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杨谭
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已经第四次做客央视《对话》栏目了，镜头前，这位年过七旬、连续五次登顶中国内地富豪榜的企业家，再次将矛头对准了电商平台。他直言电商是 " 板上钉钉的特殊中间商 "，称其无处不在，把城市的很多零售商都杀光了。
这并非钟睒睒第一次向电商开火。从 2024 年 11 月首次公开批评电商价格体系对中国品牌和产业是一种巨大伤害，到 2025 年 1 月连发三条朋友圈将四大电商平台定性为 " 中国经济的绞肉机 "" 中小经营户的周扒皮 "，他的措辞一次比一次激烈。在他看来，电商平台打着去中间化的旗号消灭了传统中间商，自己却成了掌控定价权与流量分配权的超级中间商。
这番言论迅速引爆舆论，支持者认为他说出了很多商家的心声，反对者认为钟睒睒本身就是传统经销体系的最大受益者——农夫山泉九成营收来自线下，电商占比长期控制在 5% 左右，他的批评背后隐藏着对自身利益的强烈维护。
财经作家吴晓波对此有一个综合性评价：钟睒睒 " 看到了疾病，却给错了药方 "。
事实上，这背后折射出来的本质是一个哈耶克式的经济命题：市场经济下，自由竞争性经济体与资源收租性经济体之间的矛盾。
电商平台是自由竞争过程的产物，其收费模式与算法表象背后是对交易效率的发现和提升，这套机制的隐性贡献远超显性利润。背后创新试错所带动的就业、前期投入带动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平台补贴所带来的经济循环对社会的回馈不可估量。
反观农夫山泉作为依赖公共自然资源的短链路企业，其毛利率超过 60%，高额利润几乎全部来自对公共水资源的间接 " 占有 " 与使用，而社会贡献几乎不在一个级别。
农夫山泉自称 " 不生产水，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而就是这样一位公共水资源的 " 搬运工 " ——年赚近 160 亿元，多年蝉联首富宝座，指责通过持续技术创新和激烈竞争成长起来的平台是 " 中间商 "，到底能不能站得住脚？
如果用经济学的眼光仔细审视钟睒睒的指责，你会发现，这一判断的核心问题在于：他只看到了平台当前的盈利模式，却完全无视了平台在现过程》中提出，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于它能通过无数个体的分散试错，然后持续发现和利用那些任何个人或机构都无法预先知道的知识和机会，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
中国电商的二十年演进史，正是这一理论的鲜活验证。从 8848 电商到淘宝，从京东到拼多多，从抖音电商到直播带货，无数企业家在试错中发现了新的交易方式、新的商业模式、新的就业机会。这些问题在电商发展初期没有人知道答案——正是在竞争的发现过程中，答案才逐渐浮现。
以抖音电商为例，抖音从 2020 年 GMV 触及 5000 亿元，到 2025 年突破 4 万亿元，仅用时 5 年——而阿里巴巴用了 19 年，京东用了 20 年。这种 " 超速增长 " 绝非任何计划能事先预见，它是在短视频、直播技术与商品交易结合的激烈竞争中，被企业家们一步步 " 发现 " 出来的全新商业形态。
钟睒睒只看到了平台走到今天的 " 结果 "，却没有看到平台昨天的 " 投入 "。
阿里巴巴年营收近万亿规模，愿意投入超过 3800 亿元用于建设云和 AI 硬件基础设施。京东自 2017 年全面向技术转型以来，截至 2025 年底累计研发投入已近 1700 亿元。这些天文数字般的支出，全部用于云计算、人工智能、物流自动化、支付安全等底层技术攻关。
就业贡献方面，抖音电商在 2024 年 8 月至 2025 年 8 月的一年间，就超过 536 万新商家、511 万新达人通过平台获得稳定收入，并且超过 8 万个新商家直播成交额突破百万元。如果把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美团等平台的就业贡献加总，全国电商相关从业人员早已远超 6000 万人。这些岗位中的绝大多数在二十年前几乎不存在——它们是在电商竞争的发现过程中被 " 创造 " 出来的。
经济循环方面，电商平台通过各种形式的补贴、缩短交易链条、加速商品流转，显著提升了整个经济体系的循环效率。网络零售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超过 30%，如此巨大的交易体量意味着社会资金的平均周转速度大幅提升。
这些隐形成本、创新成本、补贴成本、就业创造、经济循环加速、农村市场激活等都未被计入钟睒睒所看到的 " 中间商 " 账本，但它们真实存在，且构成了平台经济合法性的根基。
而且，更关键的是，电商平台所交易的 " 流量 " " 数据 " " 注意力 " 等要素，本质上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稀缺资源——它们不是矿产，不是水源，不是土地，而是由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 " 创造 " 出来的新生经济空间。正因其 " 非稀缺性 "，电商市场的进入壁垒相对较低，竞争也更加充分和激烈。
