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 Felicia 陆一鸣
题图 | 视觉中国
30 年来，《新周刊》一直以提问者的姿态测量时代的体温。
我们追问：中国人为什么慢不下来？成功学怎么成了一粒 " 时代的毒药 "？怎样才能 " 住得像个人样 "？哪座城是 " 第四城 "？谁是 " 飘一代 "？你为什么不想工作？男人是不是真的没了？哪个年代的女人更好看？如何拯救 " 低美感社会 "？怎样才算 " 反算法生存 "？
有些问题有了答案，有些问题永远没有答案。
今天，《新周刊》提出中国人关于生活的 30 个问题，它们关乎梦想、常识、爱、工作、房子、身体、朋友、时间——关乎你怎么活，以及你为什么这样活。
人活着，是要一些热情的。波兰诗人亚当 · 扎加耶夫斯基热爱这个残缺的世界，并将 " 热情 " 视为文学乃至精神世界的 " 基础材料 "。他认为，真正的 " 捍卫热情 "，并非盲目狂热或拒绝怀疑，而是在崇高与反讽之间找到一种动态平衡。
正是带着热情的不断追问，我们才得以在变幻与震荡的世界中触及真实。
为了从个体视角透视中国社会 30 年的变迁，我们采访了艺术家陈丹青、作家许知远、作家庆山（安妮宝贝）、纪录片导演陈晓卿、演员于和伟、奥运冠军蔡赟，以及那些在大时代里漂流的小人物——歌手杨臣刚、" 杀马特教主 " 罗福兴、打工人吴桂春、历经 16 次高考的唐尚珺和 " 乡村超模 " 陆仙人等人。
他们的面孔，拼出了这 30 年的中国脸与时代表情。
" 没有人会永远定居在阿尔卑斯山顶，我们将每天回到山下，回归平凡：去厨房，决定晚饭吃点什么；拆开附有电话账单的信封。" 扎加耶夫斯基写道。
人生最珍贵的，恰恰是这种平静的日常。
捍卫热情，就是捍卫我们的日常，捍卫我们的生活。
1998 年，《新周刊》推出第一本情人节特辑《我爱你！》。到了 2026 年，我们讨论的是《干婚时代》。如果可以通过算法公式输出结论，那或许就是——我们用了近 30 年时间，把爱情从神坛上请了下来。
进入 21 世纪后，改变悄然发生，而且来势汹汹。
爱情被拆解了，变成了一种可被建构的程序。人们的生活方式日新月异，烛光晚餐、电台点歌、偶像剧桥段，像拼图一样被精心组合，人物和故事本身反而退到了背景里。接着它被放上了货架，成为消费主义的宠儿。" 做爱做的事 " 这一语双关的背后，是情感与欲望的双重商品化。
再后来，连 " 做 " 都变得费劲了。人们开始发明各种词语来命名那种难以名状的疏离感。从 " 云爱 " 到 " 干婚 "，从 " 预制爱情 " 到 " 算法匹配 "，每一个新词都是一次投降，宣告着某种理想状态的不可企及。最吊诡的是，人们越是宣称 " 爱情已死 "，却越像始终没有死心的守望者。
如今，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爱情剧场。屏幕里的情侣们提供着浓度极高的情感切片，甜腻到令人牙疼，又精准到令人心酸。他们不用展示冷战、言语不合和间歇性互不搭理，只提取那些值得被围观的高光时刻。而屏幕外的观众一边嗤之以鼻，一边又暗生羡慕。
人们在虚拟世界里围观爱情，在现实生活中降级恋爱，那句 " 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 从 " 渣男语录 " 变成了普遍的求生欲，每个人都把心门关到只剩下一条缝，又忍不住从缝隙里向外张望。
算法时代到来后，爱情被许诺可以精确计算。App 里的条件匹配、AI 速配、数据画像，技术给出了一个诱人的承诺——你不再需要试错，系统会帮你找到那个跟你 99.8% 契合的人。但技术无法回答的问题是：如果连试错的耐心都被消磨殆尽，那剩下的是什么？也许 AI 最终匹配出的，只是一个人们疲倦到不再拒绝的选项。
