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18 日至 19 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行。这是中国第三次、也是时隔 12 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从 2001 年的上海到 2014 年的北京,再到如今的深圳,中国在 APEC 舞台上的作用日益凸显,中国与亚太同行的初心始终不改。
11 月 15 日,经济观察报记者围绕亚太经贸合作的未来空间、APEC 机制的作用,以及中国参与亚太合作的前景等问题专访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林江认为,亚太合作正从贸易规模扩张逐步转向增长动力更新、规则衔接深化、合作收益共享。
以下内容根据采访整理:
增长空间
经济观察报:APEC 经济体经贸联系日益紧密、利益深度交融。面向未来,亚太合作的新增长空间在哪些方面?
林江:我认为 APEC 经济体未来经贸合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是深化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合作范畴可从商品流通进一步拓展至技术服务与知识要素的流动。亚太地区内,既有技术、资本优势显著的经济体,也不乏制造业根基扎实、应用市场体量庞大的经济体,各方互补优势突出。未来除了数字货物贸易(主要包括跨境电商等)和数字服务贸易(主要包括金融保险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服务等),还可以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物流、医疗、农业等领域的合作。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前亟待突破的是配套制度规则,例如实现电子单证互认、打通数字身份体系,在守住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底线的前提下,稳妥推进数据跨境流动。
其二,是推进绿色转型合作,把减排压力转化为投资机遇与产业合作空间。其中,清洁能源、储能、绿色交通、循环经济和气候适应等领域合作的需求较大,亚太各经济体可通过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同时,应加强碳足迹核算、绿色产品认证和可持续金融标准衔接,减少企业进入不同市场时的重复认证,防止绿色标准成为不必要的贸易壁垒。
其三,是优化区域供应链合作,从单一追求低成本,转向兼顾运行效率与供应链韧性。我认为,合作的核心方向是丰富供给来源、拓宽运输通道,增强整体抗风险能力,而不是把供应链割裂成彼此封闭、相互隔绝的体系,各方合作既包括新建工厂、港口等硬件布局,也涵盖通关便利化、物流信息共享、供应链融资、风险预警等软性制度安排。
另外,服务贸易也会成为重要的增长动力,比如研发设计、金融保险、专业服务、售后配套等业态,能够推动区域合作从单纯的货物交易,延伸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
其四,是推动包容性增长,让更多经济体、更多群体实实在在共享合作红利。在 APEC 经济体的经贸合作中,有不少发展中经济体以及中小企业,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专业人才储备、规则适配能力上仍存在明显短板。我们应更广泛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加强偏远地区互联互通,这些并不是合作的附加议题,而是做大亚太市场、夯实区域合作根基的重要基础。这些合作方向,也契合 2026 年 APEC" 开放、创新、合作 " 主题下的重点优先领域。
经济观察报:APEC 在推动亚太经贸合作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林江:我认为,APEC 的核心作用在于凝聚共识、推动规则衔接、开展试点合作。
第一,维护开放合作的共同方向。在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APEC 能够为不同经济体提供持续对话平台,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推动亚太自贸区进程,减少政策误判和合作不确定性。
第二,促进规则兼容,而非要求所有成员采用同一套制度。在无纸化贸易、海关程序、数字贸易、绿色认证等领域,可先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共同做法,再通过自愿合作逐步推广。对企业而言,规则更透明、程序更便利,本身就是实实在在的收益。
第三,将倡议转化为可落地的项目。APEC 可通过工作组、能力建设项目和工商界参与,将宏观共识落实到电子单证互认、通关试点、人才培训等具体行动中。
同时也要注意把握边界。APEC 是基于自愿协商一致和非约束性承诺的合作论坛,不能强制执行贸易规则,也不能代替自贸协定。APEC 的优势在于为差异较大的经济体创造合作起点。
收益共享
经济观察报:深圳和大湾区参与亚太合作有哪些机遇和挑战?
林江:我认为,机遇和挑战分别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
机遇方面,一是将制造业和创新优势转化为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深圳和大湾区拥有完整的制造业配套、较强的研发能力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可围绕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新能源等产业与亚太伙伴开展联合研发、产业投资和供应链合作。要注意的是,合作不应停留在 " 中国生产、海外购买 ",还应进一步走向共同研发、当地生产、人才培养和市场服务,让伙伴经济体获得产业升级和就业收益。
二是将大湾区综合优势转化为 " 双向开放 " 平台。深圳的科技创新、香港的国际金融和专业服务,以及珠三角城市的制造和商贸网络,还有澳门连接葡语市场的平台功能,这些都可以形成互补。这既有利于中国企业进入亚太市场,也有利于亚太企业借助大湾区进入中国市场。大湾区作为合作窗口的价值,应当是双向的而不仅是出口通道。
三是通过制度创新为区域合作提供实践经验。参考过往的经验,其实大湾区在跨境要素流动、探索规则衔接等方面已经提供了现实场景。比如,大湾区内有香港、澳门,与内地实行不同经济制度," 一国两制 " 本身就是制度差异下的合作实践。再比如,前海、南沙、横琴等区域在各自政策和法律框架内,探索贸易便利化、专业服务合作、跨境金融以及数据合规流动等。这些成熟经验可供亚太伙伴参考,但同时也要根据不同经济体的法律和发展条件进行调整。
挑战方面,一是外部经贸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关税变化、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部分领域供应链调整,将影响企业获取技术、进入市场和开展长期投资。这不仅是成本增加问题,更是企业难以形成稳定预期的问题。企业需要拓展合作伙伴和市场,同时保持与主要经济体沟通,避免将市场多元化误解为相互排斥。
二是参与高标准合作对制度和企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环境和劳工标准等领域,都需要国内改革与企业合规能力同步提升。面对国际规则,既不能一概视为壁垒,也不能忽视其中可能存在的歧视性安排,应当区分合理监管与保护主义。另外,大湾区也还面临具体规则衔接问题,即如何便利人员、资金、数据和专业资质流动,同时满足不同司法区域的法律和监管要求,需要持续探索。
三是处理市场竞争与共同发展的关系。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可能引发伙伴对本地就业、产业空间和市场竞争的担忧。可持续合作不仅强调价格和供给优势,还需要关注当地需求、商业可行性、环境影响和社会收益。通过联合投资、本地采购、培训和研发合作,可以让合作收益更广泛地留在当地,这样才能提高伙伴参与意愿,实现更长期合作。
经济观察报:从更长的周期看,此次 APEC 深圳会议有望留下哪些可持续的合作成果?
林江: 概括而言,亚太合作正从贸易规模扩张逐步转向增长动力更新、规则衔接深化、合作收益共享。
此次 APEC 深圳会议的意义,不仅是展示一座城市的发展成就,更应推动一批合作成果真正为企业所用,形成伙伴愿意参与、会后能够持续落实的合作安排。
从更长的周期看,我认为中国的机遇在于将市场、产业和创新优势转化为贸易伙伴普遍受益的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