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场 " 的要义在于创作者以身体的亲历、感官的介入，抵达叙事对象的生活与精神现场，让叙事扎根于具体的生命经验，拒绝抽象化、符号化的表达，从而实现 " 当下性 " 与 " 真实性 " 的统一。而 " 有我 " 的叙事视角，强调彰显创作者的主体意识、价值判断，让 " 我 " 成为连接叙事对象与读者的桥梁。" 有我 " 并非以 " 自我 " 为中心，而是让抽象的精神内涵通过 " 我 " 的情感代入，转化为可触摸、可共情的具象体验。
王雁翔的《西高地手记》，正是将 " 在场 " 的纪实性与 " 有我 " 的主体性紧密融合，拓展了边疆叙事的审美经验。深入边防部队一线、与官兵同吃同住同巡逻的 " 沉浸式 " 体验，让王雁翔的散文鲜活生动。创作者的 " 在场 "，不仅是空间上的 " 身处边疆 "，更是情感上的 " 融入边疆 " ——他不是作为 " 旁观者 " 记录戍边生活，而是作为 " 参与者 "，亲身经历高原反应的煎熬、巡逻路上的艰险、边关生活的孤寂，这种身体与情感的双重 " 在场 "，让文本保留着粗粝且 " 毛茸茸 " 的生活质感。
而 " 我 " 的所见、所闻、所感贯穿始终，" 我 " 既是叙事的视角，也是故事的线索，更是投射情感的镜子。比如书中对胡杨形态的细致描摹，展现了自然之奇，更隐喻了戍边官兵在严酷环境中顽强生长的生命之美。
他行走于奇崛瑰丽的边防线，作品显露出手持镜头般晃动摇移的纪实风格。《红其拉甫的音符》以 " 我 " 的第八次红其拉甫之行作为叙事线索，从初上高原的高原反应到与官兵、向导的面对面交谈，再到目睹雪山的变幻、巡逻的艰险，" 我 " 的 " 在场 " 增强了作品的烟火气。两条辅助线索的穿插令人印象深刻：一是高原环境的变幻，从晴空万里到大雪纷飞，从白昼到黑夜，以环境烘托人物心境与戍边艰辛；二是红其拉甫的发展变迁，从油灯照明到长明电，从氧气稀缺到床头供氧，从徒步巡逻到道路升级，用今昔对比凸显边防条件的改善，也反衬出官兵坚守的价值和意义。
作品之所以真实、动人，在于以同理心的体察和推心置腹的对话求得与官兵们的共情、共鸣。叙事中 " 我 " 的存在，成为照见彼此的镜子。由此，陌生化的戍边生活与官兵们独异的心性便不再是单纯的客观存在，而成为被 " 我 " 重新编码的镜像。在 " 我 " 的视角里，一个个有个性、有疼痛、有懊悔、有困惑、有焦虑甚至有自己小心思的活生生的 " 人 " 被清晰赋形。作品写生活的疼痛甚至是苦难，写命运的悲壮甚至是悲剧，这并不影响对英雄壮举、豪迈精神的表达，恰恰写出了新时代戍边军人跌宕的精神轨迹和丰盈的心灵世界。
传统军旅文学的边疆书写，多将 " 苦难 " 作为核心叙事符号，戍边军人常被塑造成忍辱负重的悲情英雄，其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某种程度上被宏大的家国叙事所遮蔽，审美表达也容易陷入 " 悲情化 "" 单一化 " 的窠臼。而新时代文学的审美观照，更多地转向对个体生命与多重关系的深度叩问。
王雁翔的散文对传统边疆叙事中的 " 苦难意象 " 进行了辩证解构与价值重塑，核心在于尊重个体生命价值与情感体验，让英雄回归 " 人 " 的存在；以客观冷静的笔触探寻官兵的内心世界，挖掘苦难背后的精神力量，从而实现 " 苦难即磨砺 " 的审美转化。他从不回避西部边防严酷的生存困境：梧桐沟一年近三百天的七八级大风、冬夏极值温差的煎熬、水资源的极度匮乏；北塔山零下 40 摄氏度的严寒、巡逻路上的碎石险途……然而，在他笔下，苦难不再是戍边生活的全部，而是淬炼坚韧、生长热爱的熔炉。由此，我们读到的，是吕桂临 15 年坚守中的满足与自豪，是杨帆从迷茫到坚定的成长蜕变，是房佳乐在身世坎坷中依然乐观侍弄大棚……凡此种种，这些真切的个体生命经验无不印证了新时代戍边精神从 " 苦守 " 到 " 乐守 "、从 " 被动奉献 " 到 " 主动担当 " 的审美升华。
此外，作家将自然叙事、历史叙事与个体叙事巧妙融合，构建起多层次的审美维度。自然叙事中，胡杨、矢车菊、清泉等意象，与戍边官兵的精神世界形成呼应，构建起 " 人—自然—精神 " 的辩证关系，让自然之美成为精神之美的镜像。历史叙事中，《汉书 · 西域传》的记载、耿恭守疏勒城的壮歌、岑参的边塞诗作与连队的历史记忆相连缀，为当代的戍边坚守注入厚重的历史底蕴。个体叙事中，鲜活的人物带着独特的性格与经历，组成新时代戍边官兵的群像。三者交叉补充，形成了 " 自然之美、历史之重、个体之真 " 相融合的审美体系。
散文的写作与阅读一直都在抵抗生命的简化与遗忘，对抗着情感疏离与精神困境，它的使命是照亮生活经验，守护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和可能性。《西高地手记》注重文字的呼吸和节律，强调 " 有我 " 的感知和经验的 " 在场 "。这种 " 在场 " 而 " 有我 " 的写作伦理，有力重构着新时代边疆叙事的审美范式——从符号到具象，从宏大到个体，从悲情到丰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