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工厂、工地淘汰后，这群大龄女工在土地间流动

被工厂、工地淘汰后，土地重新收留了她们。

许多人第一次知道她们的存在，以及她们面对的近乎苛刻的工作节奏：每日工作时长普遍超过12小时，需完成数万次采摘动作。

身体的疼痛与损耗是直接代价。不止采茶，她们也摘大蒜，摘枸杞、辣椒——她们的脚步跟随时节在土地间流转。

这个夏天，坐在驶离河南周口太康县城的大巴车上时，女工们信心十足，准备多赚点钱。

她们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从下辖各个村庄赶往集合点。有些大龄女工不识字，更不认路，只能由中介去村头接。出发时，大巴车的储物舱塞满了塑料桶、化肥袋子和包裹。

她们本次的目的地是300多公里外的江苏邳州，位于苏鲁交界处的县级市，也是国内最大的白蒜生产、出口基地。此时正是当地每年的招工旺季，需要大量拔蒜工人——大蒜经由工人之手拔出、剪茎、晒干、剥皮，再由工厂加工成蒜油、蒜粉、胶囊等产品，被运往东南亚、欧盟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大姐、阿姨，劳务中介这样称呼女工们，她们也这样称呼自己。女工赵炎和郑红是同村，又是远亲，在车上座位紧挨着。此前，她们没人干过拔蒜的活，但都有多年务农经验，觉得"不是难事"。午后发车前，郑红特意拍了段短视频记录"出工"时刻，配文"出发邳州，大姐们加油"。

她用镜头扫过车厢，几乎都是她的同乡。后来她告诉我，有些面孔她有印象，之前去给人打零工时见过，但彼此并不熟悉——工期结束大家回到村庄，联系也就断掉了。

很多年轻些的女工是看直播发现的这次工作机会。她们都关注了一个叫"华哥"的当地中介，在后台私信后，很快就有人来联系，核实身份信息，就算报名成功了。不识字、更年长女工们的消息来源就是这些乡邻。有位女工联系了十几个同村，浩浩荡荡一行人，有人调侃称呼她是"二工头"。

中介海涛是本次负责管理的人员之一。他今年23岁，但工龄已经7、8年。据他说，他们和"华哥"是合作关系，不属于一家劳务公司，把招的工人放在一起，"吃大锅饭"，分摊彼此的成本。

招拔蒜工最主要的标准是吃苦耐劳。海涛说，年龄范围比一般零工招聘放宽很多，65岁以内，没有基础病就能来，再大龄会徒增风险，"到时候在地里有点啥事，咱这边不方便嘛。"

除了对接蒜农的活儿，他的业务范围也包括春天采茶工、夏末枸杞工的招聘，以及各类工厂、学生工对接。据他说，今年的拔蒜工人一共招了130多人，绝大部分是45岁到65岁之间的大龄女工。根据经验，这群阿姨是"最有可能坚持下来的人"。

中介比谁都清楚，这是一份超高强度工作：凌晨4点到旅店门口集合，十几个工人像沙丁鱼一样挤进面包车，由他开车前往更偏远的村庄。工人被农户挑选后，就被带到地里开始干活。一般从早上5点多开始，重复拔蒜动作近7个小时，到12点才能吃午饭。

午休就在田埂边的阴凉处，工人们席地而睡，休息一会儿；下午1点，弯腰铲土、拔苗的动作又开始循环，直到下午6点多，才能结束工作，坐面包车返回宾馆。中介给每个拔蒜女工都配发了一个墩子，用绑带套在大腿上，能保持"坐着"的姿态行进。但时间过长，阿姨们的屁股酸痛，需要不停站起来，放松一下四肢。

这份高强度的体力工作，每年都有人中途放弃。年轻人，或者没什么农活经验的，一般都坚持不下来。拔蒜的季节在初夏，碰上气温拉升，每年中暑的例子也很常见。中介每天要在阿姨们劳动结束后和蒜农一起量地、结算，也要时刻关注工人的身体情况。"就算是农活，这也是里面最累的一种。"

68岁的阿婆对这些外部情况一无所知。她跟着老家侄媳妇一起出的门，只想来"挣点钱"。她刻意和中介保持一定距离，害怕被发现超龄后遣返——无论是按照工厂、工地还是农活的年龄红线，她都是 "漏网之鱼"。

