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7 月，香港高等法院的三份起诉书，撕开了娃哈哈的家族隐秘：三名美国籍子女起诉同父异母的长姐宗馥莉，争夺创始人宗庆后留下的 340 亿资产 —— 21 亿美元离岸信托与超 200 亿人民币的娃哈哈股权。这场诉讼不仅挑破了 " 民族企业 " 的面纱，更将一代 " 布鞋首富 " 身后复杂的家族图谱暴露在公众眼前。
2025 年 7 月 17 日，浙江杭州。宗庆后离世后，家族内部围绕娃哈哈企业权益的 " 争夺战 " 不断升级，不仅引发法律诉讼和市场震荡，更牵动了国资监管部门的神经。针对此事，杭州市上城区财政局工作人员当日向《正在新闻》透露：" 我们前期也接到了很多相关电话和投诉，目前已有专班介入处理，希望尽快推动问题解决。" 这一表态，将原本局限于家族内部的矛盾正式引入行政协调轨道。
01
从 " 独女继承 " 到 " 多子争产 "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宗馥莉都是娃哈哈集团 " 唯一继承人 " 的代名词。她留学归来后逐步接手集团事务，在父亲宗庆后去世后顺利接任董事长，外界普遍认为她将毫无悬念地掌控这个庞大的饮料帝国。然而，2025 年 7 月的这场诉讼，彻底颠覆了这一既定叙事。
三位突然现身的原告，自称是宗庆后的非婚生子女，他们的身份经媒体深挖后逐渐清晰。其母亲杜建英，是比宗庆后小 21 岁的浙大高材生，更是娃哈哈的元老级人物，曾担任集团党委书记，在内部拥有极高威望，被称为 " 影子夫人 "。随着事件发酵，宗庆后的感情线也被重新梳理：2000 年前后与原配施幼珍离婚，2005 年与杜建英登记结婚后又分手，而由于与施幼珍的离婚消息从未公开，杜建英所生子女在法律上便成了非婚生子女。更令人咋舌的是，有知情人透露，除宗馥莉和这三位原告外，宗庆后还有其他子女。
这一切，都与宗庆后此前塑造的 " 布鞋首富 "" 家文化 " 形象大相径庭。而三位原告的美国籍身份，更与娃哈哈长期宣传的 " 民族企业 " 形象形成尖锐冲突，社交媒体上甚至出现了 " 妈妈有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爸爸有钱数不清的兄弟姐妹 " 这样的调侃。
值得注意的是，三位原告并非毫无准备。早在 2022 年底，宗继昌和宗婕莉就已进入娃哈哈体系，在沈阳娃哈哈荣泰食品公司担任董事；宗庆后去世后，宗继昌又出现在天津娃哈哈食品、双城娃哈哈乳品等多家关联公司的董事名单中。这些任命，无疑表明他们的争产之举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早有布局。
02
跨境法律的双线战场
这场遗产争夺战，并非局限于一地，而是在香港和杭州两地的法院同时展开，形成了复杂的跨境法律博弈。
在香港，争议的焦点是 21 亿美元的信托资产。三位原告称，宗庆后在 2003 年通过汇丰银行设立了离岸信托，承诺每人将获得 7 亿美元。但截至 2024 年初，该账户资金缺口达 3 亿美元，且在 2024 年 5 月有 110 万美元 " 被异常转出 "。对此，宗馥莉团队则出具了宗庆后 2020 年的遗嘱，其中写明 " 境外资产由独女继承 "，并质疑原告所提信托文件的法律效力，指出相关邮件 " 签名遭篡改 "。对于 110 万美元的资金转移，宗馥莉方面提交了越南工厂设备采购合同及发票，证明其属于正常商业行为。
而在杭州，战场转向了娃哈哈集团 29.4% 的股权。原告向法院提交了 1989 年宗继昌的出生证明，上面父亲一栏标注为宗庆后，并申请调取宗庆后在医院留存的血液样本进行 DNA 鉴定。依据《民法典》第 1071 条，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若亲子关系成立，他们便有权主张平等的继承权。
