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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编译自Jeff Rutherford与Adrian E. Wettstein合著的《The German Army on the Eastern Front: An Inner View of the Ostheer's Experiences of War》第五章《The Occupied Rear: Pacification, Exploitation and Mobilization》。
扩展阅读：
由于"巴巴罗萨"行动的闪击战目标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击溃苏联，德军在占领政策的设计上几乎没有做任何周密规划。按照德军最高统帅部的计算，只要在三个月内摧毁苏联的一切抵抗力量，德军便可迅速取胜。无论是德军还是希特勒本人，都预期行政权力将会立即移交给民事当局。
正是基于这种对迅速而决定性的胜利的执念，并且指望SS部队在肃清后方的抵抗中提供支援，德军仅向后方占领区派出了9个保安师，而平分下来，也就是每个集团军群3个保安师，来负责所谓的"绥抚"任务。然而，在1941年夏秋之际，这些部队就已证明他们自身根本无法完成使命。由于未能在一次闪击战中摧毁苏联的抵抗，德军被迫在1942年初仓促制定一套临时性的占领政策。在东线战争的整个过程中，这套占领政策都在不断地得到修补和调整。
1941年至1944年间，德军在占领区的实际做法不断在冷漠放任、暴力强制与有计算的安抚之间摇摆。尽管始终未能形成一套适用于整个占领区，并且能够统一指导行动的政策，但早在1941年夏，德军的占领思路中就已显现出若干核心原则，并在整个占领时期持续发挥着作用。
首先，德军追求的是一个安静且被绥抚的后方占领区，这就意味着当地的一切抵抗与反对的痕迹都必须被彻底清除。而这一点则直接服务于其第二个目标 —— 对该地区的经济掠夺。德军与东线经济参谋部等文职机构协同运作，在吞噬苏联资源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掠夺的重点目标包括军用装备、原材料，尤其是粮食。正是粮食问题，最终决定了德军与苏联平民之间的关系走向。
为了避免德国本土进一步削减口粮，也为了防止本已吃紧的补给体系还要向前线输送大量食品，德军被明确命令就地取食。换言之，在战争期间，苏联的土地必须为德军提供生存所需。为了确保苏联不仅能养活东线部队，还能支撑德国对英国以及日益敌对的美国的全球战争，德军从一开始就为一场迅速但极端暴力的战争做好了准备，而这场战争的行动框架，正是历史学界所称的"犯罪性命令"。
这些命令涵盖范围极广，从规范德军与党卫队特别行动队之间关系的规定（后者被用于清除一切形式的抵抗，尤其是针对犹太男性的抵抗），到在士兵与平民交往问题中事实性地废除军事司法约束。此外，德军还颁布了臭名昭著的政委命令，要求立即处决在战斗中俘获的所有苏联政委。
最终，决定占领政策的最为关键的一道命令，是《部队在俄罗斯行为准则》。该命令开宗明义地指出：
1）布尔什维主义是民社主义的德意志民族的死敌。德国的斗争目标正是这一颠覆性的世界观及其承载者。
2）这场斗争要求对布尔什维克煽动者、游击队员和犹太人采取无情而坚决的行动，并彻底清除一切主动或是被动的抵抗。
3）对于包括战俘在内的所有苏军人员，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最严厉的防范，因为应当预期他们会采取背信弃义的作战方式。尤其是苏军中的亚洲裔士兵，他们狡诈多变、难以捉摸、阴险且冷酷无情。
在对苏联境内的各类种族与族群作出一番论述之后，文件随即转向并着重强调了此次战役的经济基础：
8）各类经济物资以及缴获的军用物资，尤其是粮食和饲料、燃料以及服装用品，都必须加以节约并妥善保管。任何挥霍和浪费行为都会损害部队利益。凡是掠夺行为，将依据军法予以最严厉的惩处。
尽管德军将其占领时期视为短暂的过渡阶段，但这一占领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暴力与剥削之上。
在入侵苏联仅两周后，第7步兵师师长便下达了一道命令，强调苏联原材料对德意志帝国的重要性。1941年7月5日，他向下属各级指挥官明确了本师的粮食征集政策：
陆军总参谋部的军需总监明确指出，从帝国的整体粮食状况出发，无限制地依赖库存粮食的时代已经结束。
必须在任何可能之处采取措施，减轻本土的负担。为了保护本土的储备，同时在运输条件受限的现实情况下，减轻补给体系压力，部队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就地取食"，这是最高要求。即便这会增加部队的额外负担，也必须予以接受。
在就地供给问题上，每一名士兵都必须牢记，缴获物资的库存属于国防军资产，只能按照现行配给标准进行分配。任何浪费行为或是额外消耗缴获粮食，最终都会再次加重本土的补给压力。
对于部队无法完全利用的缴获物资仓库，必须上报师部Ib/IVa处，并在移交师部接管之前加以看守。
无论如何，部队必须自行解决以下物资的供应：燕麦和土豆。
师部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提供：面包和肉类。
现阶段不鼓励部队自行宰杀牲畜，因为这样往往会导致：一方面部队既领取了师部配发的肉类，又额外获取肉食；另一方面，多余的肉类无人处理，最终腐坏。鉴于当前的补给状况，任何粮食的腐败浪费，都是对整个（集中化的）德国粮食经济的犯罪。
只有在因酷暑导致师部最多只能发放一天口粮的情况下，部队才有必要进行自行宰杀。
蔬菜、涂抹酱类、糖、香料和饮品，在条件允许时应由部队自行获取。师部仅在临时情况下提供这些食品。即便这些食品被列入口粮清单，也并不意味着部队一定可以得到。
[…]
自7月7日起，晚间口粮仅每两天发放一次。其中一顿晚餐必须由部队按照《野战手册86/1》规定的配给标准自行解决。为此，可在必要范围内进行自行宰杀。
我们必须时刻牢记：
英国企图让德国挨饿；
而俄罗斯拥有德国所需要的一切资源。
正如这位师长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德军的占领目标不仅被视为东线战争的关键，同样也是对抗英国这一更大规模斗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历史学者普遍批评德军过于强调作战行动、而忽视战争的整体战略问题，但显然，仍有部分德军军官认识到巴巴罗萨行动对于德国在全球战争取得有利结果的重要性。
这道命令同样揭示了德军在战争期间竭力榨取苏联农业资源的核心逻辑。该命令一方面试图对部队的就地取食行为设定一定限制，另一方面却又同时鼓励部队主动采取行动，自行解决自身的口粮问题。
由于补给体系严重紧张，加之部队被要求在一个以自给农业为主的地区自行解决口粮，德军普遍认为东部的肥沃土地理应供养自己，而不是所谓的"低等的"斯拉夫人。再加上德军在就地取食的问题上，将权力下放至最低层级，这些政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德军士兵与苏联平民之间的冲突。
部队既无法、也往往不愿区分所谓"合法"的征收与"失控"的掠夺行为，其结果是部队频繁洗劫苏联农民及其农庄。霍尔姆（Kholm）的城防司令在当年夏末报告称：
尽管已下达最为严厉的命令，也进行了监督，但德军士兵向当地居民勒索牲畜和粮食的案件（有时甚至伴随人身暴力）仍在增加。这些情况主要发生在霍尔姆城外的村庄，一些小分队出没其间并进行所谓的"组织行动"。在这些地方，农民往往连最后一头牲畜也被夺走。在个别情况下，甚至连现金和贵重物品也遭到抢夺。受害者随后前往城防司令部提出申诉。
例如，1941年8月11日，一支途经的部队赶走了一名居民的最后一头牛，还殴打了这位居民，据称部队还索要并带走了3000卢布的"摊派款"。
一名来自布尔兹科耶（Brzkoie，位于霍尔姆以南约5公里）的75岁老妇来到城防司令部陈述称，8月17日，一支骑兵部队出现，试图赶走她唯一的一头牛。当她跪地哀求不要带走牛时，一名士兵殴打了她。该妇女脸上仍留有被打的痕迹。随后，这些士兵策马离去，没有付款，也未开具任何凭证，却带走了她的一只羊和数只鸡。
还有一名妇女向我出示了一张收据，证明一名上等豁免兵（未注明野战军邮邮号）以3帝国马克的价格带走了一头牛。
鉴于这些行为很可能是来自霍尔姆以外、隶属其他师的部队所为，城防司令请求予以追究并纠正。
