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末，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长达二十年之久的 " 失落的年代 " 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停滞，也促使日本社会的心态与价值观经历了剧烈的改变。
一方面，东京、大阪等大都市依旧延续着高强度的职场文化，年轻人为了立足，在 " 过劳死 " 的阴影下拼命地工作；另一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这样的生活，是否真的值得。
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日本诞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影视文学作品。2014 年，电视剧《东京女子图鉴》播出，剧中的女主角绫从家乡来到东京，朝着自己心中的 " 理想生活 " 一步步努力，在光鲜亮丽与疲惫不堪中反复挣扎，是无数大城市追梦青年的真实写照。
几乎在同一时期，电影《小森林》上映，影片中，市子选择离开东京的喧嚣，回到故乡岩手县小森村，在春种秋收、制作美食的过程中，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则描绘出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彼时的日本，城乡差距依然显著，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大多集中在大城市，年轻人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似乎也只有涌入东京等大城市这一条路。即便有人对大城市的快节奏生活感到厌倦，想要回到家乡，也仍然要面临就业机会少、生活不便等现实问题。
因此，《小森林》所展现出的田园生活，多少带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对于很多人来说，更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而在中国，类似的社会矛盾也在发生。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奔赴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希望在这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也有不少人选择留在三四线小城，过着相对安稳的生活。只是，社会对于这两种选择的评价，往往存在着明显的偏颇。
人们习惯性地将大城市奋斗视为 " 进取 "，而把留在小城看作 " 躺平 " 甚至 " 没出息 "。这种单一的价值评价标准，让很多年轻人陷入了无尽的焦虑与迷茫。有人明明不适合城市生活，却因为害怕被贴上 " 失败者 " 的标签，迟迟不敢离开；也有人明明渴望稳定，却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 " 卷 " 下去。
但我认为，一个成熟的社会，理应容得下 " 不那么上进 " 的人生。
一、社会对人的需求是多样性的
在当代社会的想象中，社会的运转依赖的是那些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在高楼大厦中运筹帷幄的 " 精英 "。但事实上，一个健康的社会，从来不是靠单一类型的人所构成的。
1983 年，心理学家霍华德 · 加德纳（Howard Gardner）在《多元智能理论》中提出，人类的智能并非一个单一的线性维度，而是由八种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的能力构成：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身体运动、人际交往、内省、自然观察。
这就意味着，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在金融街加班到凌晨三点，也不是所有人都必须有硅谷式的创新狂热。有人天生擅长与人沟通，有人更善于动手操作，还有人对自然、社会人文有着更敏锐的感知。社会的多样性决定了它对人才的需求也必然是多元的。
就像电影《小森林》中的市子，她也不是说真的就无法在东京立足，而是在城市生活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真正渴望的，是回归土地、顺应季节、亲手劳作的生活。她种菜、做饭、酿酒，与自然建立一种朴素而深刻的连接。这种生活方式，虽然不创造 GDP，却是一种真实、自洽、充满生命力的存在，也是一种对世界很好的回应。
从经济角度出发，大卫 · 李嘉图的 " 比较优势理论 " 也印证了这种多元价值的合理性。他认为，当个体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时，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将达到最优。大城市需要创新者、开拓者，小城市则需要稳定者、服务者。没有谁比谁更重要，只有谁更合适。
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能力不一样，错位匹配本身就不合理。这世界就是有人爱吃苹果，有人爱吃梨。而我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不是让所有人都吃苹果，也不是让所有人都吃梨，而是让爱吃苹果的人拿到苹果，爱吃梨的人拿到梨。
二、单一标准是 " 社会暴力 "
我们常常把 " 成功 " 定义得过于狭窄：高学历、大公司、高薪、北上广深……仿佛只有符合这一系列标准的人生，才算是 " 有出息 "。