两地的司法程序相互牵制：香港法院将案件延至 9 月 18 日审理，等待杭州的 DNA 鉴定结果；杭州法院则需厘清股权是否已被家族信托隔离。法律专家分析，由于香港和内地的法律体系不同，若香港法院依据普通法承认 " 事实信托 "，而内地法律要求严格的书面形式，可能会产生裁决冲突，导致执行困难。
03
家族内部的阵营对立
就在法律战激烈进行之际，家族内部的矛盾也愈发公开化。宗庆后的三弟宗泽后突然公开指责侄女宗馥莉，称其 " 从小就特别自私，六亲不认 "。这位叔叔的反水，并非单纯出于亲情纠葛，背后有着深厚的利益关联。
宗泽后是娃哈哈的早期创始成员，在美国拥有公司和化工生意，且与杜建英家族存在密切的商业往来 —— 两人共同投资的 " 三捷系 " 公司，名称中均带有 " 捷 " 字，利益纽带清晰可见。更直接的冲突体现在，宗泽后支持创立了 " 宗师傅 " AD 钙奶，该产品的包装、广告语都对标娃哈哈，核心团队更是娃哈哈的老员工，其 " 同宗同源 " 的宣传口号，巧妙利用了消费者对娃哈哈的品牌认知，直接分流了 AD 钙奶的市场份额。
事实上，娃哈哈内部早已分裂为两大阵营：一方是宗馥莉带领的年轻改革派，主张现代化管理；另一方则是由宗家叔伯亲戚和老臣子组成的 " 元老派 "，维护着传统的利益格局。宗馥莉的铁腕改革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她砍掉了 18 家老旧工厂，裁撤冗员，而这些工厂不少都与杜建英存在股权关联。
04
股权迷宫的多方角力
这场家族争斗的背后，是娃哈哈复杂的股权结构所形成的微妙制衡。从表面上看，杭州上城区文商旅投资控股集团（国资背景）持股 46%，宗馥莉持股 29.4%，职工持股会持股 24.6%，宗馥莉通过与职工持股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掌握着控制权。
然而，若杭州法院判决三名非婚生子女胜诉，娃哈哈的股权结构将从 " 国资 — 职工 — 宗馥莉 " 变为 " 国资 — 职工 — 多子女 " 格局，宗馥莉可能会失去关键的投票权优势。更深层的风险在于国有资产权益可能受损。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国资方，多年来并未获得应有的分红：按持股比例计算，上城文商旅每年应分红约 2 亿元，但 1999 年至 2007 年间，国有股分红被借给娃哈哈集团使用；2008 年至 2022 年末，账面不进行利润分配，管理层和职工持股会的分红则以 " 资金往来 " 名义被拿走。
宗馥莉掌权后，通过体外公司分流利润的现象愈发明显。以宏胜集团为例，其为娃哈哈代工的产品数量约占 " 娃哈哈系 " 总产能的三分之一，通过垄断销售渠道，将娃哈哈品牌产品的销售端利润留存于自身。2025 年初，宗馥莉试图将娃哈哈集团旗下 387 件 " 娃哈哈 " 系列商标转移到她控股的杭州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被国资方及时制止。
05
品牌遭遇的信任危机
家族内斗的公开化，让娃哈哈的市场根基开始动摇。全国工商联饮料业商会的调研显示，已有 3 家省级代理商因担忧股权变动而暂停进货，部分区域的销售额下滑了 15%。
更沉重的打击来自品牌形象的崩塌。三位美国籍子女争夺遗产的场景，与娃哈哈长期宣传的 " 民族企业 " 定位形成鲜明对比，社交媒体上的负面舆情激增 400%，消费者纷纷质疑其 " 财富透明度 "。竞争对手则趁机加速布局，农夫山泉等品牌不断扩大市场份额，新兴饮品品牌也在快速渗透，抢占年轻消费者的心智。