这种行为在将原本欢迎德军的部分东欧民众转变为抵抗者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绝非无关紧要的问题。为了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将苏联的西部边缘地区彻底"苏维埃化"，乌克兰、波兰以及波罗的海诸国曾长期遭受苏联政权的恐怖统治。大规模逮捕、驱逐、枪决与饥荒，确实促成了苏联控制的建立，但代价是当地民众对政权的彻底疏离与敌视。
许多德国士兵事后作证称，这些不同族群最初将德军视为解放者，认为他们是来将自己从布尔什维克的枷锁下解救出来的。显然，如果德方曾作出任何真正的努力，这种反苏情绪本可以被加以利用。然而，纳粹的种族政策以及德军对作战行动的那种将一切其他因素排除在外的狭隘执念，注定了德国在1941年根本不会出现这样的尝试。其结果是，德军在东部占领区的做法，将原本可能存在的支持，转化为了公开而普遍的抵抗。
一名在列宁格勒地区作战的德国士兵曾记述道：
昨天晚上，俄国农民把一头死牛拖到这里，为自己的损失而大声哀号。 这是完全有理由的。某名德国士兵因为想吃牛肝，便将这头牲畜杀死，他只取走了肝脏，而其余部分则弃置在那里。这种行为自然激起了当地人对我们的不满，那名粗心的"黑屠夫"也因此受到了相应的惩罚。如今，他又制造出了一个未来游击队员的家庭。
在整个战役期间，游击队的活动始终是德军持续忧虑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意识形态层面的考量：正如《部队在俄罗斯行为准则》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德军预期会遭遇非正规抵抗，因为其认为苏联的"犹太-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在积极鼓励这种阴险的作战方式。
这种担忧同样基于德军对自身即将展开的战役形态的认识。随着装甲矛头不断深入苏军后方，德军的补给线也随之被拉得越来越长，保障难度也随之显著增加。为了在游击运动尚未发展成严重干扰之前将其摧毁，德军诉诸强制与暴力手段。
德军对游击战的传统应对方式建立在所谓的军事必要性之上，其具体表现为被称为所谓的"集体措施"：逮捕整个村庄的居民、扣押人质、焚毁社区，或是处决被怀疑的游击队员。1941年10月，第十六集团军下达的一道命令，对这一政策作出了明确阐述：
a）凡是被判定犯有破坏或间谍行为的平民，须由有关指挥官下令就地枪决。若仅有怀疑而不足以据此处决，指挥官可对相关城镇或是村庄下令实施集体措施，其程度应依据破坏规模及怀疑范围来决定。
例如，在通信设施反复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建议扣押人质，并责令其亲属承担电话线路的看守任务。
b）只有在部队采取上述措施却出乎意料地未能奏效时，方可由军级司令部下令，将可疑的男性平民及征召人员押送至战俘中转营下属的平民收容营。[…]
只有在极端紧急情况下，才可授权将被定罪的平民送往这些营地。此类平民须由警卫押送，通过铁路进行遣送。
德军在二战期间沿用了这种普鲁士-德意志传统做法，但其在东线战场上的具体行动，显然受到了纳粹意识形态那更进一步的激进化影响。
尽管游击队活动直到1942年才发展成可以对德军作战行动构成真正威胁的程度，但那些在大规模包围圈中成功脱身的零散苏军部队，已然对德军造成了困扰。下列文件展示了在推进过程中，一支炮兵团如何下令并实施德军的集体惩戒措施的实例：
1941年7月21日约19时，第426行军纵队在从多罗霍瓦（Dorochova）通往奥塞尔基（Oserki）的道路上，于普霍瓦村（Puchova）附近一处灌木与杂草丛生的地带遭到步枪射击。一名医疗兵走出队列后，在约5米的距离内被一名平民射击。随后，卫生连从其所在位置进行了还击。
根据我的命令，由尔里希（Ullrich）少尉率领的通信分队人员以及医疗兵，对通往该村方向的灌木地带和玉米地展开了搜查。我向乌尔里希少尉下达命令，要求其毫不留情地行动，并行使即决处死权。
由于这次行动距离枪击事件已过去了一段时间，加之搜索持续较久，除了两名年轻女性外，突击分队在村庄周边未发现其他人员。这两名女性形迹可疑地逗留在低洼地带。乌尔里希少尉随即包围了该村，并下令进行搜查。
村民最终承认布尔什维克曾在村中停留，并声称这些布尔什维克已于此前向东离开。显然，村民要么协助了布尔什维克，要么亲自参与了狙击袭击。乌尔里希少尉通过翻译，向聚集起来的村民说明了事实情况，并向他们解释了即将实施的报复行动。
随后，他命令将村中所有适龄男性（总共7人）在其余村民面前由其部下以步枪齐射处决，并放火焚毁了整个村庄。
根据所提交的报告，我批准乌尔里希少尉的行为，认为其符合我所下达命令的精神。
这次由炮兵实施的集体枪决，既凸显了德军在反游击行动中所采取的残酷手段，也反映出德军军官在制定应对措施时所享有的高度自由的裁量权。它同样揭示了德军在推进阶段数月间的占领方式。
在这一时期，苏联平民被视为一种干扰因素，只有那些被认定为具有威胁性的人，才会真正引起德军的关注。德军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战场取胜之上，几乎无视了绝大多数的苏联平民人口。只有在征集粮食、获取情报，或是因怀疑与恐惧而将其视为潜在威胁时，德军才会与苏联平民发生接触。
随着德军的推进在夏末至初秋逐渐放缓，前线后方的战争呈现出一种全新且更加残酷的形态。8月下旬至9月初的数周内，德军的反犹政策彻底堕变为赤裸裸的大规模屠杀。此前主要针对适龄男性犹太人的做法，逐步演变为不分年龄与性别，涵盖了所有犹太人的政策。
诸如巴比亚尔（Babi Yar）惨案这样三万三千余名犹太人被党卫队与乌克兰辅助人员屠杀的大规模枪杀事件，同样表明，德军也参与其中，成为大屠杀的一部分。
最新的研究已经明确证明，从集团军层级一直到团级，德军各级部队都参与了对犹太人的杀害，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自行采取了行动。这一趋势得到了德军宣传的助推与鼓励，随着德军准备迎接其所期望的东线战役"最后数周乃至最后几天"，这类宣传的语调明显愈发激进。
除了赖歇瑙那道臭名昭著的命令外，霍特与曼施坦因也发布了内容相近的命令。与此同时，第123步兵师于10月2日下达了一道命令，其文本最早由凯特尔在9月下旬颁布：
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要求采取无情而坚决的镇压行动，尤其要针对作为布尔什维主义主要承载者的犹太人。
因此，禁止一切国防军与犹太人口之间的合作，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还是以各种所谓"优先的辅助服务"的形式为国防军所用。
在任何情况下，军事机关都不得签发确认犹太人为国防军服务的证件。
唯一的例外，仅限于在德国方面监督之下，以专门设立的劳动队的形式使用犹太人。
这些命令一方面意在激励部队为最后一次努力而战，另一方面也明确了这场战役的利害所在：布尔什维主义，以及由此延伸出的犹太人，被视为对德国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必须予以彻底清除。
后方针对游击队的战争很快与东线大屠杀的推进相互交织合流。以下两份文件由第221保安师出具，展示了德军对苏联犹太人政策的演变，以及这一政策如何与德军应对非正规抵抗的做法紧密相连。第一份文件的日期为1941年7月：
7月17日，在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一名哨兵和一名摩托通信兵遭到不明身份者射击。
作为报复，第549军事行政司令部决定在比亚韦斯托克展开一次全面清剿行动。行动日期将由其自行确定，并与第45地方卫戍团及比亚韦斯托克的警察部队协同实施，以最严厉的方式执行。
可疑人员一律逮捕。一旦出现任何轻微抵抗，须立即使用武器。应扣押人质（尤其是犹太人），一旦发生任何程度的骚乱，应下令即刻予以枪决。
7月，作为对游击活动的回应，犹太人被扣为人质，并成为最先被威胁处决的群体。到了9月，德国方面的政策已经明显进一步激进化，正如以下这一来自第221保安师战时日志的记录所示：
吕贝凯尔（Rübekeil）分队在中央集团军群后方司令部下令的清剿行动中，抵达了博布鲁伊斯克-莫吉廖夫（Bobruisk-Mogilev）公路的最终目标地段。
