送达 ICC 逮捕令。同一天，众议院以 257 票对 26 票通过了对副总统莎拉 · 杜特尔特的弹劾案。
德拉罗萨的逮捕过程暴露了马科斯政府的真实态度。NBI 探员到达参议院后与参议院安保人员发生交火，德拉罗萨在混乱中脱身。NBI 局长称他为逃犯，马拉卡南宫则表示没有积极逮捕他的行动。这两句话都是真的，问题恰恰在这里：当 ICC 的逮捕令变得不方便执行时，马科斯政府的执行力就消失了。
一位菲律宾评论人士对此的判断是：马科斯没有 ICC 政策，只有杜特尔特政策。当杜特尔特被送到海牙对他有利时，他找到了机制；当送德拉罗萨去海牙变得不方便时，机制就变得不可见了。
审判的实际走向
马科斯政府想要的是对杜特尔特的快速定罪，最好能在他任期内完成，作为打压杜特尔特家族、阻止莎拉在 2028 年大选中突围的政治资本。ICC 的程序节奏与此完全不匹配。
10 月 9 日的裁定之后，检方需要在极短时间内重制三类材料。辩方请了经验丰富的国际刑辩律师，证据材料规模庞大。法庭还留了余地，新增事件对应的检方证人头几个月不会出庭，给辩方腾出准备时间。这些安排都指向一个方向：审判不会快。
健康问题已经被法庭封死了。ICC 综合独立专家小组的意见认定杜特尔特能理解指控、能参加庭审、能和律师有效沟通，辩方申请再次医疗鉴定和听证会的诉求未获支持。
但健康问题的程序性解决，不等于实质审判会顺利推进。杜特尔特现年 81 岁，长期羁押下的身体状况仍然是变量。即便审判如期推进，定罪后的上诉程序还会消耗数年时间。马科斯政府能否等到那一天，取决于菲律宾国内政治周期如何演变。
57 号事件被剔除这个动作本身，在 ICC 的程序逻辑里是常规操作。预审分庭划定时间边界，审判分庭守着这个边界，检方不能越界追加事件。这套规则的存在，本身就说明法庭没有被马尼拉的政治节奏带着走。
对马科斯来说，这个结果的问题不在于杜特尔特赢了多少，而在于法庭展现出的独立性意味着他无法通过外交施压或政治操作来加速审判进程。海牙的程序机器一旦启动，它的速度由规则决定，不由马尼拉决定。马科斯想要的那场快速审判，正在变成一个他既无法催促、也无法叫停的漫长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