她算了一笔账：每年她和老头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养老金和种地。养老金是最基础的一档，两人加起来每年大概3000元左右。家里1亩4分地，抛开化肥、农药等成本，卖粮食的年收入大概1000元。但支出的项目就多了，衣食住行外，她每年固定要交的还有两个人的居民医保，加起来800元，还有日常各种药物，没有定数，"一年光吃药都不知道多少钱。"

为了不伸手跟儿女要钱，她和老头平时也会打点零工。"闺女儿子都有家庭。都有自己的小孩要养，你跟谁要钱？"

阿婆之前很自信能撑住拔蒜的劳动强度。她说，自己之前干工地就干过6年，别人砌墙，她递砖块，弯腰、起腰，往上递。时间长了，她的身体出现了不可逆的劳损，腿、腰、脊柱都疼。"疼得很的时候，就像肉里有铁条在钻，眼泪哗哗掉"。阿婆说，自从上回身体疼得趴在床上，坐都坐不起来，她再也不去工地了。

阿婆赚到的钱换回各种昂贵的药，草药、膏药、药酒，这次来，她带上了速效救心丸和止疼片。

结果拔蒜第三天，她就有点撑不住了，她伸出手给我看，单右手上就磨出了3颗大水泡。疼得伸不开手。或许因为常年劳作，她的指节已经变形，泥渍渗进皮肤的褶皱里，手掌蜷曲着，没办法完全伸直。

来到车辐山镇第二天，女工们就觉得自己被劳务广告欺骗了。郑红跟同村的赵炎发了一通火，指责她不知在哪看到的不靠谱消息，拉她来一起受罪。赵炎也很委屈，"这钱还不够我回去看筋的呢"，她扯着嗓子喊，谁能知道来了是这情况？

和她们在一个小队的李丽也觉得被骗了，跟着一起嚷嚷。李丽在女工里很显眼，1米75的个头，嗓门也大，工友们都喊她"高个儿"。高个儿说，来之前，中介在直播间介绍的计酬方式是"包亩"，按照拔蒜的面积算钱。她觉得自己年轻，想和几位同样年轻的工友合作大干一场，但来到后发现是按天算钱，相当于日结工。每天在酷热的天气里工作十几个小时，才拿200块钱，"肯定心里觉得有出入"。

宣传时的住宿标准也隐瞒了部分信息。她说，之前中介只是说会安排住宾馆，但没说人数，来了发现小小的房间里放两张1米2宽的小床，却要挤下4个人。有些原本的三人间则要塞下6个人。

她和那位高龄阿婆分到了一个房间，生活习惯完全不同：阿婆习惯随手丢垃圾，上厕所也不冲水，她每次都要帮忙善后；另外，阿婆睡前会用湿毛巾擦洗身体，完全不避人，她感到尴尬；到了晚上，阿婆觉得太冷，要求她们关掉空调。高个儿有点生气，没理会她，结果发现老太太一个人裹着被子一动不动，她害怕了，赶紧把温度调高。

在这里，会遇到什么样的主家，基本仰赖运气。高个儿、赵炎、郑红这个"精英小分队"一直在一起行动。在这里，年轻也是一种筛选——没人愿意和干活慢的老年人合作。高个儿的另一个室友和阿婆分到了一起劳作，她听对方抱怨，阿婆动作迟缓，但在地里也没人敢催她，为了给蒜农交差，大家只能把阿婆没做完的活平分，多拔一片。

小分队碰到的第一户蒜农是一对之前在市里做玉石生意的年轻夫妻，待人温和，每天的早饭和午饭都带一次性餐具给她们，还会买来冰镇啤酒，供她们消暑。小分队不想中途更换人家，就跟蒜农协商好，让蒜农去告知中介，把他们家的蒜地拔完再换地方。

因为是按天算钱，她们私底下偷偷协商，尽量保持统一节奏，慢点干活——在时间固定的情况下，动作慢总是最划算的。

没过几天，中介就安排大家到另外的镇上做工，她们被迫离开了这家"好雇主"。女工们也不再集中住宿，而是分散到需要用工的农户家里住。

再见面时，"高个儿"还对前一晚的挑人环节心有余悸。她说，幸好她们及时察觉，敢于反抗，才争取到了这户素质不错的主顾。

中介原本给她们安排的是另一家，但那人连她们提出的"下碗面条当晚饭"都显得迟疑，"一看就很抠门"，她和赵炎带头和中介吵了起来，说她们也要有反选的权利。目前的蒜农雇主，一位戴着腕表，金戒指，打扮看起来像个干部的老头很符合她们的标准。双方很快达成一致，中介没办法，只好重新划分。