在9月10日至12日期间，共俘获军官2人，士兵160人。另因支援游击队活动，处决了1名康米党员和22名犹太人。
正如该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德军在此次行动中共押解了162名俘虏，但因"支援游击队"而被处决的人，绝大多数是犹太人。
在这里，德军针对叛乱者的战争实践，已经外溢并融入了政权的意识形态目标。由于军方与国家都不仅将犹太人视为后方一切抵抗的骨干，同时也视其为康米及其组织体系的支柱，这使得在1941年，犹太人不成比例地承受了德军反游击行动中最残酷的打击。
德军对苏联平民所施加的有针对性的暴力与冷漠态度，在1941至42年的冬季危机期间进一步加剧。当德军在苏军猛烈反攻、严寒以及几乎停滞的补给体系面前为自身的生存而苦苦支撑时，占领区的苏联民众逐渐被德军单纯地视为可利用的工具，以完全的功利主义来加以对待。
以下是1941年12月第十八集团军军需部门的一次会议记录，清楚表明了德军对那些未被视为有助于其生存的平民所表现出的彻底漠视：
战俘。一年需消耗80万吨口粮用粮。
区分：劳动战俘与后方营地战俘。将劳动战俘人数压缩至绝对必要的最低限度，这些人将获得较好的供给。这一点将以本土的利益为代价。
需要研究的问题：我最少可以依靠多少名战俘？
所有丧失劳动能力者，一律驱逐，不予供给。
必须确保战俘确实领到其应得的配给份额。
对战俘的待遇应当合乎规定。严禁讨好行为，禁止以香烟进行交换。
应设立小型作坊，用于改善衣物等用品。从平民人口中没收衣物供战俘使用。
平民人口：对其供给食物属于犯罪行为。
必须采取一切手段阻止平民流动。再次依据总司令的命令，强调必须将平民与士兵严格隔离。
目前无法组织难民运输，军队无力提供帮助。
平民人口应被弃之不顾，听任其自生自灭。
第十八集团军在该时期正在执行对列宁格勒的围困，这一点显然并非巧合。在这两种情况下，德方都完全从军事必要性的角度去看待苏联平民，而在军队力图在战场上取得最终胜利的背景下，平民的命运根本无足轻重。
然而，这份文件也指明了德军占领政策进一步演变的方向 —— 凡是能够被德方用于劳动和生产的平民与战俘，都将被动员纳入德国的战争需求之中。不过，这类发展仍需等待冬季危机结束之后才能真正展开。
在这一时期，东线部队的生存本身似乎都成了问题，德军在占领政策上的做法也随之明显走向激进化。一方面，德军为了遏制来势汹汹的苏军推进而采取的焦土战术，直接将苏联平民暴露在严酷无情的自然环境之中。
1941年12月7日，第39摩托化军下达命令，要求德军在最终撤离前，"尽可能彻底地摧毁蒂赫温（Tichvin）"。其下属部队第8装甲师在战时日志中记录称，需要设立"破坏分队"来执行该命令，以确保：
凡是可能被用作掩蔽的房屋、桥梁和建筑物，一律予以摧毁，不得顾及当地居民的处境。
凡是无法随部队带走的粮食和饲料，同样必须被销毁。
通过在隆冬时节同时剥夺栖身之所与食物，这类政策显然在1941年末至1942年初将无数苏联平民推向死亡。与此同时，在这场危机期间，德军对后方游击袭击的恐惧迅速加剧，随之要求部队保持高度警惕，并向士兵灌输在入侵前的命令中已被反复强调的意识形态观念，例如《部队在俄罗斯行为准则》。
以下这道由第126步兵师发布的指令，既突出了上述要点，也流露出该师师长对其所认为的下属那不专业且懒散的行为的愤怒：
关于打击游击队的基本准则，已载于《陆军总司令指令，陆军总参谋部／训练处（Ia）第1900/41号，1941年10月25日》之中，并已于11月10日下发至营级单位。
在此基础上，再次强调了若干针对游击战的重点事项。现以下列摘录形式公布，各部门并必须遵照执行。
1）积雪与冰冻天气，以及阴暗、多雾且黑夜来得极早的气候条件，不仅有利于可能出现的敌方伞兵，也同样有利于游击队和敌方袭扰分队的行动。这些敌方部队通常会穿着雪鞋悄无声息地接近村庄、公路和铁路，其活动范围甚至可深入前线后方很远的区域。
因此，所有人员的警惕性与纪律性都必须进一步提高，即便是远离前线驻扎的部队亦不例外。然而，恰恰是在这些部队中，往往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天真与松懈。
2）每一名负有责任的指挥官和士兵都必须时刻清楚：我们身处敌国领土，面对的是一个以背信弃义和阴险狡诈著称的对手。俄罗斯人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当地居民获得自愿或被迫的支持。德国士兵的轻信，过于频繁地被对方加以利用，并最终伤害到自身。
因此，对俄罗斯居民保持警惕与怀疑是必要的。这不仅包括解除居民武装并监督其行为，尤为重要的是，必须持续核查当地男性与女性人口的数量变化及其出入情况（特工、间谍！）。
所有部队都必须学会，一旦发现任何异常情况，或涉及特工活动、游击队等的可疑事件，应立即向上级指挥部的反情报官报告，或直接报告至师部Ic处（情报）。
3）所有部队，在此尤其指未直接部署在前线的部队，都必须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以防范打了就跑式的敌方袭击。这些措施需要经常且持续地检查，并在必要时由负责任的部队指挥官加以调整。
尤其是在严寒和暴风雪天气下，对哨兵的监督必须格外严格。应通过频繁轮换，不仅要维持哨兵的注意力，而且要进一步提高其警觉性。
[...]
5）对越野交通的监控同样属于防范游击队的警戒与保安任务，其范围包括：
a）将通行限制在纯粹的本地"交通"范围内；
b）阻止一切跨区域流动；
c）检查行李与雪橇；
d）查验通行证件。
上述四点必须通过不定期抽查持续落实。唯有通过这些手段，才能有效对抗敌方的信息传递方式，而这正是一切游击与特工活动的根本前提！
6）在部队长期驻扎于某一村庄期间，必须通过频繁的演练警报来检查部队的战备状态与纪律性。不得存在驻有部队的村庄无法在突发事件中立即以预先准备好的对策作出反应的情况。
因懒散而忽视本可避免流血的防范措施，其责任与最严厉的指责，将同时落在指挥官及其部队身上。
该命令通过强调对付一个"以背信弃义和阴险狡诈为特征的对手"，并要求士兵针对这种敌人采取相应措施，表明德军指挥官认为其部属在对待苏联平民时过于宽松。这种解读使得那种仅仅聚焦于德军在东部残暴行为的叙事变得更加复杂。
尽管如此，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冬季危机期间，苏联平民切身感受到了德军占领的冲击。为了在严冬中抵御重新发起攻势的苏军并求得生存，德军实施了其所认为的一切必要的政策。
被德军俘获的苏联士兵的命运，或许最能说明战争最初两年里德军在东部占领区政策的演变。1941年的作战以一系列大规模合围战告终，超过300万名苏军士兵被俘，而德军对如此庞大数量战俘的处置，完全是犯罪性的。
意识形态信念，包括对被视为布尔什维主义"携带者"的苏军战俘的恐惧，以及对其所谓"种族劣等"的看法，与现实层面的考量，如德军不愿将本用于部队的粮食分配给战俘，以及其他后勤困难的问题，相互叠加，造成了德军直接负有责任的最大规模的群体死亡。超过200万苏军战俘死于集体枪决、暴露于严酷的自然环境、疾病，以及最为关键的饥饿。
正如前文所引用的由第十八集团军军需总监于1941年12月发布的报告所示，东线的战俘被视为一种"资源"，只有能够劳动的战俘，才会获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口粮。仅此一点，就已构成德军对苏联战俘政策的根本性转变。而这一转变，正是由冬季危机以及战争将延续至1942年的现实所促成。
这种政策的变化，也体现在一份下发给第207保安师的文件中。作为在爱沙尼亚以及佩普西湖（Peipus）地区的一小部分俄罗斯本土区域执行"绥抚"任务的一环，该师同样负责处理战俘事务。1941年12月送达该师的一份指示材料，明确提及了战俘的每日死亡情况、将其日益用于德方劳动项目的做法，以及种族因素在决定战俘待遇中的重要性 —— 在被释放的战俘群体中，俄罗斯族显然不在其列：
月度报告
A）月末存量（按附件 I 的格式）
B）上月新增
a）战俘（pp.）
b）在集团军后方地区
c）战俘（pp.）
C）上月减少
a）死亡、被枪决
b）逃脱
c）移交SD
d）移交空军负责
e）移交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战俘机构
f）释放
g）合计
D）本月初的劳动使用情况
a）部队供给
b）道路与桥梁建设、道路维护（不含托特组织）
c）建筑及阵地构筑（不含托特组织）
d）托特组织
e）铁路的运营、建设与维护
f）商业、工业与贸易
g）农业
