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 12 月，日本内阁府正式推出了 " 就职冰河期世代支援计划 "（《就職氷河期世代支援プログラム》），向 1993 年～2004 年间毕业、至今仍未进入稳定雇佣状态的 45～54 岁群体，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补贴。这一迟到了近二十年的举措，将一段长期被隐蔽的社会创伤重新拉回到公众的视野。
在日本，" 就业冰河期世代 "（即就職氷河期世代）是一个精确的时间标签，指的是那些在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踏入职场、却遭遇企业大规模缩招的整整一代人。
这一代人的困境早已渗入日本的文化。无论是是枝裕和的电影《小偷家族》中靠打零工维生的边缘家庭、村上春树笔下的 " 悬浮青年 "，还是 NHK 纪录片《无缘社会》中那些与家庭、职场、社群彻底断裂的个体，无不折射出同一个结构性现实：当经济增长停止，最先被牺牲的，往往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
据厚生劳动省《大学卒業予定者の就職内定状況》的统计，1992 年，日本应届大学毕业生的正规雇佣率（即签订长期正式劳动合同）为 74.3%，到 2000 年已经下降到了 55.1%；同期，非正规雇佣（包括派遣、合同工、兼职）的比例从 12.6% 攀升至 31.8%。
这一断崖式的下跌，不仅改变了数百万日本年轻人的职业起点，更重塑了日本社会的代际契约。
工作机会减少，企业不愿意培养新人
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形成的 " 终身雇佣 + 年功序列 " 体系，曾为年轻人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职业路径：入职即稳定，努力即晋升。然而，1990 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企业盈利持续承压，人力成本成为首要的削减对象，这套机制首先在招聘端瓦解。
1993~2000 年间，日本大型企业应届生的招聘人数平均减少了约 40%。与此同时，正式岗位几乎只对应届毕业生开放，这意味着一旦错过窗口期，就很难再进入主流职场。
这种 " 一次性机会 " 的机制，使得个体的职业命运在毕业时就被锁定。2017 年，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发布的《第 15 回出生コホート調査》显示，在 1971~1985 年出生的群体中，约有 35% 的人在 30 岁之前从未获得过正规雇佣。他们长期在派遣、合同工或者是兼职工作中流动，难以积累可迁移的职业资本。
招聘市场的激烈程度也折射出职场供需的失衡。2003 年，东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大型校园招聘会，吸引了约 12 万名的求职者，而参展企业提供的正式岗位大概只有 3000 个，竞争比高达 40:1。厚生劳动省同期调研指出，应届生平均需要参加 20 多场面试才能获得一份工作（含非正式），部分年轻人因为长期求职失败而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
2010 年，日本政府估算 15～39 岁之间的 " 蛰居族 "（ひきこもり）约有 69.6 万人，其中相当比例都和就业受挫有关。
企业的用人标准也从 " 培养潜力 " 转向了 " 即戦力志向 "，也就是要求新人入职就要能够独立开展工作。东京大学社会学教授玄田有史等学者将这种现象概括为 " 经验悖论 "：企业只招有经验的人，但正规雇佣岗位的稀缺，又使得年轻人根本无法获得被认可的职业履历。
结果就是大量毕业生被迫进入派遣、合同工或兼职等非正规雇佣轨道。截至 2018 年，1993～2004 年毕业群体中仍有约 97 万人处于 " 无业或非正规就业 " 的状态，平均年收入仅为正规员工的 58%。职业起点的落差，就此埋下了长期不平等的种子。
被延迟的社会成年
在日本社会，" 就职 " 不只是谋生的手段，更是完成 " 社会成年 " 的关键仪式。拥有了正式的工作，才意味着具备了结婚、买房、组建家庭的资格。当职业身份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时，整个人生的节奏便会随之错位。
IPSS 的长期追踪数据显示，1970 年出生的男性 35 岁时已婚率为 72%；而 1975 年出生（即冰河期初期毕业生）的男性，仅仅晚出生了 5 年，这一比例就跌至 58%。女性的趋势更为明显，同期已婚率从 63% 骤降到 49%。婚姻的推迟直接抑制了生育意愿。IPSS 与总务省联合推算，1975 年出生男性终身未婚率约为 28%，女性约为 18%，显著高于前一代人。