" 只爱一点点 " 之所以能在今天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情感策略，恰恰因为它是最安全的。不多付出，就不会多受伤；不深度投入，就不会面临瓦解。人们精心维护着那个耗费几十年心力打磨出的自我，害怕被另一个自我收服、介入、揭露、重塑。爱情被视为一种对完整性人格的入侵，而不是对人格完整性的补充。这种防御姿态下，所有人都在等待别人先迈出那一步，于是大家都站在原地，互相张望。
但我们真的不爱了吗？
近 30 年的变迁，说到底是一场关于 " 爱 " 的祛魅与复魅的拉锯战。我们把爱情从神话中剥离出来，发现它不过是由激素、幻觉、误会、巧合构成的凡人之物。但剥离之后，我们又不得不面对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如果爱情不是从天而降的神谕，那它还能是什么？
所以 " 还爱吗 " 这个问题，答案当然不在那些 " 爱情已死 " 的宣告里，也不在短视频的甜蜜切片或算法的精准匹配里。它在更隐蔽的地方，在那些即便经历了原子化社会的疏离，却仍然选择在下班后为对方留一盏灯的时刻；在明知 " 预制爱情 " 的甜味可能后味泛苦，却依然愿意撕开包装尝一口的瞬间；在所有人都说 " 只爱一点点就好 " 时，某个人仍然决定 " 将爱进行到底 " 的固执里。
爱没有消失，它只是被还原成了它本来的样子——选择。而选择，从来都比相信更难。
热爱工作吗？
" 现在是早上八点钟，等你们出来的时候天就黑了，今天的阳光不曾照耀你们！"
这是 1971 年，意大利导演埃里奥 · 贝多利拍摄的电影《工人阶级上天堂》里的一幕，一些进步人士站在工厂门口，用扩音器提醒即将上班的工友。彼时的欧洲，经济开始腾飞，意大利作为早期全球化的世界工厂，全国人民加班加点打螺丝钉，为欧美国家生产各种物美价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电影里人们对这种比 "996" 更极致的工作制度的反抗，感动了戛纳电影节的评委，这部影片获得了次年的金棕榈奖。
电影赢了，工人还没有。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在 1930 年乐观地预言，到 2030 年，科技的进步将会大幅缩减工作时间，人们每周仅需要工作 15 小时，其余时间都用来享受生活。将近一百年过去了，哪怕在福利主义最强盛的北欧国家，这一愿景也没有实现。
很多人认为，科技的进步有两个最直接的影响：一部分人失去了工作，另一部分人为了保住工作而必须更加卖力干活。
但这么 " 卷 " 自己，并不一定能带来正反馈，反而越忙越穷，越穷越忙。2008 年，《新周刊》曾经以一期专题《穷忙族》解释了这一全球性的工作现象：" 穷是技术性的，忙是社会性的，穷忙是世界性的。"
在长期的穷忙之中，工作的意义感将会消退。在《中年危机观察：失意的一代》一书中，NHK"Close-up 现代 +" 节目组记录了一个真实的案例：46 岁的中野真也曾是大型期货公司的正式员工，33 岁时公司倒闭，自此他靠打零工维生。为了支持全职在家照顾母亲、同样没有工作的哥哥，中野真也只能在东京拼命透支自己的肉体。他的出租屋墙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排班表，同时干 4 份零工：便利店员、中华料理店服务员、卫浴设备销售和建筑工人。他白天在工地挥汗如雨，晚上赶去便利店上夜班，睡觉时间每天都不确定。他已经如此生活了十多年。
即便不是穷忙族，高薪职业人群也在追问工作的意义。索尔福德大学研究员大卫 · 弗雷恩（David Frayne）主要研究工作和福利制度，他曾遇到一位金领女士萨曼莎，她拥有遗传学博士学位，在伦敦担任专利律师，从事生物技术专利领域的工作，其工作社会地位高、技能要求高且薪水丰厚。但她很快就觉得，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兴趣无法在这份工作中得到满足：" 我觉得我只是每天做高难度的数独谜题来谋生……就跟数独一样，它只是一种智力练习。唯一的最终目标是金钱。" 最后，她辞掉工作，去当一名能够跟人真实接触的私人家教和兼职服务员。