面对危机，娃哈哈公司发表声明称 " 家族事务与公司业务无关 "，但这并未能平息市场的疑虑。公司的品牌年轻化战略受挫，新品研发周期延长了 60 天。而宗庆后人设的反转，更让消费者难以接受。这位曾以 " 一年生活费 5 万元，办公室不足 50 平米，一妻一女 " 的朴素形象示人的企业家，如今却被曝出复杂的家族关系和跨境资产安排，有网友调侃道：" 喝了这么多年的娃哈哈 AD 钙奶，今天才明白为啥不是一瓶一瓶的卖，而是一排四个一排四个的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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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馥莉的坚守与突围
作为这场风暴的中心人物，宗馥莉的人生轨迹充满了戏剧性的冲突。她 14 岁出国留学，当时陪读的正是怀有身孕却身份尴尬的杜建英，这段经历塑造了她独立而强硬的性格。知情人士透露，宗馥莉曾多次用绝食的方式逼迫父亲妥协，有人亲眼见过她因绝食而站不稳。在生活中，她性格极端，频繁更换司机、保姆和保洁，家里的冰箱都装了摄像头，连见亲戚都不再称呼 " 叔叔 "，只是点头示意。
2004 年回国进入娃哈哈后，宗馥莉从基层做起，与父亲在经营理念上不断博弈。她不按传统套路经营，砍冗员、改分红、推绩效，改革步步为营。宗庆后去世后，她迅速推动了一系列变革：将 " 娃哈哈 " 商标从集团转移至自己控股的杭州娃哈哈食品公司，被解读为在为 IPO 铺路；通过宏振系和宏胜系两大体系掌控 40 家食品饮料主业及 38 家制造供应链企业；关停 18 家与杜建英存在股权关联的分厂，同时通过给员工涨薪 30% 来稳定生产端。
这些举措带来了一定的成效，在她接手一年半后，娃哈哈的营收从 500 亿增长到了 728 亿元。但每一次变革，都意味着与旧势力的激烈碰撞，也为今日的争产风波埋下了伏笔。
07
家族企业的传承困境
娃哈哈的继承之战，成为了中国家族企业财富传承制度缺陷的典型样本。全国工商联的数据显示，中国民营企业中 80% 以上都是家族企业，当下正处于史上最密集的 " 交棒潮 "。而麦肯锡 2013 年的调查报告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全球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 24 年，恰好与企业创始人的平均工作年限相同；仅 30% 的家族企业能传到第二代，其中不到 2/3 能传到第三代。
宗庆后的案例，暴露了中国一代企业家在传承准备上的不足：虽然通过遗嘱隔离了境外资产，但未对境内股权进行信托安排；过多依赖口头承诺和非正式安排，缺乏有法律保障的传承机制。法律专家指出，若宗庆后生前设立家族信托，并明确非婚生子女的权益分配，或许就能避免当前的纠纷。
更深层的冲突在于传统家族观念与现代企业制度的碰撞。当 " 企业即家业 " 的传统思维遭遇现代公司治理要求时，血缘与契约之间的张力便爆发出来。在娃哈哈案例中，这种冲突具体表现为三组矛盾：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的继承权冲突、老一辈元老与新生代管理者的理念冲突、家族控制与国资监管的利益冲突。
这场价值 340 亿的争夺战，充满了痛苦与挣扎。而这种顶层矛盾的撕裂，并非只停留在法庭文件与董事会决议中，早已穿透集团总部的玻璃幕墙，在遍布全国的生产基地里演变为具体的生存危机 —— 陕西娃哈哈的停产漩涡，正是这场家族内斗最鲜活的微观注脚。