h）空军（只要尚未脱离陆军总司令部的监督）
i）其他工作
k）合计（不再作进一步区分）
E）上月释放情况
a）立陶宛人
b）拉脱维亚人
c）爱沙尼亚人
d）乌克兰人
e）罗马尼亚人
f）芬兰人
g）德意志族裔
h）白俄罗斯人
i）高加索人及安全勤务人员，以及翻译
k）突厥族（i、h、k仅限用于辅助警卫勤务、警察）
l）合计
这种承认战俘生产价值的政策转变，反映了德军占领政策更为广泛的调整。随着德方逐渐认识到战争至少还将持续一年以上，且北线与中线的作战已演变为类似于一战的阵地战，野战军指挥层中的部分军官开始调整政策，试图争取其控制区内苏联民众的支持。赖歇瑙1942年1月上旬的著名备忘录，以及第一装甲集团军在高加索采取的较为和缓措施，均属这一趋势的体现。
陆军总司令部于1942年5月10日首次下达的一道命令，在三周后由第三装甲集团军转发至其下属部队，则更清楚地凸显了德方意图的这一转变：
德军在东方作战的目标，是摧毁布尔什维克政权。只要当地和平居民将德军视为建立新的、公正秩序的代表，部队对他们的态度便不会受到影响。与欧洲其他占领区不同，德国人在俄罗斯拥有让当地民众自愿承认其领导地位的机会。实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士兵的举止。他应当被视为东部的主人，但这种主人地位绝不能演变为对毫无防御能力的战败者的蔑视。俄罗斯人在受到严格而公正的对待时，通常是服从且愿意配合的。应当利用这种信任，尽快实现对被征服地区的绥抚。
仅因当地居民表面上的无产阶级形象便认定他们没有权利和荣誉，这是错误的做法，而且有损我们自身利益。实践表明，这种外表不过是布尔什维克恐怖统治下形成的伪装。
德国士兵应当保护勤劳守法居民的财产，尊重俄罗斯妇女与少女的名誉，并支持后方地区的重建工作。他必须明白，任意妄为只会制造对立，激起怨恨，从而威胁我军自身的安全。
为继续战争所必须采取的强制措施，即便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当地居民的权益，也应尽可能向民众解释清楚，使其理解。征收牲畜及其他物资往往容易引发不满，如有可能，应由村长（Starosten）出面执行。
德国士兵应当以自己的行为向平民表明，他来自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德国的统治将使当地民众摆脱布尔什维克的枷锁。
另一方面，对占领区的控制，以及对乡村资源的利用，都必须采取强硬的手段，任何软弱或是宽纵都是不合时宜的。
凡是有平民反抗军事当局命令，或是对国防军成员实施、威胁或策划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均应由相关军官依照此前下发的指令，立即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
这些原则对部队的一切行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凡是将苏军的暴行报复到无辜且毫无防御能力的平民身上的人，无异于在帮助敌人。
士兵必须以严格而公正的态度对待民众，成为大德意志帝国最好的宣传者。
这道命令表明了两个问题。首先，德军之所以认为有必要发布此类指令，本身就说明在推进阶段以及随后的冬季危机期间，部队已经出现了对苏联平民施暴的情况。其次，德军清楚地认识到，一旦后方陷入混乱和叛乱，其通过军事手段赢得战争的能力将受到弱，因此，德军希望通过安抚占领区民众来避免后方动荡。
这类思想与政策沿着部队的指挥体系逐级下传，在整个战线各处一直传达到师级。例如，部署在战线中部的第7步兵师下令：
应再次教育部队，强调其对待民众的举止必须合乎规范。任何的暴力行为都会迅速传开，削弱民众对德国武装力量的信任，并为苏联-俄罗斯的宣传提供口实与助力。
其他一些师则实施了更为具体的措施，以帮助苏联平民在占领期间维持生存。在德米扬斯克包围圈中，第123步兵师被兵力占优的苏军包围，自身补给亦完全依赖空投，即便如此，该师仍于1942年5月为其控制区域内的居民启动了一项公共粮食供给计划：
在了其他援助措施到来之前，略微改善部分地区的俄罗斯平民疏散者那近乎绝望的粮食状况，应立即启动以下措施：
1）防区指挥官须在与相应的军医协商后，负责确定哪些地区的粮食状况已经恶化到必须采取救助措施的程度。
2）在依据第1点确定的这些地区，应在整个防区内建立公共食堂。原则上，公共食堂应每日提供一份热汤，并在德国安全机构的监督下，在相关俄罗斯市长的协助下，向非本地的平民人口发放。
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确保所有被疏散的居民得到平等对待，例如杜绝重复领取口粮等情况。
3）在库存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各防区应按照为在国防军服务的俄罗斯人口所规定的固定配给标准，为疏散民众分配粮食。同时，供食人数须依照第6点的要求一并上报。
4）作为获得这些食物的回报，这些人口应被用于为国防军提供劳务（包括营房与防御工事的修建），以及农业协助。在条件允许时，公共食堂应被用于为我方进行宣传。
5）除第3点所述情形外，任何费用均不得由帝国承担。
6）各防区指挥官必须清楚，这一额外供给将会加重整个运输体系的负担。因此，必须执行尤为严格的标准。凡依据第1点确定的地点，须立即向师部 Ib（军需）报告拟建立公共食堂的必要性，并详细说明需供食的疏散人口数量，以及负责供食的经济部队所属的单位。
7）我要求，被部署用于尽可能加强田地耕作的各防区分队，首先务必确保现有的最低限度的种子不得在最后时刻被消耗殆尽，而应采取措施保护已发芽的种子，以便充分保障粮食的收成。
这份文件同样表明，该师高度关注该地区的农业资源。显然，德军在占领区的职责远不止于保障通信线路与补给线的安全。与此同时，这也显示了该师师长已经意识到东线力量对比的变化。
1941年6月入侵苏联的那个德军，已在人员与装备上蒙受了严重且不可弥补的损失，此时，唯有在占领区民众保持沉寂，甚至是被刻意引导去为德国而战的情况下，德国才有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在德军开始实施更为缓和的政策的同时，德国方面也在系统化地攫取占领区的人力资源。1942年春，德国启动了一项新计划，旨在将苏联平民输送至德国的农田、矿山和工厂从事劳动。该计划由图林根大区长官绍克尔主导，帝国劳动行动的触角迅速伸向整个被占领的东部地区，并与东线经济参谋部、SS以及陆军等机构协同运作。
1942年5月，第8装甲师军需官发布的一道命令，清楚表明了德军在这一进程中的角色：
本土对劳动力的极度需求，要求从俄罗斯地区转移约200万人的劳动力。 凡经帝国劳动行动全权总代表，大区长官绍克尔授权，负责招募俄罗斯劳工的各机构，应在各个方面得到部队的支持。
因此，德军深度地卷入了一项最终发展为大规模强制掳掠与人口迁移的计划之中。尽管最终有数以百万计来自东部占领区的劳工被送往德国本土，德军同时还直接征用了数十万名俄罗斯男女劳工，用于修筑和维护道路、构筑防御阵地，以及改善交通与补给线等工作。
1942年11月，第四集团军曾下达命令，明确强调平民劳动力对军队自身的重要性：
由于战俘日益短缺，今后将更多使用平民劳工，包括单独派用或是编入劳动队。
这些劳工不得按战俘方式对待。在申请此类劳动力之前，各使用单位必须认真考虑平民劳工的基本需求，如粮食与住宿安排。
尤其是在将平民集中编成劳动队使用时，必须采取预防措施，因为劳动队的成员可能不愿劳动，或是通过非法手段私自逃离岗位，而这些人很容易落入匪帮之手。
然而，粮食问题始终是占领者与被占领者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德国最高统帅部叫停了诸如第123步兵师那样为占领区民众提供粮食的尝试，这对于前线部队及其周围饥饿的平民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1942年8月，陆军总司令部明确规定了野战军对平民事务的职责范围：
随着收获前夕向俄罗斯平民直接供给粮食的困难日益增加，各级指挥部越来越频繁地提出建议，主张动用部队储备粮去救济军队控制区及后方地区的平民。
对于部队而言，这些建议不难理解。从维持民众劳动力与工作意愿的角度看，也确有益处。然而在现实条件下，这类措施终究难以实行。
本土粮食的形势本身就已十分严峻，这就要求占领区民众只能保留最低限度的口粮，尤其必须把依赖德军配给的人数严格控制在绝对必要的范围内。