这种 " 不敢婚、不敢育 " 的心态，源于对未来的信心不足。内阁府《青年の意識に関する調査》显示，20~34 岁的青年中有 72% 的人 " 对未来感到不安 "，其中 68% 将原因归结为没有稳定的工作。
非正规雇佣不仅意味着收入低下，更意味着被排除在了社会保障体系之外。2005 年，日本年收入低于 200 万日元（约合 10 万元人民币）的劳动者达到 546.9 万人，占全体雇用者的 25%，这一群体被称为 " 穷忙族 "（ワーキングプア）。
以东京为例，2005 年非正式员工的平均月收入约为 12 万日元，在扣除平均房租（约 6 万日元）和基本生活开支后所剩无几。他们很多人从未加入过雇佣保险或厚生年金，医疗、养老、失业保障严重不足。2008 年 " 雷曼事件 " 之后，企业首先裁减的也是这部分员工。
日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虽然存在，但申请门槛极高：需要证明无存款、无收入、无亲属支援。很多年轻人因为保留了少量房租或者是水电费而被审核拒之门外。部分失业者被迫栖身于 24 小时网吧，被社会称之为 " 网吧难民 "（ネットカフェ難民）。
当基本生存尚需挣扎时，组建家庭便成了一种奢望。而这一代人的集体性选择，最终在数十年后演变为少子化与劳动力萎缩的结构性困境。2023 年日本出生人口跌破 76 万，创 1899 年有记录以来新低。
精神上的创伤和迟来的补偿
比物质匮乏更难愈合的，是精神与心理层面的创伤。厚生劳动省《自杀対策白書》显示，20~34 岁男性自杀率在 1998 年达到了峰值，相比 1990 年上升了 37%，其中 " 经济与生活问题 "（包括失业、债务）是首要诱因。东京大学 2008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长期求职失败者中，抑郁症状检出率显著高于平均水平。
在一个强调 " 努力就有回报 " 的社会文化中，就业失败常被归咎于个人的懈怠，日本媒体与公众的舆论也一度将冰河期世代标签化为 " 低欲望族 "" 失败的一代 "。
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冰河期世代的困境也都被视为是社会 " 过渡性阵痛 "，未被纳入到主流政策的议程之中。直到 2010 年代后期，随着这个群体步入中年，贫困、孤独死、社保缺口等问题集中显现，政府才开始正视其系统性的代价。
2019 年，《经济财政运营基本方针》才首次承认：" 就业冰河期世代因为时代原因未能获得公平机会，国家负有道义责任。"2023 年推出的专项支援计划，正是这一认知的政策落地。
然而，补偿来得太晚。大阪大学经济学教授大竹文雄在一次访谈中指出，45 岁以上的非正式雇员即便是再培训后，也很难和年轻人竞争那些新兴的岗位，政策效果十分有限。
厚生劳动省《2022 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45~54 岁的非正规雇员中，32% 的家庭年收入低于 200 万日元，远低于 270 万日元这一维持基本生活的相对贫困线。
而心理创伤还在代际之间传递。京都大学发表于《教育社会学研究》的论文证实，冰河期世代子女更倾向于选择 " 稳定但低薪 " 的职业路径，教育期望显著低于同龄人。制度性的机会剥夺，正悄然转化为下一代的风险规避。
不该被遗忘的代价
2025 年的日本职场出现了魔幻的反转：企业追着应届生涨薪、发入职奖金，广岛县甚至出现了 1 个毕业生对应 4.31 个岗位的盛况。但很少有人提及，这份 " 就业繁荣 " 的底色，是冰河期一代人的沉默牺牲——他们因为没有稳定的工作而不敢结婚生子，导致劳动力缺口不断扩大，才让后来的年轻人成为了 " 香饽饽 "。如今那些在招聘会上被争抢的应届生，或许也永远无法理解，三十年前的同龄人曾为一份温饱工作拼尽全力。
据日本内阁府估算，就业冰河期世代当前约有 1700 万 ~2000 万人，年龄多在 45~59 岁之间，其中约 100 万人至今仍处于无业或非正规就业的状态，退休后将会面临严峻的经济风险。
" 在时代的浪潮里，有人被推着向前，有人被留在了原地。" 那些在冰河期里打零工、躲网吧、被标签定义的年轻人，他们的青春没有 " 逆袭 " 的剧本，只是在时代的寒意中默默承受。
如今，当我们谈论起日本职场的 " 今非昔比 " 时，其实也不该遗忘他们。倒不是为了沉溺于苦难叙事，而是铭记一个共识：任何社会转型的成本，都不应该由最脆弱的年轻一代独自承担。
毕竟，没有哪代人的青春，该被时代的冰河彻底冻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刘知趣，作者：刘知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