但她们没有预料到的是，雇主的儿子也会和她们一起干活，相当于督工，干活就没法"摸鱼"了，只能硬着头皮快速劳作。

这天中午，气温攀升到37度，阳光像烧红的针扎下来——人在地里站一会儿，裸露的皮肤会留下灼痛的红色印记。郑红的上衣早被汗水浸透，紧贴皮肉。她不停用帽沿擦脸，避免汗水流进眼睛。为了缓解燥热，她把防晒帽用水浸湿，但很快就被晒干。她感到头胀眼花，不得不停下到阴凉处休息。田埂边的塑料水杯滚烫，水也是温热的，喝下反而令人更想吐。

熟悉的土地成了漫无边际的蒸笼，放眼望去只有连绵的绿得无聊的大蒜秧苗。即使郑红一身蛮力，说自己干了半辈子体力活，"比男劳工都有劲儿"，也在酷暑面前败下阵来。

一位女工压低声音说，妈的，在这里跪着挣钱，回家要站着。

"你挣个一两千还站着了"。另一位女工大声调侃她。

郑红的另一个同乡，一位干活速度和讲话一样慢的女工，在大家抱怨一通后，慢悠悠的声音才从人群里传来，"你要找工作还是得通过他（中介），不然咋弄？自己又找不到"。她说，这几天体力上已经习惯了这种劳作节奏。她已经对疼痛本身感到麻木了。前两天因为高强度拔蒜，手掌磨出的水泡，已经被再次磨破了，脓水流出，皮肤表层塌下去，摩擦后开始变硬。

在蒜地漫长的一天里，女工们需要彼此聊天，才能熬过枯燥的劳作。

这天下午，大家已经连续工作了几个小时，肩膀、背、腰接连"告急"，行进速度也明显慢下来。一位穿黑色蕾丝上衣的女工抱怨说，如果"下辈子不托生成人就好了，就不用干活了"。另一位女工接过话茬，"托成个猪，托成个羊，还不如人呢，人家叫你吃啥你吃啥。得托成大熊猫，就有人保护了。"

"女人怀孕的时候也是大熊猫，结果之后呢？"同排拔蒜的阿姨调侃。

地头解乏的酸笑话，让大家接连感慨起命运来。赵炎默默听着，末了说，她谁都不怨，现在的遭遇都是自己的选择。她在拔蒜队伍里算年轻人，80后，但面孔却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皮肤黝黑，话也少，套一件迷彩服就钻进蒜地，弯下身子淹没在成片秧苗里。

如果真有命运安排，那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块是她自己推动的。赵炎说，她人生的转折点在于没有躲开"高跟鞋的诱惑"。

初三下学期，中考前，她见到辍学外出打工的朋友回村，穿得可体面，脚上是当时最时髦的高跟鞋。她还在念书，穿朴素到土气的校服，每天骑着只有链条没有挡瓦的破自行车到镇上上学，除了学习还得"吭哧、吭哧"准备体育考试，练习仰卧起坐。那双高跟鞋让她觉得自己也应该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赵炎说，当时她在班里成绩不错，闹退学时，老师找到家里来，劝她去上学，她远远看见，躲了起来，没敢跟老师直接见面。她铁了心要去打工。父母拗不过，放她去了许昌腐竹厂。当时她才15、16岁，连身份证都没有。

拿到第一笔工钱，她就给自己买了双黑色高跟鞋，粗跟，大头。但穿上就开始感到后悔，"还没我的球鞋得劲呢"，她说。同样和想象相距甚远的还有外面的世界，工厂太累了，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她会偷偷抹眼泪。出门大半个月，父亲去看过她一次，问她在厂里能不能干下去？言外之意是，想劝她回去读书。她心里很想回学校，但嘴里死不承认，"因为那（退学）是我自己的选择嘛，死要面子。"

两个多月后，她实在坚持不下去，灰溜溜回了家，但已经错过了中考。回头看，她说，可能再回课堂也坐不住了，"心已经静不下了"。

之后的许多年，"高跟鞋"似乎越来越遥远。她和那个时代的女工们有相似的人生轨迹：年轻时在各个工厂之间流转，流水线上的物件各异，但工厂制度与生活并无差别。消耗几年青春，到了年纪，被父母要求回乡相亲，和条件差不多的陌生男人组建家庭，赵炎接连生了三个小孩，分别是女儿、女儿、儿子。