可以说，过去 30 年，中国的互联网电商平台，几乎不依赖强政策扶持，强银行贷款（绝大多数起步于市场化 VC），强资源垄断，而是从自由市场充分竞争而来，就是这样一个起初几乎什么都没有的经济体，成了当下创造高财富人群基数最大的行业。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表示，哈耶克意义上的 " 竞争作为发现过程 " 在中国电商身上是成立的。短短几年，电商从双寡头演变为多强并存，2023 年仅快手电商 GMV 就突破万亿 ，这正是平台围绕成本、效率、体验不断试错的结果 。
天使投资人郭涛也表示，钟睒睒对电商平台的指控整体观点存在一定偏激，带有实体企业的立场视角。他点出了平台流量成本高企、算法驱动低价内卷、挤压上游制造业利润等问题。但同时，他将电商简单定性为收租型中间商，忽略了平台创造的流通价值与试错成本。
并且，钟睒睒今日看到的平台垄断结果，是市场充分公平竞争的结果。
电商历经平台大战，百团大战，背后伴随着巨大的资本投入，这些资本投入都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获得垄断地位的超额收益是对胜利者的奖赏。如果没有这个奖赏作为吸引，就不会有投资，有创新。更重要的是，市场一次次证明，这样公平竞争获得的垄断地位其实是暂时的，变动的，这也不断给后来的创新者以机会。
农夫山泉自称 " 大自然的搬运工 "，这句话说得很坦率，甚至坦率到令人震惊。因为 " 搬运 " 的对象，不是他自己创造的东西，而是属于全体国人的公共资源——水。
农夫山泉在千岛湖、长白山、丹江口等优质水源地建立了基地，这些水源是自然形成的，是当地居民世代守护的结果。农夫山泉以极低的成本取得取水权，然后通过品牌营销把公共资源包装成高端商品，这本质上是一种资源租金的变向占有。
尽管农夫山泉也是市场经济下的产物，但农夫山泉所依赖的优质水源地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一旦某家企业获得了特定水源的取水许可，实际上就在该水源周边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占有权——其他竞争者无法在同一水源获取同质产品。这种事实上的隐性排他性与真正的竞争发现过程形成了鲜明对比。
可以说，电商平台在 " 创造增量 "，农夫山泉在 " 占有资源 "。前者是哈耶克意义上的 " 发现过程 "，后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 " 资源收租 "。
农夫山泉的商业模式链路极短：找水源，装灌，卖水。这个过程中，主要成本是 PET 包装与销售，水本身的成本在财务中长期以来被淡化处理。一瓶售价两块钱的矿泉水，水源成本不到一分钱，包装、运输、营销加起来在一块钱左右。理论上看，链路越短的企业，价值创造也越低，这一模式对社会整体贡献与回馈极为有限。
很显然，农夫山泉作为大自然的 " 搬运工 "，赚的是搬运资源的佣金，靠着对优质水源的排他性占有，形成了一道天然壁垒。加上农夫山泉极具统治力的线下渠道，竞争者很难复制，整个商业帝国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优质水源的廉价占用上。
不可否认，钟睒睒是一位优秀的企业家，农夫山泉在品牌建设、渠道管理、产品创新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东方树叶、茶 π 等产品的成功也证明了企业的经营能力。
但钟睒睒批评电商低价竞争破坏产业生态，某种角度上看是对竞争过程的误解。
无底线低价竞争确实会带来很大问题，但低价并非平台强加项，更多的是无数商家在竞争中形成的。消费者用真金白银投票，选择了性价比更高的商品，这是消费者主权的体现，也是市场发现更优生产方式和流通方式的过程。如果低价真的导致产业失血，市场会通过退出、转型、创新来调整。那些不能适应变化的企业会被淘汰，这是竞争过程的正常现象。
换句话说，我们要抵制的不是低价，而是低质量商品，平台应该建立商品合规保质机制，对劣质产品进行高强度打击。但如果一件商品本身质量优质，但愿意选择高性价比服务于消费者，这本身就是一个良币驱逐劣币的过程。当然，不排除平台也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但用 " 产业生态 " 为名抵制竞争，实质上是抵制市场经济本身。
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竞争奖励创新和效率，但不应该奖励对公共资源的简单占用。电商平台的利润是对其发现和维持高效交易生态的回报，而农夫山泉的利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公共水资源租金的私人占有。这两者有着本质区别。
据农夫山泉财报，其 2025 全年营业收入 525.53 亿元，同比增长 22.5%，首次突破 500 亿元大关，其中归母净利润 158.68 亿元，同比增长 30.9%；毛利率提升 2.4 个百分点至 60.5%。
这意味着什么？每卖出 100 元的产品，农夫山泉就能获得超过 60 元的毛利、超过 30 元的净利润。在 A 股和港股的消费品公司中，这样的盈利能力处于顶尖水平——甚至超过了绝大多数高新科技企业。
农夫山泉自称 " 大自然的搬运工 "，却在背后收着超过 60% 的 " 搬运费 "。哪个更像 " 中间商 "，似乎一目了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条明确规定：" 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水资源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 据不完全统计，农夫山泉的取水地包括丹江口水库、武夷山、长白山、千岛湖、梵净山等天然水库，总取水量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单长江水利委员会 2025 年的行政许可决定的数据显示，农夫山泉湖北丹江口工厂年取水总量高达 572.9 万吨。
