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安全区区别于临时避难场所的关键
饶家驹(Robert Jacquinot,1878 — 1946),出生于法国西部的桑特市,后加入耶稣会。1913 年饶家驹来到上海,除了担任徐汇公学、震旦大学的教师,他也很早投身各种慈善活动,获得中国社会的好评。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大量难民流离失所,涌入租界。到 10 月底,南市成为中心城区的最后阵地,10 多万难民挤在华界与法租界的交会处,情况危急。为拯救难民,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饶家驹决心筹建中立的难民安全区。
当时,中日双方在安全区的性质和主权等问题上争执不下,上海市政府曾于 11 月 5 日发表建立难民安全区的 4 项原则:1、不与日方洽商;2、此系国际间难民救济性质,绝非变相之租界,任何外邦不得干涉中国领土主权;3、外邦不得派兵驻扎,亦不需外邦武装保卫,至该区域之治安,则由我方警察负责;4、不订任何协定。
饶家驹面对的关键难题是,既要取得日军不攻击的承诺,又不能让安全区演变为侵犯中国主权的 " 新租界 "。他的处理方式不是促成中日直接签署政治协定,而是由自己作为中立第三方分别与双方交涉。11 月 2 日,他向当时的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建议,在南市划一区域接纳难民,并停用其中的两个军事设施。俞鸿钧承诺,如果日军不进入安全区,中国军队也一定遵守有关安排。紧接着,饶家驹与日本总领事冈本季正两次交换英文信件,并与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直接交涉,重重压力下,日方最终同意不会攻击该区域。饶家驹在中日之间苦心周旋,使双方的承诺通过第三方发生联系而不必直接会谈,既绕开了中方 " 不与日方洽商 "" 不订任何协定 " 的政治限制,也为安全区建立起最低限度的相互约束。
1937 年 11 月 9 日,南市安全区宣告成立,位置在上海老城厢北部,南以方浜路为界(方浜路被带刺的铁丝网围着),东西北三面以民国路(今人民路)为界。区内治安由中国派出 200 名警察维护。南市安全区设监察委员会,饶家驹任主席,法国、英国、美国和挪威等国各派委员。为便于管理,难民区分为 9 个分区,每区设区长 1 人,下设总务、文书、训导、给养、庶务、卫生、清洁、登记、调查、医务各组。
南市安全区建立的第一天,便开辟城隍庙、豫园、小世界及各学校、教堂等为收容所,当即收容 2 万余难民,此后难民人数陆续增加。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范围里,安全区设立 155 个难民收容所,开办 24 个粮食分发中心和 24 个集体食堂,设立一批医院、养老院和学校,救助和保护了 30 万难民。
由此可见,此处并不是单靠个人威望维系的一处安全区域,而是一套互相配合的制度安排:第一,区域非军事化;第二,交战双方分别作出克制承诺;第三,由饶家驹及国际人士组成的第三方机构承担斡旋、监督和日常管理工作;第四,在不损害中国主权的前提下,治安仍由中国警察维持,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继续提供资源。饶家驹的外交技巧、语言能力和人道信誉,使这些安排得以实现,而这种把军事克制、主权、第三方监督与社会救济结合起来的设计,正是上海安全区区别于一般临时避难场所的关键。
高密度人口条件下持续运转的治理体系
划出一块不受攻击的区域只是第一步,真正困难的是让数十万人在战争和占领环境下长期生活。安全区内的难民收容所设在教堂、城隍庙、庵堂、清真寺、学校、公所和饭店中,还有一些商店及空置的民居也收容了不少难民。城隍庙在安全区开放后的几天里,住满了成百上千难民。饶家驹感叹,这座寺庙终于成为庇护子民的真正城隍庙了。