赵炎出来拔蒜这几天，在县城寄宿读高中的大女儿趁周末回家给她打了电话。她说自己"干活都更有力气"。今年开始，高中开始强制实行双休，女儿总是挤不上回村的公交车，她为了照顾孩子，只能辞工待在家里；没想到在广东打工的丈夫也被迫回乡，他所在的工厂效益不好，倒闭了。赵炎和丈夫做了轮换，赶在麦收之前这几天出来干点农活。

然而，有些女工被家庭、母职及老人缠绕在村庄和农田，连外出打工都成为奢望。郑红说，她羡慕赵炎的人生，起码在年轻时去过那么多城市，工厂，见识过形形色色的人。而她却被框在了原地。

郑红是家里的长女，母亲身体不好，干农活吃力，她早早辍学帮忙分担压力，也承担起照顾弟弟的责任。每次她想外出打工，都会被母亲找各种理由拦下来，即便只是去家附近的郑州，母亲都不同意。之前有次她已经找好了一家筷子厂的工作，因为母亲的反对，她临行前不得不打电话跟人家道歉，去不成了。

大部分时候，郑红只能围着家里几十亩地打转。农活之外，她常年在村庄附近的工地打零工，给别人递砖块，她说自己比工地上任何一个男劳力都更能吃苦。她靠卖力气撑起了自己的家，供养两个孩子读完大学，帮儿子挣彩礼组建家庭，为他在郑州的新房交上了首付。

但她的身体留下了不可挽回的损伤。郑红的背和腰有不同程度的劳损，患上过子宫囊肿，在多年的忍耐后做了手术，现在身体不再能承受高强度劳动，过于劳累就会出现低烧。

"高个儿"李丽在西藏做了多年生意，经常在各地跑货，卖手工艺品、玩具。她能开体积庞大的厢货车走蜿蜒的山路，胆子很大。但最近几年，她缩减了跑货的频率，每年有至少半年时间待在河南周口老家，"这几个老的要多陪陪他们，陪一天少一天"。她的父亲有肾脏的毛病，母亲也到了岁数，都需要她来照顾。

在江苏邳州，这个以种植大蒜撬动全域经济的县级市，每年夏天都相当热闹。从河南、山东、安徽涌入大批外省劳工，当地工人也到了一年里活计最多的时节。

凌晨3、4点，天际稍泛青白，镇子的零工市场上就挤满了人。有跟随劳务公司的"正规军"，也有像刘保平这样的散工。他是安徽人，听别人提到邳州有拔蒜的活，给的工价不错，在短视频平台上搜了地点，拎上几件衣服就赶了过来。

刘保平53岁了，进厂也勉强，只能在建筑工地上干点活。郑红比他小1岁，原本也是工地常客，但自从"清退令"（从2019年开始，多地陆续发文，对建筑企业招录和使用超龄农民工作出管理和限制。例如上海，明确禁止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工作业。）在各地炒得沸沸扬扬，作为女性农民工，她成了超龄人员。刘保平的许多年长工友也失去了工作机会。

刘保平也在其他农户家拔蒜，除了零工，他还摆摊卖水果，凌晨3点多就开始劳作。他自称去年被一个大他8岁的女人骗婚了，对方还拿走了7万块钱，是自己攒了十来年的打工钱。

他想把这笔钱挣回来。到邳州后，他没有劳务中介安排住宿，就住到当地零工市场上的铁皮棚子里。篮球场那么大的棚子，晚上只有微弱的光源，大家铺开被褥席地而睡，垃圾没人清理，扔得到处都是。

雇主老汉就是在市场上找到的他，女工们拔蒜、剪蒜，但力气有限，他需要刘保平这样的男工来装车。把剪好的、大袋的蒜头搬运到车上拉回家，以备晾晒。

老汉说，他们家种了20多年大蒜，最早他开车直接去安徽那边拉人来干活，后来镇子、县里都有了零工市场，按照天气、供需，每天的工价都不一样。最近几年当地流行起劳务中介，为了省事，他们就跟中介签合同用工，"不高兴我们当天就换掉（工人）"。