2024 年 12 月 1 日，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在全国范围全面实施。理论上，这一改革有助于提高资源使用成本，体现水资源的稀缺性。但根据各地确定的适用税额，一般工商业地表水的水资源税标准极低，部分南方地区地表水税率大约在 0.1~0.35 元 / 吨，全国平均在 0.1~1.6 元 / 吨；地下水按地区不同，水费标准大约在 1%~20% 之间。
以农夫山泉的主要水源地为例，即便按最高的特种行业标准计算，假设年取水 1 亿 m ，年缴纳的水资源税也不过数千万元级别。算下来，一瓶水的取水费仅为 0.0022 元。
而农夫山泉 2025 年的净利润是 158.68 亿元，水资源使用成本不足净利润的百分之一。这意味着，农夫山泉以近乎免费的成本，占有了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资源，并将其转化为每年超过 150 亿元的利润。
更值得关注的是，农夫山泉不仅没有因为资源税改革而承担更高的成本，反而获得了制度性的税收优惠。
2026 年 3 月，湖北省水利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联合发布公告，农夫山泉湖北丹江口有限公司入选 2025 年度用水效率达到国家用水定额先进值的纳税人名单，减征本年度 20% 的水资源税。同期，贵州省也发布了类似名单，农夫山泉（贵州）武陵山饮料有限公司、农夫山泉贵州梵净山饮用水有限公司同时入选。
丹江口市税务局甚至为农夫山泉提供 " 一对一 " 政策辅导与个性化 " 管家式 " 服务。在税务部门的精准赋能下，农夫山泉丹江口工厂获评工信部 " 绿色工厂 "。
这些绿色成就值得肯定，但问题在于，对于一家毛利率高达 60.5%、净利率高达 30.2% 的企业来说，20% 的水资源税减免不过是锦上添花。 它根本不缺这 20% 的优惠，真正的问题是公共资源的租金变向被企业捕获、资源使用成本远低于社会机会成本。这种政策优惠逻辑，就像给亿万富翁发放 " 勤俭节约奖 "。
对此，郭涛表示，水源属于全民共有，农夫山泉凭借取水许可开展商业化开采，资源使用产生高额利润，与资源补偿、生态回馈容易出现不匹配。如果资源红利大量沉淀于企业经营收益，资源所在地的生态保护、民生反哺就存在提升空间。
" 同时，高毛利容易掩盖创新投入不足的问题，企业依靠资源禀赋获得超额收益，并非完全来自技术创新。该模式暴露出的议题指向资源有偿使用的制度优化，需要依靠税收、生态补偿机制，把资源租金更多转化为社会公共收益。" 郭涛强调。
这个诉求表面上是针对一家企业的具体收费建议，实质上是对中国资源型产业制度安排的深刻追问：
第一，它追问的是公平竞争。当电商平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通过创新和服务积累财富时，资源型企业通过低价占有公共资源而获得超额收益——这两种财富积累方式的正当性是否需要区分？如果 " 中商 " 是一个需要被批评的现象，那么对公共资源的隐性 " 搬运 " 是否比平台服务费更具有 " 中间商 " 性质？
第二，它追问的是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的前提是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当公共资源产生的经济收益大部分被少数企业截留时，共同富裕的目标就面临结构性的障碍。适度提高特定企业的水资源税标准，将增加的财政收入用于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和区域均衡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性安排。
第三，它追问的是代际公平。水资源不仅是当代人的资源，也是子孙后代的资源。过低的资源价格导致过度开发和低效利用，实质上是在透支后代的发展空间。
截至 2026 年，钟睒睒以 681 亿美元净资产位列全球亿万富豪榜第 27 位，财富几乎全部来源于农夫山泉和万泰生物。681 亿美元，约合近 5000 亿元人民币的财富规模，建立在近乎零成本的公共水资源摄取之上。这样的财富积累方式，是否符合公平竞争、共同富裕、代际公平的原则？
" 请农夫山泉交水资源税 " 不只是一句口号，而应成为推动中国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的一个建设性契机。 真正健康的市场经济，应该是竞争发现过程主导的经济，而非资源租金主导的经济。
让每一种商业模式都经得起公平正义的追问，让每一种财富都有与其社会贡献相匹配的正当性基础，这也是建设中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砥石。
当一家企业以 " 大自然的搬运工 " 自居时，我们理应追问：搬运大自然的代价，是否已经足够回馈给了大自然的主人——全体人民？
文章首图 / 农夫山泉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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