为了安全区的安宁,饶家驹不断地与占领军交涉。1937 年 11 月 12 日,日军在安全区周边武装巡行,以示威胁。后经饶家驹严正交涉,日军才未越过民国路。此外,安全区建立了票证系统,所有贫困难民都享有免费获得口粮的权利。当时管理方给每人每天 6 两米,其他社会团体也发放馒头、大饼和米粥。饶家驹与法租界协商,法租界的水电供应延伸到安全区。最终,安全区建立了 24 个开水房,向全体难民提供服务。
饶家驹每天都会出现在安全区内安定人心。他有着很高的威信,经常牵着儿童的手,抚摸他们的头,从口袋里掏出糖果给他们吃。他和难民一起经历着危险。一次在安全区的交界线上,他的黑色法衣被飞来的弹片撕开了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准备硬闯安全区的日本兵用枪顶着他,他毫不畏惧,不准他们前进一步。
饶家驹不但从中国政府处募集到巨额款项,1938 年 5 月,他又前往美国、加拿大。是月 26 日在白宫,罗斯福总统为饶家驹在中国的善行和创举所折服,慨然承诺提供 70 万美元援助。美国将原本拟处理的小麦运到中国,慷慨地交给饶家驹支配,从美国到中国的免费运输由美国红十字会提供。
南市安全区在寺庙、教堂、公所和公共建筑设有难民学校。尽管非常简陋,但不少孩子的文化启蒙就是坐在铁皮饼干筒上开始的。安全区设有 3 座难民医院,专设 1 座产妇医院以及 1 座灾童医院。还特地在九亩地阜春街设立残老院,收容 60 岁以上的孤独老人。残老院的生活待遇较普通难民为优:每日早晚各发稀饭一次,中午供给午饭一次。
安全区的管理机构还要时刻留意传染病信号,各慈善组织和监察委员会共同组织、调配力量开展防疫。仅霍乱疫苗一项,截至 1938 年 8 月 20 日已完成 9 万多人次接种。在两年多时间里,如此狭小而人口密集的安全区没有发生传染病疫情。不仅安全区内的难民得以安心生活,甚至连好不容易挤入两个租界的数万难民也返回南市,纷纷进入安全区。由此可见,南市安全区并不仅是一块被动等待战时 " 不要轰炸 " 的避难地,而且是逐步形成了治安、人口管理、食品与水供应、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救济相结合的战时城市治理体系。正因为这一治理体系在高密度人口条件下持续运转,上海的经验才具有被模仿的可能。
奔赴抗日前线的难民青年
安全区能够持续运行,也依赖强大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上海市政府和警察承担治安与行政职责,商会、同乡会、慈善团体、宗教组织和普通市民提供钱物与服务。宁波旅沪同乡会购买光饼 60000 只分送难民。伶界发起义演,集款资助难民。捐助难民的义卖会上,谢晋元、虞洽卿、梅兰芳等名人悉数到场,上海地方协会也捐助了巨款。冬季来临前,上海市商会发动全市的棉花店、布店捐献棉花布匹。饶家驹在圣心小学安置 15 台缝纫机,赶制出 15000 套棉衣裤。法租界为救济难民而发行慈善奖券,所得 90% 拨付安全区。到 1939 年 3 月底,上海全市的各种捐款达到 312 万元。国际社会的评价是:" 令人敬佩的上海,这座以无法估量的慈善捐助著称的城市。它是如此之慷慨,这似乎是不能再期望更多的了。"
中共地下组织也积极参与难民救助。中共江苏省委专门设立难民委员会,由朱启銮和周克先后担任主任,指导全市的难民救济工作。在饶家驹创办的第一收容所内,中共设有支部,主要成员有陈方舟、沈涛、魏瑞英、潘达等。饶家驹为收容所主任,陈志皋为副主任,黄慕兰为总干事,姚潜修、潘达为副总干事。其中潘达是震旦大学毕业生,也是饶家驹的学生,后来担任所长。
中共党员积极投身难民教育。周克专门编写国语教科书,第一课题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王玉珍担任教员,陈国栋在奥林匹克收容所救助难民,李一氓在康悌收容所服务。当时在难民中流传着一首民谣:" 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 党领导的上海慈联会以 " 疏散回乡 " 的名义,请饶家驹帮忙取得两批通行证,输送部分青年难民投奔新四军。撤离时,饶家驹要求谨慎从事,法商轮船挂上了红十字旗帜。有 1200 余名难民青年被输送到皖南新四军,此后又有 2000 余人被输送到上海市郊和苏南、苏中抗日游击区。