活在当下，我们还能热爱工作吗？《新周刊》在 2004 年的专题《不想工作》和 2026 年的专题《后工作社会》中都提到人们对工作的心态变化：" 工作不光意味着赚钱活命，也是人生的一种表达方式。内心深处，大多数人都不想做持续的跳蚤和勤勉的蚂蚁。在这‘后工作社会’，自由、快乐、休闲而富有诗意，是我们期待的工作副产品。这些，如果工作给不了我们，我们也就不想把自己献给工作。"
所以，一些打工人正在 " 砸烂格子间 "" 逃离工位 "。2026 年 6 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2025 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提及近几年的灵活就业人数：2024 年为 2.4 亿人，2025 年为 2.8 亿人，预计 2026 年达到 3.2 亿人。报告认为，原因除了一些企业缩减用工规模，还有一个因素是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去中心化的自由工作。在这个背景下，一大批 " 一人公司 " 出现了。
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姚建华教授团队发布的《2026 年中国一人公司（OPC）调研报告》，截至 2026 年 5 月，全国共有 426 个 OPC（One Person Company）社区，覆盖了 28 个省级行政区和 65 个城市。这些 OPC 创业者主要为 90 后和 00 后，他们的企业涵盖了科技、教育、电商、医学、工业、自媒体、短剧制作等诸多领域。在这个大浪淘沙的热潮中，也必然会有一批批 OPC 企业倒闭、退出，最终剩下一些真正找到变现路径的 OPC 创业者。
归根到底，无论工作的形态怎么变化，一份令人感到幸福的理想工作，其内核并没有发生改变。哲学家阿兰 · 德波顿说：" 人们何时会觉得某种工作是有意义的？无论何时，只要它能使我们开心或减轻别人的痛苦便有意义。" 当你对自己的工作是否值得热爱感到困惑时，便可以拿出这条万能的 " 金线 " 来判断。
假如回到意大利工厂的门口，我们不会再批判工人们麻木地卖命干活，因为大多数人都在努力为自己的家人挣下一份血汗钱，让他们有一间遮风挡雨的房子，一口填饱肚子的热饭，一张让下一代人改变命运的书桌。
与其问他们 " 你热爱工作吗 "，不如去问他们的老板以及那些有权力决定他们命运和待遇的人：你热爱这些努力工作的人吗？
21 世纪最缺的是什么？不是人才，他们已经满大街都是了。答案是审美。毕竟即使是 "985" 大学博士毕业的高学历人才，也可能是低审美甚至无审美的 " 美盲 "。正如木心先生所说：" 没有审美力是绝症，知识也解救不了。"
低审美的典型表现包括但不限于：在 " 我在 ×× 很想你 " 路牌拍照打卡，并把照片的磨皮美肤效果开到 100%；对网红事物没有什么抵抗力，包括网红脸；分不清 " 真古风 " 还是 " 伪古风 "，搞几件影楼风服饰就当真汉服；看到满大街的招牌和广告上刀劈斧凿般的 " 武士道书法 "，觉得很酷；喜欢光芒四射、五颜六色、饱和度拉满并且胡乱挤在一起的城市夜景。
那么，审美真的是一种完全主观的能力吗？美感到底是什么？
美学家朱光潜曾经以人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来解释什么是 " 美 "：当一棵古松矗立在庭院中，木材商看到它，心中计算着它能值多少钱、能做成什么样的木料，以及如何去 " 买它，砍它，运它 "；植物学家看到它，看到的是 " 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 "；而画家看到它，则完全不计较实用，也不推求因果关系，他的注意力完全专注于古松本身的轮廓、线条与气韵，使古松成为 " 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 "。朱光潜指出，只有第三种态度是审美的态度，因为它的最高目的不是实用，不是科学求真，而是美。