但这种单一的成功标准，其实是一种 " 社会暴力 " ——它不仅规训了人们对生活的想象，更剥夺了人们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权利。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 ·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提出 " 工具理性 " 与 " 价值理性 " 的区分：前者追求效率与结果，后者则更关注行为本身的意义。
在当代社会，我们越来越被工具理性所主导，人们习惯性地问：" 这件事能带来什么回报？" 却很少再去问：" 这件事，我是否真的愿意去做？"
于是，像便利店店员、咖啡师、厨师这样的职业，尽管承载着最真实的服务价值，却常常被打上 " 没前途 " 的标签。这种偏见背后，是一种对 " 成功 " 的狭隘理解，也是一种对个体价值的粗暴简化。
但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允许并尊重人们做出 " 价值理性 " 的选择——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去大城市追求梦想，也不是只有 " 改变世界 " 才值得被看见。
有人愿意在咖啡馆里做咖啡，有人喜欢每天清晨把热腾腾的豆浆递给顾客，有人选择在便利店中日复一日把货架摆放的整整齐齐……这并不可耻，而是一种值得尊重的生活方式。
以日本为例，根据日本总务省 2023 年发布的数据，全国有超过 5.6 万家便利店，从业人员超过 150 万人。其中，不少人将便利店视为终身职业，而非 " 过渡性工作 "。无论是薪资保障、职业培训，还是社会认知层面，日本对这类职业都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他们不是 " 失败者 "，而是保障整个城市正常运转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而在我们这里，很多人仍然认为只有 " 考上大学、进大厂、考编、买房子、结婚生子 " 当作人生唯一的 " 正轨 "。这种单一的价值导向，让很多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被迫压抑自己的真实需求，去迎合社会的期待。
一个真正多元的社会，不是所有人都去大城市闯荡，也不是所有人都选择 " 躺平 "，而是让愿意拼搏的人有空间去追梦，也让愿意服务他人、经营小店、过稳定生活的人，能在自己的轨道上收获体面和尊严。
三、好的制度和文化做支撑
当然，" 求仁得仁 " 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需要制度的支撑，也需要文化的包容。
真正让一个人安心选择留在小城市、过一种节奏更慢、生活更稳定的日子，不只是靠 " 热爱 " 或者是 " 情怀 "，更要有 " 低生存成本 " 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保障。否则，所谓 " 选择自由 "，终究只是少数人才能拥有的特权。
比如日本，为了解决少子化、老龄化、东京 " 一极集中 " 以及地方经济持续衰退等结构性问题，2014 年安倍政府就提出了 " 地方创生 " 的国家级战略。通过税收优惠、住房补贴、免费医疗、远程办公支持等多种方式，吸引年轻人和企业向地方迁移。截至 2024 年，日本政府已为此投入超过 3 万亿日元。
在国内，像浙江的 " 共同富裕示范区 " 也在探索 " 幸福指数 " 作为地方考核指标，包括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生活满意度等维度，不再唯 GDP 论英雄。
当然，在大城市中奋斗的年轻人，也需要更完善的 " 奋斗者保障 "：比如，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职业技能培训、心理健康支持、灵活用工制度等，都能够帮助个体更好地在城市立足。
但比制度更深层的，是文化的转变。社会需要在文化层面建立起对多元生活方式的尊重：媒体舆论不再把 " 留在大城市 " 当作唯一的人生目标，也不再将 " 回到小城 " 污名化为 " 躺平 "，而是理解每一种选择背后的价值与意义。
正如社会学家周晓虹在《中国社会心态研究》中所言：" 当社会只有一种‘正确’的活法时，焦虑就会成为集体情绪。"而多元价值的重建，正是缓解内卷的根本路径。
四、年轻人在回归自我
这两年，我自己有一个很明显的体感：年轻一代正在对大城市祛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毕业后不再执着于去北上广深，而是选择留在家乡，或者是去那些节奏更慢、生活更近人情的中小城市。
在一些人眼中，这或许是一种 " 退步 "，是 " 没志气 "" 不奋斗 " 的表现。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社会进步的信号。
它说明，年轻人开始更关注生活的质量，而不是社会的期待；开始更重视内心的渴望，而不是外界的评价；开始更在意 " 我是谁 "，而不是 " 别人希望我成为谁 "。
正如哲学家阿兰 · 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所言：
现代社会的问题，不在于物质匮乏，而在于我们被赋予了无限的选择，却只被允许有一种成功。
我们被告知可以自由选择，然而一旦偏离主流路径——比如不去大厂、不考编、不买房、不结婚、不留在一线城市……就会被贴上 " 失败 " 或 " 躺平 " 的标签。
今天年轻人的选择，正是在打破这种 " 单一成功 " 的幻觉。
社会应该做的，不是批评这些选择，而是为这些选择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让那些愿意再拼一把的人，都能在城市中找到奋斗的空间；让那些 " 低能耗 "、愿意过安稳生活的人，也能在小城市里收获体面的尊严。
正如《东京女子图鉴》的结局，绫回到了家乡，在便利店遇见曾经的自己；《小森林》的尾声中，市子重新出发，带着田园赋予的从容走进城市。这两种转身，同样都值得尊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刘知趣，作者：刘知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