08
陕西娃哈哈的震荡：停产漩涡与权力博弈的缩影
位于陕西咸阳三原县的陕西娃哈哈乳品有限公司，曾是西北市场的 " 现金奶牛 " —— 年产能超 10 万吨，AD 钙奶、爽歪歪等产品占据区域 70% 以上的货架，2023 年纳税额达 2100 万元。但 2025 年 2 月 16 日，乳品车间突然全线停产，59 名一线工人的工资从月薪 5000 元骤降至 1000 余元基本生活费，厂区内价值 8000 万元的无菌灌装设备被防尘布覆盖，锈迹已悄然爬上管道接口。
这场停产并非偶然，而是前文所述 " 阵营对抗 " 在生产端的直接爆发。 工商档案显示，陕西娃哈哈乳品 60% 股权由香港荣泰企业持有，而荣泰的实际控制人正是杜建英。这种股权设计使该工厂成为其派系的重要据点：宗继昌 2023 年 2 月便出任董事，与沈阳、天津等地的关联工厂形成 " 杜系生产链 "，这与第一部分提到的 " 原告早有布局 " 形成呼应。而宗馥莉掌权后推行的 " 宏胜系整合计划 "，正是第六部分所述 " 铁腕改革 " 的延续 —— 将陕西厂区的代工订单转移至自己控制的天津、成都新厂，直接切断了其核心业务来源。当地经销商透露，2024 年四季度起，陕西产 AD 钙奶在西北终端的供货量下降 60%，仓库里堆积的多是 2024 年三季度的库存。
停产引发的连锁反应持续发酵。三原县劳动部门介入调解时，公司提出的方案颇具戏剧性：要么调岗至西宁、武汉分厂，要么转为后勤岗接受降薪。59 名员工中仅 10 人接受调岗，其余因 " 拖家带口离不开本地 " 陷入僵局。更耐人寻味的是，停产时间与香港法院冻结宗馥莉 18 亿美元资产的时间高度重合，被外界解读为杜建英派系 " 以生产链施压 " 的策略 —— 这与第二部分 " 跨境法律博弈 " 中双方的攻防逻辑一脉相承。厂区门口的便利店老板发现，近三个月来，常有陌生车辆拍摄工厂大门，这些视频经短视频平台传播，成为 " 娃哈哈不行了 " 的直观证据，进一步加剧了第五部分所述的 " 品牌信任危机 "。
陕西厂区的困境，更折射出娃哈哈管理体系的深层病灶。其公司章程显示，直至 2024 年 7 月仍保留 " 重大决策需参考创始人（宗庆后）历史商业判断 " 条款，这种 " 人治残留 " 在权力真空期彻底失效 —— 当宗馥莉团队要求查阅财务数据时，得到的答复是 " 需香港荣泰书面授权 "，而杜建英通过离岸公司构建的 " 影子董事会 " 仍牢牢控制着签字权。这恰恰印证了第七部分 " 传承制度缺陷 " 的核心观点：依赖口头指令而非制度设计的管理模式，终将在权力更迭中崩塌。正如三原县一位参与调解的官员所言：" 这里停转的不只是机器，更是一个家族企业在时代转型中的挣扎。"
如今，香港法院的悬而未决与杭州实验室里的 DNA 检测试剂，共同构成了这场中国式豪门传承悲剧的注脚。9 月 18 日的香港庭审将决定 18 亿美元信托的命运，而杭州法院的亲子鉴定结果则可能改写娃哈哈的股权版图。
市场已经用脚投票，农夫山泉的货架悄然扩大，新兴饮料品牌加速抢占冰柜空间，曾占据中国儿童饮料市场 80% 份额的 AD 钙奶，正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帝国出现裂缝。在宗馥莉的办公室里，父亲宗庆后穿着布鞋视察工厂的照片依然悬挂着。那位打造了庞大饮料王国的强人，终究没能为自己最珍视的 " 女儿 " 留下一个毫无争议的江山。娃哈哈的未来，以及这场遗产争夺战的最终结局，仍充满了未知。
文 / 周芝屹
编辑 / 张玉玲
法律顾问：北京市泽文（西安）律师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