同时，由于运输能力十分有限，只能勉强满足各项需要。再加上部队对武器、弹药和各类物资的庞大补给需求，列车可用于粮食运输的空间极为有限，即便如此，除了维持日常补给外，也仅能勉强为泥泞期和冬季储备最低限度的存粮。
因此，任何从部队库存中拨粮救济外界的做法，都会削弱部队自身的补给能力。
平民的粮食供给仅由经济主管机关负责。
严禁动用部队库存粮食。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并在严格标准的约束下，方可提供临时救济，且前提是必须由经济主管机关及时补偿临时救济所使用的粮食。
陆军总司令部显然认识到，为平民提供粮食，有助于其推进其他计划，尤其是与劳动力征调相关的措施。然而，严重的补给困难再次叠加在德军以功利为先的军事必要性观念与纳粹意识形态之上，最终使得那些至少能够缓解德国的占领所带来的最严重后果的政策被终止。
最高统帅部采取的这种强硬路线，同样体现在许多前线部队的行动与政策之中。即便是第123步兵师，也在绥抚措施与直接暴力之间摇摆不定。该师在1942年10月发布的一道命令中，清楚地展现了德军在占领政策上的两难 —— 德军一方面试图建立与农民互利共存的秩序，另一方面又依赖暴力去维持统治：
部队与德米扬斯克战区民众的关系，直接关系到打击特工与游击活动的成败。从总体而言，当地民众表现出配合且勤勉的态度，其中一部分人甚至准备为部队提供武装支援。然而，在我方辖区内，仍有一些人主张，对民众应采取严格但兼顾情理的对待方式。
关键在于，即便是今后，也必须通过公正而严格的行为去赢得民众的信任，并以行动的一贯性使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保护，免遭敌方特工侵害。我方的任何软弱，都会被俄罗斯民众视为军事上的软弱，从而削弱他们的服从与对部队的信任，并且为特工和游击队的活动提供可乘之机。
对民众实施惩处的权力，仅由城防司令、警戒分队指挥官及师部行使。
处罚一律以非司法的惩戒方式实施（如监禁，必要时加派劳动，包括正常工时之外的劳动，以及罚款或是实物罚缴）。
体罚仅限于对男性使用，并只在特殊情况下适用。
所有处罚均须记录在案并归档保存。
1943年，德军的占领政策继续发生变化。这一转变紧随着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灾难性惨败，以及A集团军群为了避免在高加索重蹈覆辙而进行的仓促撤退。此时，德军已整体转入全面战争状态，这促使其占领政策不断进行调整。
隶属北方集团军群的第126步兵师所留下的两份文件，清楚显示了这一转变在师级层面的具体表现。其中一份，是师部人员与负责当地村庄管理的俄罗斯长老举行会议的记录，清楚展现了德军在占领事务中的实际做法：
1）在反布尔什维主义斗争中实行全面动员的必要性：
a）德国及欧洲的全面动员
b）俄罗斯民众的全面动员，目标：尽快结束战争
c）以苏联政权的组织方式作为参照
2）为保护民众（尤其是儿童）免受战祸影响而实施的疏散：
a）整村撤离（以村为单位）
b）不遣送德国，而是在本地临时安置至新的居住区
c）对因参加劳役而留在原地者，允许探亲休假，并保障邮政通信渠道
d）志愿参加者（可获得粮食与衣物等优待）
e）儿童照护由母亲或是其他女性负责
3）总结发言（弗拉索夫）
4）反情报-防范间谍威胁
这份文件凸显出三个值得注意的要点。第一，德军已明确要求苏联民众与其他受德国控制的欧洲民众一道，被全面动员并纳入德国的战争机器之中；第二，强制疏散已成为德军在东线的日常行动的一部分。平民及其牲畜和财物被迁送至德军后方，既便于德方加以利用，同时也剥夺推进中的苏军可以利用的资源；第三，文件提及了弗拉索夫。这位俄罗斯将军于1942年被俘后转而与德国合作，并领导反康的"俄罗斯解放军"。这表明德军正在通过具体的举措，试图将苏联社会更深层次地纳入德国的战争体系之中。
第126步兵师于1943年4月发布的第二份文件，旨在使部队认识到苏联的人力资源对于德国战争所具有的必要性，并明确部队应据此调整对苏联国民的待遇。该师师长在文件中指出：
为了确保劳役制度得以顺利推行，德国占领当局必须在思想与态度上整体调整对俄罗斯人民的看法。各级指挥部与机关应当明确：被征召参加劳役的俄罗斯人以及志愿者，绝不能被当作待宰的群体加以驱使，而应视为前线与后方勤务急需的重要劳动力。没有俄罗斯人民，俄罗斯农村社会本身也无法维持。
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把被征召者与志愿者当作战友对待，同时严格维持纪律。使他们成为德国可靠的盟友，使其切身关心战争的结果，并具备抵御布尔什维克宣传的能力，这是德国军官与士兵的责任。
尽管关于志愿辅助人员（Hilfswillige）的待遇已有明确的规定，但各机关仍须认识到，这些人同样拥有亲属与所属村社。若占领当局不将这些亲属与农民群体视作人来对待，相关的措施反而可能对我方造成危险。
从德国方面看，还必须预计到，敌人会把志愿辅助人员运动视为对其自身的重大威胁，并会设法利用一切机会激化我们与俄罗斯民众之间的矛盾。
在志愿辅助人员队伍中出现失望与动摇是在所难免的，但部队指挥官与各机关不应因此气馁，上级更不得迁怒或是连坐其他志愿辅助人员。有关责任机关与上级必须强调公正、组织能力、理解与关怀。当然，严格与纪律始终不可缺少，但必须停止傲慢与粗暴的行径，以德语进行的冷嘲热讽也应当杜绝。
如有可能，应鼓励俄罗斯人自行纠正错误，并由其内部进行训诫。对特定行为的惩罚须事先明确告知。
必须始终牢记：俄罗斯人同样是人。在得到公正对待时，他们通常愿意劳动，但他们也具有明显而敏感的自尊心。
这道引人注目的命令，实际上反映了该师师长正试图重新塑造士兵对苏联民众的态度。当然，观念层面的转变远非简单发布几道逆转政策的命令所能实现的。此类规定本就难以真正落实，更何况在1943至1944年间，德军对纳粹宣传的依赖不断加深，这本身就与这种较为缓和的方针相互矛盾。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文件中特别强调了志愿辅助人员的作用。到了1943年，对于德军而言，或是出于信念，或是仅仅为了获得食物、逃避占领政策中最严酷的处境而成为志愿辅助人员的苏联志愿者已变得日益重要。正如下文第7步兵师的一份报告所示，当地人此时已构成德军部队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战斗力编制表，该步兵师共设有1448个志愿辅助人员编制名额。其中，在1943年4月10日之前，已有475个岗位由志愿辅助人员填补，4月10日之后又补入835人。
使用志愿辅助人员的必要性已得到充分确认。
截至目前，积累如下经验：
1）志愿辅助人员的表现
由部队自行招募的志愿辅助人员（来自战俘和平民），总体上勤勉可靠。相比之下，由中转营分配的志愿辅助人员，大多需要严格监督。
与预期相反，在"水牛（Büffel）"行动期间未出现抵抗或是逃跑企图。不过，该师目前仅有475名经过精心挑选并受到严密监控的志愿辅助人员。
确实存在间谍活动风险。无法完全阻止志愿辅助人员与当地平民之间的往来。志愿辅助人员，尤其是配属补给部队者，会逐步熟悉整个师的辖区。至于敌方对我方意图的了解在多大程度上源自志愿辅助人员的配合，目前尚无法作出判断。
2）志愿辅助人员的分工
志愿辅助人员不适合担任需要高度信任的岗位，也不适合从事炊事和手工业工作。此外，不得将德军军服与装备的维护工作交由其负责，因为他们此前未按我方的工艺标准接受过相关训练。
在驾驶员、副驾驶员和机械师岗位上，志愿辅助人员仅适用于操作俄制车辆，不适用于德制车辆。
在具备马匹相关经验的情况下，志愿辅助人员可用于骑乘和照料马匹。但在照料德军马匹方面，他们仍明显缺乏足够的理解与相应的细致。
3）各兵种单位中的使用范围
仅限于极少数经过特别挑选的志愿辅助人员，才可考虑将其编入战斗部队。
在作战部队的辎重车队中，尤其是步兵部队辎重车队内，同样只能在有限范围内使用志愿辅助人员，因为辎重车队必须频繁执行单独行动以及在夜间为前沿阵地运输补给的运输任务。
在更大的规模上，可将志愿辅助人员编组为成建制的机动弹药分队和补给部队使用。但必须考虑到，随着志愿辅助人员数量的增加，必须相应地增加德军人员来承担警戒与监督的任务。
另一方面，东线战争使得每一名士兵都承担了大量道路、掩体及防御工事的构筑工作。因此，将志愿辅助人员集中编入志愿辅助人员建筑连，不仅能够减轻这一负担，而且已成为一项迫切的需求。
4）释放作战士兵
通过使用志愿辅助人员在理论上可以释放出的作战士兵的数量，在实际中是无法达到的，其原因如下：
a）部队辎重单位目前主要由在精神或是体能上并不具备成为作战士兵条件的人员组成；