这些年工人的价格涨幅并不大。他说，十多年前，他去安徽拉工人时开出的价格是一天160～180元，现在去拉人最多给到220元。

中介海涛说，最近几年工厂效益也不好，订单少，很多厂子为了缩减成本，对招工年龄的管控缩紧，一般要求45岁以内。"那些卡年龄的厂区已经把这群阿姨淘汰掉了，她们进厂是进不去了。"

工厂曾经是开放的，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收留过这群女工的青春。许芳51岁，从17、18岁左右，就开始了打工漂流。她加入的第一家工厂是威海海带厂，主要工作就是晒海带。那时候还没有如今的机械化，都是男工人力摇船，把捞到的海带运到沙滩上，"吧唧"用刀一砍，女工就开始晾晒。

晒海带回乡后，她很快结婚生了两个孩子，直到把老二带到2岁半，才再次出发去了广州，跟堂嫂、堂姐一起去一家毛织厂，织毛衣和羊毛衫。那是1990年代的后半段，"广州正是发展的好时候"。那个高楼林立的大城市，被无数从农村涌入城市的打工者称为"机遇之城"。丈夫留在家照顾孩子到读小学后，许芳两口子又一起到南方工厂打工。

许芳的青年时代在各个工厂之间流转消磨：电子厂、鞋厂、毛织厂、灯泡厂、空调厂，打工版图横跨半个中国，山东、江苏、浙江、广东，都曾留下过她的劳作痕迹。当然，广东是最主要的"根据地"。那些年里，她从一个只有二年级文化的农村人，见识到城市究竟有多繁华，以及异乡的人心有多复杂。

在那个招工需求旺盛的年代，她的二年级学历可以被包容，年轻是明确的优势。但现在，工厂也需要人有文化，许芳成了"没文化的老年人"，被淘汰了；以前很多厂子也优胜劣汰，她待过的一家鞋厂，先是搬去了福建，后来听说效益不佳倒闭了。

另一位在工厂漂流多年的女工说，她年轻时去过当时的"大厂"伟力高，一家成立于1993年的港资玩具厂。当时厂里有很多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她们同样年轻，同样身处异乡，领到工资后会到平湖的街道上购买各种好吃好玩的。

她们坐在流水线上给橡胶玩具做组装，做完的玩具会出口到遥远的欧洲和美国。当时，每个人都以为这家"大厂"，会像流水线一样永不止息，谁知随着深圳推动"腾笼换鸟"战略，低端制造业开始转移，2020年左右，伟力高及几家同期玩具厂共同撤离了平湖。当然，她早就离开了那里，回到老家结婚生子。

许芳说，现在好的工厂招工最多放宽到46、47岁，要求也多，她已年过50，只能凭过去的打工经验找点熟悉的小厂。她不会拼音，键盘机的时代靠打电话，如今全靠微信语音。每加一个新人，她都会先发一个语音条，不是自我介绍，而是介绍对方作为备注，"你是XX"，避免对不上号。

一家浙江的橘子罐头厂老板是她微信里最重要的人之一，对方仍愿招她进厂工作。当小时工一天150块钱，计件制多劳多得。她以前都是按计件拿钱，这两年许芳觉得自己速度下降，比不上年轻人了，开始主动要求做小时工。

但罐头厂每年只在用人高峰时才会对她"网开一面"，平常不需要那么多人。近几年，许芳基本9月半时候去，干到腊月间，回来不耽误过春节，已经相当满足了。

只有熟悉的土地对她们没有挑选，干农活也永远是她们打工清单上的保留项目——无工可做时，土地会收留她们。

女工们在农闲的间隙外出务工，但生活的轴心仍然是家庭。一旦家里出了事情，她们得确保随时回去，只能做工期灵活的短工。

不止一位女工提到，支撑她们的最大动力是子女的未来——女工们都对自己的孩子抱有期待：希望他们能考上大学，去大城市干净明亮的办公楼里工作。不要重复她们的工厂命运，更不要回到土地，在毒辣的日头下劳作。

读书是下一代最显而易见的跃迁路径。但在人口大省河南，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如今读书也竞争激烈，且不再承诺光鲜未来。