参与难民救助的革命者还包括曹荻秋、陈国栋、韩念龙、刘述周、彭柏山、吴大琨、余立金、周林等,其中不少人后来在党政、外交、教育等领域担任重要职务。由此可知,南市安全区并非单纯的 " 外国人救中国人 ",而是一个由国际中立人士倡议、在中国政府许可和中国社会广泛参与下运行的合作机制。正因如此,后来所谓难民救助的 " 上海模式 ",既具有国际人道主义色彩,也具有深厚的中国社会实践基础。
1940 年 6 月 16 日,饶家驹奉法国天主教会之命,离开中国回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在他黯然告别相处了 27 年的中国人民后,南市安全区因缺乏主持人,很快于 6 月 30 日停止了运行。
上海模式的扩散及其国际影响
饶家驹曾指出:上海安全区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已拯救中国很多非战斗人员,因此," 我们有个合理的想法,这个方案能够同样地应用到其他环境或者其他地方 "。此后南京、汉口等地的尝试,既显示了上海经验的示范效应,也暴露出这种模式在不同战场和政治条件下的局限。

1937 年 11 月,南京的各国人士决定汲取上海经验建立安全区。德国人拉贝等致函饶家驹,请他联络日本外交官和军方,饶家驹随即协助斡旋。南京安全区明显受到上海模式启发,但其政治条件并不相同:日方拒绝像在上海那样正式承认安全区。尽管如此,拉贝、魏特琳、马吉等人仍继续组织安全区并收容难民。这一差异说明,第三方斡旋并不一定能换来交战双方同等程度的承诺。
1938 年秋武汉战局恶化,围绕汉口难民区的建立也经历了反复交涉。饶家驹在上海与日本总领事等讨论方案,又赴重庆争取中国政府的支持与救济资金,并与英、美、法等方面会商。10 月汉口难民区建立后,饶家驹担任委员会临时主席,日方承诺不以难民区为轰炸目标。南京和汉口的案例表明," 上海模式 " 能否有效运转,取决于交战双方能否真正接受区域非军事化、尊重第三方监督并持续履行承诺。
1940 年回到巴黎后,饶家驹也在德军占领下的巴黎试图仿效 " 上海模式 ",建立 " 日内瓦之地 " 以保护平民,但未能成功。1945 年 5 月德国投降时,战争已耗尽德国的人力财力,社会陷入混乱,饥饿与疾病蔓延。受联合国委派,具有大爱精神的饶家驹又前往柏林救助德国难民。他不计前嫌地帮助曾侵略过自己祖国的国家的难民,却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过度操劳罹患白血病,于 1946 年 9 月 10 日在柏林去世,终年 68 岁。
二战时期中国的安全区实践促进了国际人道法的进步。早在 1907 年的海牙第四公约以及 1929 年的日内瓦公约中,虽已有若干涉及平民保护的规范,但尚未建立专门的战时平民安全区制度。1929 年,法国军医总监乔治 · 圣保罗建议,在战时为平民和生病、受伤的士兵设立安全区。但国联商议后称,大多数国家认为这不切合实际,交战国不会接受。之后,由瑞士人亨利 · 乔治发起的日内瓦国际协会继续努力。该协会以饶家驹的实践证明这些理念具有可行性。研究安全区问题的巴黎天主教学院伊夫 · 德拉布里埃教授在 1938 年指出:" 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在上海和上海周边地区,存在(且至今仍存在)一片安全区,聚集着数量可观的平民人口。"
1948 年,国际红十字会第 17 届大会通过《战时保护平民的公约草案》。1949 年 8 月 12 日,63 个国家签署日内瓦第四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公约吸收了以南市安全区为代表的战时平民保护实践经验,并将有关建立安全区的理念以条约形式予以规范化,使其能够更好地指导其他地区设立类似的安全地带。
77 年来,不少国家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设立中立的安全区,保护了数以百万计的难民。今日之世界,战争频仍,饶家驹在中国的人道主义努力应该被铭记。他所倡导的以中法合作为重要基础的平民安全区中国实践,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