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 年 5 月，上海，一个 27 岁的湖南青年敲开了时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章士钊的门，并递上了一封介绍信。
章士钊是当时北洋政府的红人，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极高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按理，这样的大佬不是随便什么人想见就能见到的。但当章士钊看到介绍信的署名是自己的老朋友、著名教育家杨昌济时，便果断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子请进了家门。
在信中，杨昌济向章士钊极力推荐他的得意门徒，也就是面前的这个年轻人——毛泽东。称他 " 前程远大 "，如果想要救国救民，这个人就是不二的人选。不过，毛泽东此次登门拜访，目的并不是为了给自己谋差事，而是想请章士钊出面，帮一群即将远赴法国留学的青年学生筹措一笔路费。
" 勤工俭学 " 这四个字，现在听起来稀松平常。但在一百多年前，它意味着一场用体力换知识、用青春赌国运的冒险。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发起的这个运动，本意是想让中国青年到欧洲去，一边做工一边学习，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理念搬回中国。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优秀的中国青年出国留学，已成为一大风潮。
面对比自己年长十几岁、社会地位极高的前辈，毛泽东不卑不亢、侃侃而谈，他给章士钊讲新青年的抱负、理想、志向、信念 ...... 章士钊被他的一腔热血打动，当场拍板，在上海工商界发起募捐，很快筹集到了两万银元。把这笔巨款交到毛泽东手上时，章士钊明确告诉他：出了国之后，必须要半工半读，真正体验劳动者的生活，而不能做那种只知闭门读书、舞文弄墨的旧派知识分子。
1920 年前后的法国，汇聚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杰出的一批青年才俊。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蔡畅、李维汉、聂荣臻、陈毅、陈延年、邓小平 ...... 后来，他们都成了可以在党史中开列单独章节的重要人物。
不过有些意外的是：之前几乎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扑在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宣传、组织和筹备上，东奔西跑替人联络、筹款、办手续，忙得脚不沾地的毛泽东，最后却没有如期登上去法国的轮船。
对于这次 " 放鸽子 "，毛泽东给出的理由是 " 我国内的问题还没有研究好 "。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太复杂，需要有人出去看世界，也需要有人留下来扎根。而他自己对本国的事情知道得还太少，" 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对本国更为有利。"
这个决定改变了毛泽东的人生轨迹，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的历史。如果毛泽东在 1920 年也上了那艘船，他或许会成为旅欧共产党组织里一位优秀的 " 理论家毛泽东 "，但后来那个在井冈山点燃 " 星星之火 "、在延安窑洞里写下《论持久战》、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 "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 的 " 人民领袖毛泽东 "，或许就是另一种模样了。
01
送走了赴法的朋友后，毛泽东立即马不停蹄去了上海老渔阳里 2 号，拜访他心中的 " 大先生 " ——陈独秀。彼时，陈独秀已将全国闻名的进步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从北京迁到上海，并在此紧锣密鼓地筹备建党事宜。
这是共产党史上两位巨人的第一次会晤，见面时间不算长，但影响非常深远。陈独秀对于湖南人的奋斗精神一直很有好感，他曾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写：" 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称毛泽东是 " 可敬可爱的青年 "；热情讴歌：" 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雄大精深得多。" 在陈独秀的影响下，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进一步的转变。后来，他在与斯诺交谈时说：" 到了 1920 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做了一个让当时很多人疑惑的选择：他去一师附小做了校长，并且一当就是两年。
不过，毛泽东这个校长当得并不安分。他搞的课程表，在全中国大概都找不出第二份：除了常规的国文算术，他在学校还设置了园艺、畜牧、印刷 ...... 等一系列 " 实践 " 性质的课程。在校园的空地上开辟了菜畦，搭起了鸡舍，学生不光要读书，还得下地种菜、喂鸡养猪、进印刷房排版印信封信纸 ...... 有人质疑他 " 不务正业 "，毛泽东却有自己的一套教育哲学。他认为：学校不能跟社会脱节，如果学生在学校里学的是一套，走出校门面对的是另一套，那和没上过学没什么区别。要么被社会同化，变成随波逐流的人；要么跟社会格格不入，变成消极避世的逃兵。他不能看着中国的青年走上这样的道路。
除了管小孩，毛泽东还惦记着大人。他在附小旁边办了一所工人夜校，专给那些没上过学的劳工扫盲。他亲自上台讲课，不照本宣科，而是从工友身边的事情说起：为什么干活的是我们，拿大头的却是老板？为什么我们累死累活，病了连抓药的钱都没有？...... 这些简单而又现实的问题，一步步把工人的朴素不满引向了阶级意识的觉醒。
1920 年冬天，毛泽东在长沙秘密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参与者一共只有 6 个人，除毛泽东外，还有何叔衡、彭璜、贺民范、易礼容和陈子博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激昂的口号，就是在某个夜晚的某个小屋里，几双手握在一起，共同约定 " 干一票大的 " ——大到要改变整个中国的命运。
与此同时，李大钊与陈独秀也正在积极推动着一个新的政党的成立。
02
李大钊和陈独秀，是中共建党绕不开的两个名字，圈内人称 " 南陈北李 "。两人一个是传播火种、培养骨干的学者，一个则是纵横捭阖、发动群众的实干家。在当时，他们是无数中国进步青年心中的北斗和灯塔。
1920 年 8 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陈独秀当选书记，参与者还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两个月后，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诞生，李大钊成了负责人。随后是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日本东京、法国巴黎 ...... 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一个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新党派，已经呼之欲出。
1921 年夏天，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今兴业路 76 号）的一栋不起眼的小楼里，陆续住进了一批操着不同口音的年轻人。他们对外说是 " 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 "，实际上，他们是来开一个至关重要的会议。