为了能让小孩专心读书，赵炎之前一直做陪读妈妈，女儿到镇上读初中时，她跟着去学校打工，在食堂当做饭阿姨，每个月能赚2000多块钱。现在女儿到了县里最好的高中，说什么都不让她跟着了，觉得她"冒犯了自己的自由"。赵炎觉得女儿怕自己丢人。她有点伤心地说，之前刷短视频，看到人家拍成人礼仪式，有个高中生的妈妈是残疾人，拄着拐杖，但那个学生理直气壮地走到妈妈身边，接她一起走红毯。她说自己也很期待，女儿会不会在成人礼那天，邀请自己一起走"成人之门"。

她做梦都想三个孩子能上好学校，不要像自己错失教育的机会。赵炎说，当时成绩不如她的男生，后面读了中专，从师范院校出来，成了闺女学校的老师。这件事像石子一样硌着她，每次女儿有懈怠，她就会说，"你可不能走我这条路。"

但女工们自己倒坦然接受了回到农活行列的现实，毕竟在农村，能"出去找活"就意味着劳动价值和见识。她们将自己的四季根据作物工期划分得很清晰——每年3月初春，郑红都要去浙江或安徽采茶叶；20天左右的工期结束后，她回家做点零活，有时去附近饭馆给人家端盘子，空闲了也会走远一点，去临近的山东给人家的果园拔草。

夏天，是来江苏拔大蒜的时节，工期很短，回去正好赶上收麦子。等忙完麦子，她就要到甘肃或青海摘枸杞，工期一个月左右；到冬天如果还想出门，可以去摘辣椒，干完回来就进入腊月，可以开始准备过年了。

郑红对自己的婚姻并不满意，觉得当时太仓促，任由家里人安排，年纪到了就着急结婚，选的人不对。她不想女儿也这样，所以即使女儿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工作也稳定下来，在农村的观念里已经算"大龄剩女"，她也坚持不催婚。"我想让她找个自己喜欢的，满意的。"生活的重量郑红更愿意主动接到自己身上。

她向工友炫耀自己的防晒帽、项链，都是女儿给买的。每天到了午休时间，女儿的电话总是第一个打来，和她有说不完的话。郑红说那是她干活最好的动力。

这么多年，她很少有完全放松下来的时刻。有次儿子花2000块给她报了去桂林的跟团游，跟她去摘茶叶的工期撞了，她怕耽误干活，硬要退掉，儿子很生气。她说自己有点后悔，都没体验过正经的跟团游。之前仅有的几次旅游，都是因为要给家里的几十亩地进化肥，厂家安排去考察，顺便请她们到景区玩一玩。邳州临近山东枣庄，有著名的台儿庄景区，她之前考察化肥产品的时候就去那里玩过。

对68岁的阿婆来说，这样的零工农活就是她的"旅行"了。活了大半辈子，她最远去过的地方就是太康县城，去帮忙照顾孙子。直到今年春天，她才第一次出了远门，跟着一个大队的街坊，去南京摘茶叶。当时也是坐了好远的大巴车，她说，一下车就是和河南景色完全不同的南方了。后来她听人家说，茶园里连片的、分层的斜坡叫丘陵。这次来邳州拔大蒜，已经是第二次出门，阿婆说自己一点都不害怕，新鲜得很。

阿婆每次出门前都要跟孩子吵架，不让她瞎折腾，最后还是她家老头发了话，"俺老头说，你妈一辈子在家，再不去都去不了了。"孩子们就没再拦着。

拔蒜开始的第五天傍晚，女工们干完活回来要赶紧收拾行李，她们得分到新的农户家里去了。阿婆佝偻着腰，行动缓慢地收拾她的背包，她首先收好的是写着村镇卫生院地址的塑料袋，里头各种药，都是她日常吃的。阿婆心脏不好，腰和腿都有劳损。"一年光吃药都不知道多少钱。"

虽然几天下来身体极累，但她相信自己一定能撑过去，熬完这个工期。上次去南京摘茶叶，她瘦瘦小小，最后拿到了1460块工钱，"比有些年轻人都摘得多"，阿婆骄傲地说。

夜幕低垂，晚上8点，面包车挤得满满当当，旅店却几乎全空了。杂乱的地面上遍布泥渍、脚印与垃圾，空气里有经久不散的大蒜味儿。在入住的几天里，旅店没做任何清洁工作，打算等她们走了再清理，"反正每天都很脏"。

老板说，今年的热闹算过去了，他的旅店开始等待下一个夏天。

（注：除赵炎、刘保平、海涛外，其他人物为化名。蔡家欣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