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朋友圈里，没人会相信我后来做了记者，要说做点小生意还说得过去，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疯疯癫癫到处跑。
记者是玩笔杆子的文化人，而我这个在 " 文革 " 中成长的高中生，确实没学到多少知识，咋可能去做记者？
但人的命运就是这样，虽然我学历不高，却学会了照相，这在当时还是一门手艺，就这样我被应聘到报社，做了一名摄影记者。
不知不觉在媒体干了 30 多年，如今退休在家，回顾自己的记者生涯，要说这个活好干也好干，说不好干也难干，其实各行各业都一样。
做记者，既有平台因素，也有个人追求，但只要热爱自己这份职业，在哪都会有收获，只是每个人的职业分工不同。
最初我在企业报干了十几年，1998 年被应聘到西安《华商 · 报》。这家都市报平台就比企业报大得多，只要能采访到有价值的新闻，去哪都开绿灯。
我先后在新闻摄影部和深度新闻部都干过。
我是个闲不住的人，只要听说哪有新闻，情绪就激动。所以，在我从业期间，多次采访重大突发新闻及深度调查等报道。
作为摄影记者，具有挑战性，特别是揭露社会阴暗面，不仅需要智慧，还要有冒险精神。
因为揭露黑幕，必将触及到违法企业及个人，有人为了保住乌纱帽，就会采取各种手段，软硬兼施，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博弈。
记得 2000 年冬季，山西河津天龙煤矿发生一起特大矿难，死了 46 名矿工，而矿上只虚报了 3 人。
为了调查事故真相，报社派我们 4 名记者前去采访，却遭到矿上的人暴打。
我是摄影记者，目标大，矿主抢走了我的相机，用碗口粗的木棒雨点般地猛打在我身上，我们几人被打得头破血流。
当我们逃到另一个矿时，保护我们转移的矿工，每人手拿着木棒、铁棍，其中一人怀里还揣着一把手枪，称枪里还装有 5 发子弹，场景就像警匪片。凌晨 4 点多，当地武警才将我们解救了出来。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批示尽快调查，严肃处理，随后多位涉案官员落马。这次采访历险记，许多素材后来被拍成了影视剧。
2001 年，广西南丹矿难死了 80 多名矿工，采访中，矿主将央视记者的摄像机给砸了。
一时间，全国各地记者前来采访报道，最终将这起矿难查了个水落石出，并调查出几年前一起特大矿难，县委书记为此被判处死刑。
2002 年，山西繁峙矿难死了 38 名矿工，为了掩盖真相，矿主将遇难者毁尸灭迹，性质十分恶劣。
而前期采访的几位记者均收到矿主金条贿赂。
当我们赶去采访时，矿主仍采取老套路，遭到我们拒绝，最终将这起隐瞒多时的矿难揭露了出来，多位相关人员落马。
那几年矿难时有发生，记者采访非常危险。
当事方很不理智，如果及时将事故原因公布于众，该承担的责任必须承担，人命关天总得有人担责，而掩盖真相、野蛮敌对最终会自食其果，受到法律严惩。
而对记者来说，必须经得起诱惑，人命关天，不能丧失记者的良知，矿工含冤死在井下，你明知不报，就有失新闻伦理道德。
20 年前，我们调查一起乡村退耕还林死了两个农民，原因是农民在退耕林里套种了一点黄豆，按照政策要罚款。
采访结束后，当地官员将我们拉到县里热情款待，临走时给我们每人送个大红包和几十条高档香烟，均遭我们拒绝。
从业期间不知遇到过多少次这样的贿赂，不是我有多么高尚，而是这个钱拿不得，人命关天，咋能拿农民的 " 命钱 "？稍有良知的人都会拒绝。
我做记者的原则是，虽然说真话需要勇气，甚至会遇到各种阻力，但绝不能说假话。
2003 年 3 月，报社派我们去采访伊拉克战争，开战几天后，我和新浪网正在做现场连线，突然一颗导弹落在我们居住的酒店不远，我拿起相机就冲了出去，连线只好中断。
当我进入战区采访时被丢失在沙漠里，幸好被西班牙记者解救，不然早就没命了。这次采访伊拉克战争就有 70 多名记者殉职。
做个有正义感的记者确实有风险，甚至是生命危险，而我又是摄影记者，必须冲到新闻第一线。
2002 年，陕南遭受 6.9 特大洪灾，由于道路损毁，我们徒步 80 多里山路进入重灾区佛坪县采访。
5.12 大地震，我们也是最早进入灾区采访的媒体。从业期间，我多次采访重大灾难，虽有危险，但只要具有使命感，就无所畏惧。
让我感到恐惧的反倒是调查黑幕，因为你在明处，人家在暗处，采访难度非常之大，既要有智慧，还要有周密的安排，甚至要乔装打扮，一旦暴露身份，或许连命都没了。
2000 年 3 月，山西清徐暖气片厂有 5000 多外来工，平时不许外出，厂里围墙高达 3 米多，并装有电网。劳工称这里就像座监狱，限制人身自由，一旦发现逃跑，必将遭到毒打。
我们接到线索立即赶去营救，因为厂里有多位陕西籍农民工。
当我们掌握到许多黑幕后，正准备离开时，厂方不让走，称去会议室座谈。凭经验，我心里有种不祥预兆，赶紧将拍摄的胶卷交给司机，重新换上了新卷。
在以往暗访中，我多次采用这种手法；并叮嘱司机，如果我们半小时没出来，就赶紧报警。
当我们刚进入会议室，对方就将大门紧闭，态度大变，必须交出胶卷和采访本，不然就别想出去。
我们僵持了两个多小时，眼看对方要动手了，我只好交出胶卷和采访本。
出来后，我问司机咋不报警？他说：" 早就报警了，但没见出警。" 我心里啥都明白了。
回来后，我们连续发了多篇报道，社会反响很大，迫于压力，当地有关部门将厂里几千名农民工全部被解救了出来。
作为记者，经常会采访群体事件，我的体会是，记者在现场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千万不敢拱火，虽然知道哪方受了委屈，但必须克制。
2004 年，陕西陈家山矿难死了 166 名矿工，事发当日，井口聚集了数千遇难者亲属，情绪十分激动，一旦有记者在现场作为不当，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 2012 年，西安民众上街游行，抗议日本政府将我国钓鱼岛 " 国有化 "，钟鼓楼广场数万民众义愤填膺，高唱国歌。此时队伍里有人指出现场有日本人，吐沫星都能将其给淹死。
所以，记者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弄不好就会给社会造成动荡，必须做到客观公正，确保新闻的真实性。
如今我退休在家，回顾以往采访的经历，确实惊心动魄，但我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在所不惜。
作为记者就要有担当，虽有风险，但一定要给读者奉献有温度的新闻，这不仅是职业的要求，更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来源 / 草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