共产国际派了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两名代表来上海，督促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统一的政党。李达和李汉俊在上海负责筹备，给各地小组发去密信，要求各选派两名代表出席。随后，北京的张国焘和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和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和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和邓恩铭、日本东京的周佛海等代表相继抵达上海，广州方面，时为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因公务繁忙难以抽身，派遣了包惠僧为代表，与另一位代表陈公博一起出席，李大钊则正以八所院校职工联谊会的主席身份领导北京高校与拖欠公教人员薪水的北洋政府作斗争，也未能亲临。最终代表全国五十多名党员参会的，就是这 13 个人。
13 位一大代表中，年纪最大的是何叔衡，他出生于 1876 年，时年 45 岁。其他人几乎都是那个年代的 "80 后 ""90 后 " 甚至 "00 后 "，年纪最小的刘仁静只有 19 岁。他们的平均年龄为 28 岁，恰好是毛泽东当时的年龄。
1921 年 7 月 23 日，" 一大 " 正式召开，会议开了好几天，讨论党纲、决议、组织原则 ...... 气氛紧张而又热烈。直到 7 月 30 日晚，聚会突然因一名陌生男子的闯入而被打断。此人东张西望了一圈后，只说了一句 " 不好意思，走错门了 "，便匆匆离开。经验丰富、警惕性极高的马林立刻叫停会议，让大家分散撤离。前后不过十分钟，法租界的巡捕就包围了这栋楼，翻箱倒柜搜了个遍。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爱人薛文淑后来在回忆录中仍有些后怕地写道：" 有一天，我回到家，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说，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 ...... 幸亏走得及时，差一步就是一网打尽。"
会还得继续开，但上海肯定是不能待了，必须另找地方。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出了个主意——嘉兴南湖，那里人少，租一条画舫开到湖心，安全又隐蔽。随后，王会悟亲自出马，提前一天去南湖租好了船，并准备了饭菜、麻将作掩护，其余人则分两批坐火车到了嘉兴。
1921 年 8 月 3 日，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胜利闭幕，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一个崭新的政党，就在这条普普通通的小船上悄然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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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中国共产党闪亮登场，远在法国的留学生们也没闲着。
1922 年 6 月 18 日清晨，巴黎西郊的布罗尼森林迎来了 18 个年轻的中国人：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佘利亚、袁庆云、王凌汉、傅钟、萧朴生、萧子暲、汪泽楷、李慰农、郑超麟、尹宽、任卓宣 ...... 他们每人都带了一把铁折椅，在草地上围坐成一个圈，讨论建立统一的中共旅欧共产主义组织。
会议开了一整天，表决通过后，定名为 " 中国少年共产党 "，赵世炎当选为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后又增补王若飞、陈延年、尹宽为执行委员。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设在巴黎 13 区意大利广场附近戈德弗鲁瓦街 17 号的一家小旅馆中。消息传回国内，中央认可了他们的合法性，并建议改名为 "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从此，这支欧洲分支跟国内的组织正式接上了轨，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 " 桥头堡 "。
而这批共产主义先驱后来的命运，也令人唏嘘感叹。起初，他们或许都是抱着奋发图强、改变中国的雄心壮志的。但道路终究是坎坷崎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的变化，有人选择继续坚守，也有人在半道迷途、掉队，甚至走上了相反的方向。
1930 年，鲁迅先生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一文中写：" 因为终极目标的不同，在进行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鲁迅先生这段话来形容一大代表以及 " 少年共产党 " 的创始人们后来的人生选择与轨迹，再合适不过。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便不断有人 " 退伍、落荒、颓唐、叛变 "。
1949 年 10 月 1 日的开国大典。当年出席 " 一大 " 的 13 位代表中，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其他人有的在斗争中牺牲，没能等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天；有的人因为意志不够坚定，走了弯路，但始终保持着大节，没有叛党；还有人则经不住诱惑，不仅脱党，甚至堕落成为汉奸。
同样的起点，不同的终点，大浪淘沙，历史就是这样残酷又冷峻地筛选着每一个人。
04
把时间拉回到 1921 年夏天，那条南湖的画舫上，谁会想到这个只有五十多人的小党，会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就打下整个江山？并在一百多年后发展到拥有上亿名党员的规模？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敢这么想。那时候，这些年轻人们所面临的，是军阀混战、列强环伺、民生凋敝的社会状况，任何一个难题都像是无解的死局。
但是，总会有一些不信邪的人，愿意去试一试。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
从 1920 年毛泽东借钱送少年赴法，到 1921 年南湖游船上的秘密会议，再到 1922 年巴黎森林里的那十八把铁折椅，这段历史最动人的地方，不在于它后来的壮丽与辉煌，而在于它起初的 " 草根 " 与 " 天真 "。一群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没权没钱没背景，全靠满腔赤诚，就敢说要改天换地，倒也有种 " 不讲道理 " 的浪漫。但就是这种 " 不讲道理 " 的浪漫，撬动了中国的命运。
他们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神明，而是一群跟我们一样会累、会怕、会疑惑、会迷茫的普通人。只不过，他们做了一件不普通的事：在所有人都觉得 " 不可能 " 的时候，选择了 " 试一试 "。这一试，就试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嘉兴红船的火种从未熄灭，它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手中传递着，一直闪耀到今天。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正青春，正昂扬。
来源 / 今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