b）在补给部队中，高龄人员及家中独子等人员的比例很高；
c）即便是辎重与补给部队，本身也必须具备一定的自卫能力，以保障自身安全。
据此确定如下志愿辅助人员的使用准则：
1）向部队补充的志愿辅助人员，不应以数量作为标准，而是应当依据迫切需要的岗位，并优先从态度友好的族群中选用；
2）志愿辅助人员不得担任炊事、手工业岗位，也不得驾驶德制车辆；
3）对一个步兵师而言，约800名志愿辅助人员即可满足固定岗位需求，主要用于驾驶员和副驾驶员；
4）除上述800名固定岗位人员外，每个掷弹团和工兵营都迫切需要配属一支由约120名志愿辅助人员组成的建筑连。
这份文件中清晰显现出德国占领政策所依托的矛盾与偏见。一方面，德军对苏联人力的迫切需求十分明显，第7步兵师要求其部队将这些志愿者视为作战盟友。另一方面，无论出于经验还是意识形态，德国人始终没有完全信任编入部队的本地人员。诸如认为苏联人无法照料德军马匹或是驾驶德制车辆之类的潜在种族偏见，也使志愿辅助人员没能被充分利用。
尽管如此，将苏联男性纳入德军编制，仍标志着德军在东线的作战方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事实上，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第24装甲师甚至就已经将苏联人员投入战斗岗位，正如以下报告所述：
该师正试图通过一切手段提升战斗力。 大量志愿辅助人员被用于手工业、驾驶、炊事以及弹药搬运等工作。个别人员已被证明能够胜任机枪射手的工作，甚至组建了全部由俄罗斯人组成的步枪小组。 通过这些措施，约有700名士兵被释放出来，投入前线作战。
1943年5月，第九集团军（在"堡垒"行动筹划阶段的代号为"魏斯"集群）已十分明确地体现出向全面战争的整体转变。集团军司令部发布的命令显示，德国正试图以系统化的方式动员并利用包括粮食、自然资源与人力在内的苏联的各类资源，其规模与程度远超此前一切措施：
《战俘、劳动力及掠获物资之登记与收集暨军事行政事务特别命令》
一）总则
1）全面战争要求动员并充分利用所有的劳动力，并对一切对战争具有重要意义的物资进行彻底登记与征收。每一名具备劳动能力的战俘或是平民，都相当于一名工人。每一件缴获的武器，均意味着节省了原材料与劳动力。
因此，向本土输送劳动力具有决定性意义。战俘的价值、其劳动能力的维持，以及对缴获物资进行全面登记与征收的必要性，均需要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并加以强调，这一认识应当被明确传达给每一名士兵。
2）对所有战俘、劳动力及掠获物资的登记与征收，将实行集中指挥。为了执行上述的登记与征收任务，将设立专门工作组，并赋予其全面的指挥权，同时配发通行证、识别标志及相应的执行力量（集团军防区特别巡逻队）。这些单位有权就地强制执行其命令。
各部队必须在一切方面对这项工作予以支持，即便会导致本单位的自身任务被延后，亦不得妨碍缴获物资及登记征收工作的进行。[…]
二）战俘的登记与收容
1）部队须立即将战俘后送至各战俘收容所。[…]
严禁对战俘实施过度劳役。[…]
2）部队所需志愿辅助人员的遴选，在"魏斯"集群战俘中转营中进行。各师根据空缺编制及移交的战俘人数，获配相应数量的志愿辅助人员候补。
3）各级指挥官必须对战俘待遇予以必要的关注。应根据当地条件保障基本口粮与住宿条件。必须向每一名士兵灌输：尽可能完整地保存每一名战俘的劳动能力，是一切工作的前提。受伤及患病的战俘必须接受医疗救治。
允许战俘保留若干衣物及装备（尤其是饭盒、饮水杯、勺子等）。必须明确告知并反复强调：凡将衣物或装备用于交换烟草等物品者，一律不予补发。[…]
三）劳动力的登记
随着对村庄与城镇的占领，所有达到征役年龄的男性须与战俘分离登记后集中收拢，并在战俘机构的协同下押往后方。
具备劳动能力的女性人口，首先在当地登记，并就地安排劳动。
帝国劳动行动在帝国境内对所需劳动力的征调，将由已部署的劳动力登记与征集部队尽快执行。
四）缴获物资的登记
1）部队仅可保留用于补充自身需求所需的缴获物资，但下列火炮除外：
7.62cm榴弹炮
20.3cm迫击炮
凡不用于自身补充的缴获物资，必须由指挥官负责上交，供其他部队使用。
必须停止一切对车辆和武器等装备所进行的没有必要的拆零取件行为。本命令须立即传达到各部队，并严格监督其执行情况。
2）部队须尽可能立即着手登记并征收缴获物资。[…]
尤其应当回收光学器材及武器。此外，从已无法完整使用的武器、装备及车辆中拆取的零部件，急需作为备件和维修保养之用。缴获的野战炊事车应优先拨给战俘设施使用。
3）缴获的粮食与燃料储备须立即上报至"魏斯"集群，由其统一调配使用，以缓解补给压力。[…]
五）军事行政
1）在新近占领的地区，一旦局势允许，军级司令部须依照此前下达的命令立即恢复当地的行政管理。
关于将后方地区移交"魏斯"集群的命令，必须及时下达并执行。
2）在占领村庄和城镇后，应当立即采取以下措施：
a）对所有达到征役年龄的男性进行登记并集中（参见第三部分）。
立即彻底搜查隐藏的苏军人员、士兵、武器、弹药以及遗留的敌方特工；该行动须与宪兵部队和秘密战地警察协同实施。
此外，还须搜查敌方无线电设备、信鸽和信使犬。敌人近期再次利用犬只传递情报。
对预定驻地进行细致彻底的排爆检查。点燃炉灶时须格外谨慎。经验证明，爆炸装置不仅可能藏于门后或是地毯下，也可能被安置在烟囱内。
b）以死刑作为威胁，通过张贴墙上告示，命令居民交出武器和弹药，并举报隐藏的苏军人员及村中外来人员。
告示将统一下发至各师。
c）立即逮捕曾受苏军任用的村长及其他地方要人，并在可靠线人（Vertrauensleute）的协助下搜查可疑分子。
敌方特工须立即移交给秘密战地警察，以便尽快转送军事情报局（Abwehr，德军军事情报机关）。凡经部队确认有罪的可疑人员，可由具有团级指挥官惩戒权的军官当场裁决并予以惩处。
d）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优先将已证明可靠的志愿辅助人员作为地方耳目使用。为此他们须着便装行动，以掩护其身份。
这些志愿辅助人员的另一项任务，是在当地居民中物色可靠人选。对留在当地平民中的人员进行甄选时，必须格外谨慎，尤其应警惕那些曾为德方服务，如今又主动请求再次效力者。
3）村长职务的更替，要求对拟任人选进行尤为彻底的审查。尽可能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低调询访，是避免误判的最佳方式。
新任村长须立即将驻地内发现的全体居民编入居民名册。他们还被指示一经发现苏军人员及非本地住民，须立即向最近的国防军机构报告。
4）关于民众的处置、劳动力的征集等事项，继续依照此前已发布之命令执行。
在任何情况下，一切越权行为均须予以防止。当前的任务在于重新争取因冬季事态而产生不满情绪的民众，使其重新服务于德国的利益。
5）非法征收民众私人财产或是强行索取粮食，均属掠夺行为。
必须以最严厉手段对掠夺行为予以惩处。
应再次对部队进行相应教育与指示……
这份文件呈现出了若干重要主题。第一，文件强调战俘在劳动力使用以及补充志愿辅助人员编制中的重要性，并要求对其给予适当待遇。这既说明此前的类似命令并没有得到德军士兵切实执行，也反映出军方已然认识到这些人员对德军战争需求的实际价值。第二，德方将继续推进对男女平民劳动力的整合与使用。第三，德国相对于敌国的工业劣势，迫使德军实施大规模的搜集与回收计划。最后，德方对占领区周边民众的治理一方面依赖于严格的安全管控，另一方面则是辅以争取民心的安抚措施。
这道命令从多方面概括了德国在苏联占领政策的核心目标。在剔除了苏德战争初期那种以残酷的反犹主义与反布尔什维主义作为驱动力，给占领政策注入了巨大破坏力的极端意识形态之后，其占领实践的基本面貌，在此得到了集中展现。
六周之后，第7步兵师（在"堡垒"行动筹备阶段以第407步兵师的番号运作）也向所属部队发布了本师版本的第九集团军命令。该命令同样涉及若干相近议题，包括平民对帝国劳动行动的重要性，以及苏联战俘和回收物资对德军作战所需资源的价值。
其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份师级命令着重于说服官兵理解德军在东方实行的政策的必要性。该命令一方面加以劝导，另一方面则列举事实依据，将1943年的占领政策置于整场战争的宏观背景之中，试图说服每一名德军士兵贯彻那些被认为是赢得胜利所不可或缺的措施：