说到这里，关于什么是美，仍然还没有清晰的说法。朱光潜认为，美是客观和主观交融的产物，它不单单存在于 " 客观的古松 " 上（否则为什么木材商人看不到），也不能只存在于 " 主观的心灵 " 里（如果没有看过古松，画家也感知不到美）。那么，"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不同人的眼里确实有不同的 " 美 "。
不过，" 美 " 和世俗所说的 " 漂亮 "，可能有一道鸿沟。画家吴冠中曾回忆，他在山西见过一尊木雕佛像：佛像半躺着，身上满是虫蛀的小孔，显得有点可怕，然而 " 其姿态生动，结构严谨，节奏感强，设色华丽而沉着 "，美极了。但是，吴冠中强调这件作品并不 " 漂亮 "，因为漂亮一般是指质感细腻、柔和、光挺，或者材料独特贵重，而美的产生则 " 多半缘于形象结构或色彩组织的艺术效果 "。
可惜的是，人们宁可接受快餐式的感官刺激，也不愿提升审美力，去寻找美，欣赏美，思考美。吴冠中曾痛心地描述他的见闻：游览小三峡时，同舟的青年男女手里拿着小人书，对两岸鬼斧神工的大好风光视而不见；某一胜地陈列着神态突兀的老树根，本是绝佳的审美对象，却被人图省事抹上了大红大绿的油漆；山西永乐宫辉煌的元代壁画前，冷冷清清，无人问津，而那些新建的寺庙里，人们却对着那些仓促赶塑、面目丑陋的新菩萨顶礼膜拜。
在 " 低美感社会 "，审美是最不重要的事情，媚俗才是一切视觉的法则。所谓媚俗，是取消所有理解美的门槛，不加思考地做最直给、最粗暴、最简单的输出；所谓媚俗，就是奔着实用主义的目的，试图取悦所有人；所谓媚俗，就是不择手段，如果辣眼睛有效，那就让辣眼睛来得更猛一点；所谓媚俗，就是艺术史家帕佐瑞克（Gustav E. Pazaurek）所说，制作者 " 未经大脑斟酌就生产出来 "，接受者 " 未经半点思虑就消费掉 " 的一堆 " 俗艳花哨的垃圾 "。
2026 年，在短视频平台上，人们再一次聚焦 " 低美感社会 " 下的街道招牌、网红景点、艺术雕塑、城市灯光和建筑设计，满屏的弹幕都写着一个字—— " 丑 "。对比 2019 年《新周刊》的美学批判，社会的审美似乎没有改善。
想骂的话都骂过了，但如何才能提高一个社会的审美力？吴冠中说：" 人民审美力的提高主要靠艺术品的熏陶。熏陶，是经常性的潜移默化，非速成班所能奏效。" 他在法国留学期间，有一次在卢浮宫遇到一位小学教师，她极其耐心地引导孩子们去观察希腊雕塑，不仅仅讲历史，还特别注重谈艺术，分析造型、分析线条，深入浅出，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听懂。吴冠中心想：" 比之自己的童年教育，我多么羡慕这些孩子啊！"
想一想大多数人从童年到大学期间所能接受的美学教育是多么匮乏，我们或许对 " 低美感社会 " 的形成会多几分同情和理解。从 " 低美感社会 " 到 " 高美感社会 "，我们可能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直到每所小学的孩子都能够经常到艺术品面前接受美学的熏陶。
听上去很奢侈？恰恰相反，美学应该是一种普惠教育，审美力应该成为人的基本能力，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精英品位。就像朱光潜所说：" 人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的就是于饮食男女之外还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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