此时，本土及东部地区的劳动力需求远未得到满足。原材料的消耗仍在持续上升，原材料市场的供应形势十分严峻。这两方面对战争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然而，迄今为止，部队对于这些问题的态度，完全与其真实的重要性毫不相称。必须通过对全体官兵的持续教育，来促成一次根本性的转变。
尤其需要再次指出的是，我们以往对待俄罗斯战俘及平民人口的态度是错误的，其后果已在本土及东部地区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今后必须避免对民众进行任何威吓。关于（反游击）的特别措施，应通过合理解释、由经宣传准备的俄罗斯村长出面配合说明，以及使用一切可用手段向民众加以阐明。必须杜绝强奸等粗暴野蛮行为的发生。
今后所有措施须由上级统一指挥，以防止各个单位各行其是，相互掣肘，从而从不同方向对平民人口造成彼此矛盾的影响。
1）劳工动员行动
在最初将俄罗斯劳工投入本土工业时，由于口粮、服装及整体照料的严重不足，出现了极为恶劣的后果，因此德国劳工的劳动效率仅达到正常水平的约30%。在这些问题得到纠正之后，苏联劳工的效率提高到目前的70%至130%的水平，患病率也降至2%，而德国劳工的患病率为3%。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东部占领区因营养不良，疾病发生率在1942年从5.1%上升至25.7%，且这一趋势仍在继续上升。
在帝国本土，各方面的保障工作开展起来的难度明显比东部更为低，条件也更好。目前正在采取措施，消除此前被派往帝国参加劳工动员所带来的不良印象。此前所有在帝国工作的东部劳工必须佩戴的东部标识已被取消。这些人员可在指定日期外出，并进入公共娱乐设施。苏联劳工则以提高劳动效率作为对这种照料的回报。
对东部地区的占领需要极其大量的劳动力。每扩大一块占领区，这一需求便随之增加。鉴于现有劳动力短缺，产出的提高只能通过提升东部劳动力的劳动效率来实现。通过改善饮食条件并给予适当对待，这一工作已经取得一定成效。
在征集劳动力的过程中，应避免采取强制措施。必须单纯依靠宣传来达成目标。必须全额支付劳工的报酬。在今后的行动中，将尽早部署劳动力登记与征集机构。部队应对此予以支持，其中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登记与征集尤为重要。
在充分考虑部队在作战区域实际情况的同时，必须反复向部队强调劳动力行动对战争的决定性意义。每一名士兵都通过自身行为为民众树立榜样，并因此从个人层面决定着劳动力征集行动的成败。
2）战俘问题
1941至42年冬季对战俘的不当处置，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当前的劳动力短缺。此外，这些情况在苏军中流传开来，从而使得战俘与逃兵人数大幅减少。每一名苏军士兵都惧怕被俘，因此往往战斗到最后，其结果是我方伤亡增加。
在战俘处境首次得到改善之前，逃兵比例已降至2%至3%。而改善待遇的情况传开后，六个月内该比例已上升至17%，且仍在继续增长。
第13号基本命令（第7步兵师 Ic Nr. 1177/43，1943年5月7日，机密）特别强调了对逃兵的优待。这一问题仍具有重要意义，并将在今后持续如此。
我们必须把每一名逃兵视为未来的弗拉索夫军士兵，他们将协助我们作战；或者至少，成为为我方生产武器和弹药的劳工。
如果这既能削弱苏军军力，又能同时为我方经济输送所缺乏的劳动力，部队便可由此大大减少自身伤亡。
"俄国人投奔俄国人"的运动已经展开，并必须动用一切手段持续推进这项运动。其初期效果较弱，但目前已出现增长趋势，其真正的成效将在今后的作战中显现。部队必须持续并以一切必要手段予以配合。
战俘与逃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留在部队中。应依据相关命令将其送交师部，已做好将其迅速转送至收容营的准备工作。
为了减轻本土工业负担，应允许其保留餐具、杯具、勺子、衣物、靴子等个人用品。
部队若没收上述物品，势必需要在本土重新生产，并经由长途运输线运送至前线，从而加重本已因作战补给及休假部队的运输而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运力负担。
必须立即使部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3）缴获物资
前线迫切需要武器和装备。二者均取决于充足的劳动力与足够的原材料（包括废旧材料）。目前，大量武器和装备正被投入新组建的部队，以致我方各处需求有时难以及时且完全地得到满足。因此，今年我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缴获物资。
作战部队取用自身所需的缴获物资，不计入其核定编制的补充数额。各类征收到的物资不得遗弃任其损坏，必须通过指挥渠道上报至师部武器与装备参谋。鉴于这项工作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必须得到全体官兵，尤其是各级指挥官的全力配合。
俄制7.62cm野战炮、加农炮以及20cm及30cm榴弹炮，将调拨至其他战线使用。火炮与车辆的橡胶轮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拆走。[…]
重要的不仅仅是完整的武器，每一件零部件对于现有武器的维修与保养也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即便是最基层的士兵，也必须明白，没有任何东西是毫无价值的。必须绝对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破坏。以往的收集行动已取得难以想象的成效。
此外，还必须再次指出，士兵对所配发武器、装备和服装的使用与保管，存在严重问题。几乎在每个俄罗斯村庄，都可以看到有几十名平民穿着零散的德军衣物四处走动（如袜子、毛衣、靴子、内衣等）。认为破损衣物已不可再用的观念是错误的。两双完全破损的袜子，同样顶得上一双新袜子。
必须从此处入手，通过持续而反复的部队教育以及各级负责人员的监督，迅速对这类错误观念加以纠正。
本命令须在团级及独立营指挥官阅后即行销毁。团指挥官仅可口头向营指挥官传达其内容。
动员民众及其资源投入战争的另一面，在于确保这些民众不会妨碍德军的作战行动。到了1943年末至1944年初，苏联游击运动已不再只是令人头疼的麻烦，而是对德军后方交通与补给线构成了实质威胁，同时也日益加重前线部队的压力。
对此，希特勒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于1942年12月发布命令，要求军队动用一切手段镇压这场叛乱。到1943年初，该命令已沿军队指挥体系逐级下达至师级单位：
呈交元首的报告显示，个别被部署参与打击匪帮行动的国防军人员，事后因其在战斗中的行为而被追究责任。
对此，元首下令：
1）在对匪帮的作战中，敌人使用的是狂热的、受康米主义灌输训练的战斗人员，他们对于任何暴行都无所顾忌。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这场斗争既不涉及军人的骑士精神，也不受《日内瓦公约》的约束。
如果在东部以及巴尔干地区对匪帮的斗争不以最为残酷的手段进行，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现有的兵力将不足以遏制这一瘟疫。
因此，部队被授权并被要求在此类作战中不受任何限制地使用一切手段，只要有助于取得成功，即便对象是妇女和儿童。
任何形式的顾忌，都是对德意志民族以及前线士兵的罪行。这些士兵必须承受匪帮袭击的后果，他们绝不会理解对匪帮及其追随者的任何怜悯。
上述原则同样必须作为《东线反游击作战指令》执行的指导原则。
凡是参与反游击作战的德国人员，均不得因其在对匪帮及其追随者的斗争中采取的行为而被追究责任，受到非司法处分或是军事法庭审判。
因此，负责反游击作战的部队指挥官必须确保：
以最坚决、最严厉的方式，立即向所属各单位全体军官明确下达本命令；
立即将本命令送达所属的法律顾问；
不得确认任何与本命令相悖的判决。
在许多方面，这道命令不过是对整个战线各地已发生的行为提供了正式的认可。然而，这类做法并非德军应对不断扩大的叛乱的唯一方式。第207保安师于1943年1月提交的如下报告，便为我们提供了该部队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应对措施的一幅缩影：
总体情况：
Ⅰ）爱沙尼亚：
近期，电话线路破坏事件有所增加。在若干情况下，可能仅属于盗窃行为，尚无法确证为破坏活动。
伴随敌机侵入，再次观察到信号弹。
零星来袭的敌机亦投下炸弹，但未造成显著损害。
瓦尔斯卡（Vrska）的马匹康复所内一处马厩发生较大火灾，[…]对马匹造成相当大的损失。疑为破坏行为，调查正在进行。其余情况无变化。
Ⅱ）俄罗斯地区
a）格多夫（Gdov）野战司令区：
在报告期末期，格多夫野战司令部辖区内，于波尔纳（Polna）东北、正东及东南方向12至20公里处，再次发现小股掠夺性匪帮的零星活动。
敌机侵入次数增加，同时可见信号弹。敌机亦实施投弹，但均落于开阔地带，未造成损害。
格多夫火车站（一座木质棚屋）失火烧毁。原因推测为烟囱存在缺陷。
b）普斯科夫（Pleskau/Pskov）地方司令区
在地方司令区东部边界及相邻友邻师辖区内，已对新近滋生的规模较大的匪帮实施大规模联合清剿行动。在行动中多次与匪帮接触，匪帮在战斗中死伤严重。其后匪帮被迫分散并向北和东北方向撤退。在报告期末期，辖区内未再发现匪帮活动。
敌机侵入与轰炸次数增加。普斯科夫多次遭到轰炸。南部机场与火车站仅受轻微损害。城内记录多起大型火灾，其中一处大型车库被焚毁。各起火灾原因尚未查明，推测系破坏行为，调查正在进行。
详细情况：
Ⅰ）爱沙尼亚：
俘获空降兵：2人
击毙空降兵：1人
匪帮协助者（此前已报告，审讯结束后处决）：4人
电话线路破坏或盗窃：8人
发现携带物资的降落伞：2 […]
装填爆炸物的气球：2 […]
投弹：2 […]
火灾：1（瓦尔斯卡，马匹死亡26匹，重伤12匹，轻伤19匹）
另：基维奥洛（Kiviolo）油页岩厂发生1起火灾。原因已查明为工人的严重疏忽。
Ⅱ）俄罗斯地区：
交火：16起（其中4起为〔游击〕袭击）
在战斗中击毙匪帮成员：25人
俘获匪帮成员：7人
已登记在案、审讯结束后被处决的匪帮成员：21人
（其中包括此前报告的格多夫17人恐怖组织中的6名成员。其中7人移交给SD，4人被释放）
因犯罪被处决平民：4人
己方损失：
阵亡：3人（爱沙尼亚人）
受伤：7人（1名德国人、2名爱沙尼亚人、4名EKA〔地方战斗分队〕）
缴获物资：
冲锋枪4支，轻机枪1挺，德制步枪1支，步枪6支，手榴弹15枚，步枪弹药900发，滑雪板15双，爆炸物若干。
铁路爆破事件：1起
被挫败的铁路爆破企图：3起
空袭轰炸：17次（其中12次针对普斯科夫）
死亡：1人
受伤：4人（其中包括2名德国士兵）
火灾：7起（在其中一场大型车库火灾中，12辆卡车、2辆拖车及通信设备被烧毁）
正如该文件所显示的那样，德军后方部队除了开展更为主动的巡逻，以及对真实或是疑似游击营地实施清剿之外，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守卫当地的经济设施与资源。尽管德军在战争期间进行的许多反游击行动，实际上只是针对当地平民的暴力镇压，并以此制造出几乎无法为叛乱提供支撑的"死亡地带"，但第207保安师在俄罗斯西北部所面对的，显然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敌人。
同样可以看出，该师既没有对游击队及其支持者实施彻底而系统性的灭绝式作战，也没有将每一起事故简单归咎于无处不在的叛乱活动。然而，其对待被俘游击队员的处置方式，仍折射出德军内部普遍存在的对于苏联平民的整体态度。
尽管打击叛乱分子是后方部队的主要任务，前线部队也常常不得不在自身后方对游击队展开行动，以保障交通线的安全。
第126步兵师于1943年12月发布的如下命令，表明了德军对游击战的高度重视。该文件清晰呈现了德军的作战方式，其特征包括强调果断的指挥，重视速度与机动性，以及摧毁敌人生存条件的必要性：
游击队围剿行动要点
1）唯有积极主动的围剿行动，方能取得成效。应选派果断、有行动力的士官分任各围剿巡逻队队长。其命令由师部或是城防司令部直接下达。
2）围剿巡逻队须采取与匪帮相同的战术：不沿道路行进，也不穿越村庄，而是绕行森林与沼泽地带。
一切行动必须保持静默，仅可使用信号或是低声交谈。巡逻队不得连续两日行经同一路线。
应侦察匪帮惯用的小径与通道，并在其附近实施潜伏监听与观察。
3）凡位于偏远地区，可能为匪帮提供庇护的棚屋、藏身处及土掩体，均须由巡逻队彻底摧毁。
一切可维持匪帮生存之物资，必须予以没收。
4）巡逻队之着装与装备须与任务相适应。一切非必需物资一律弃置。
武器与装备之携行必须确保无声（参见第2条）。
积雪加深时，巡逻队须具备滑雪机动能力。
5）匪帮之所以屡屡得手，多源于德军士兵之疏忽大意。
在可能的情况下，匪帮往往会避免正面交战；一旦遭突然火力打击，其通常立即溃散；当其发现对手已有防备时，亦同样撤离。
所有巡逻队之武器，必须始终处于待射状态。在接近匪帮活动区域时，必须实施火力掩护。
6）巡逻队伏击匪帮分队时，须注意：
匪首通常位于队列最前；第二位多为政委；跟随其后的人员，一般不具有重要价值。
匪帮偏好侧翼包抄，且常以佯退诱敌。因此，务必加强对侧翼的警戒！
1943年，德军占领政策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日益扩大对苏联社区的强制疏散。这一措施与反游击作战、劳动力动员以及焦土式撤退密切相连。
在上述三种情形中，德军的目标是一致的，一方面意在剥夺苏联方面的苏军或是游击队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则是将同一批人力转而为己所用。
到了战争的这一阶段，平民疏散已成为德军作战师的日常任务之一。正如第7步兵师在准备参加"水牛"行动，即自勒热夫突出部的实施焦土式撤退时，所发布的下述命令显示的那样，德军前线师级部队已深度参与这一占领政策的执行：
1）计划疏散对象：
a）13至50岁的劳动力，优先无家属者；
b）地方辅助警察，以及所有在国防军任职或是为其服务之人员及其家属；
c）新防线两侧居民，即防线以东15公里、以西5公里范围内的全部人口。
2）所有被疏散者，在行军途中凡能够携带的牲畜与粮食，均准予保留。
尤其是，所有可用马匹、雪橇及轮式车辆，必须留给平民，用于运输粮食及必要生活物资。
3）经认定适合担任志愿辅助人员的男性居民，可暂留部队。
经试用期考察后，如本人已表明意愿，可编入志愿辅助人员单位。
4）凡无法明确分配给部队的粮食储备，一律用于为被疏散人口提供行军口粮。
留在原村的居民，仅准保留最低限度粮食。
被疏散人口准予保留牲畜（奶牛及小型家畜），以供行军途中及新安置地区使用；
被留下居民仅准保留少量奶牛，用于为儿童及病患供奶。
5）必须确保被疏散人口保留其随身携带的全部牲畜与财产，不得扣留或是没收，以便其能够在安置地区参加春耕，并部分保障来年口粮。
必要时，准予向后方转移人员宰杀猪及小型家畜。
6）在为疏散人口准备的粮食储备未被完全使用的地区，可将这些粮食储备调拨部队使用。
师辖区内现有的牲畜，只要不用于疏散人口的供给或是留守人口的最低生活需要，均应由行政负责单位统一接管，用于屠宰和利用。
各单位不得自行征收牛，此类行为须严厉制止。无序屠宰和征用会损害军纪，致使物资分配失序。
尽管强制疏散往往因仓促实施、粮食与运输不足而给平民造成混乱与动荡，但也有一些如本例这样经过周密筹划的行动，清楚地表明德军意在将苏联平民纳入并服务于德国的战争需要。
该文件亦强调，必须确保当地经济资源不落入推进中的苏军之手。
因此，在1941至1944年间，德国在苏联的占领政策始终处于持续调整之中。在某些阶段，出于意识形态驱动的残酷做法，德方屠杀并饿死其控制下的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平民。而在另一些时期，德军则采取较为缓和的措施，试图帮助苏联平民在严酷的占领环境中维持生计，并为德方的战争需要提供支持。
然而，在整个占领时期，有两条主线始终未曾改变。第一，对苏联物资与人力资源的动员，始终是德军占领政策的首要目标；第二，暴力依然是德军处理平民事务的基本手段。即便在试图争取民心的阶段，暴力的威胁也从未消失，而不断扩大的游击运动更是强化了这一倾向。
本章节的最后一份来自第8装甲师的文件清楚地显示，在东线德军之中，致命暴力的运用已变得让他们习以为常，甚至理所当然：
凡在德军接近时明显逃跑的平民，一律当场射杀。
在距离较近的情况下，应先对其进行呼喊示警；如其服从，则应将其逮捕并押送至参谋部Ic处。
同样，凡对上述任何措施（包括疏散撤离行动）进行反抗或是企图逃避者，均应予以射杀。
本命令须通过各村长向所有尚未撤离的城镇与村庄传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