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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 2021-11-27

杨好:我们这代写作者的怕和爱

现代快报讯(记者 陈曦)时隔两年,青年作家杨好推出了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男孩们》。

她的上一部小说《黑色小说》甫一问世便得到了各方关注,并入围第二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获得了提名奖。与小说同时进入人们视野的,还有她身上的诸多标签。这让杨好颇感 " 委屈 ",明明是一个纯粹的写作者,却在被过多阐释之后变成了一个意义不明的跨界者。这是她所抵触的。她不希望任何别的方面的声誉来为自己的创作增加附加值。相比同龄的写作者,"85 后 " 杨好的出场要晚很多。她出生在一个文学家庭,文学在她的生活中,从一开始就是特别熟悉的事物。这看上去似乎是优势,对她来说也构成了许多障碍," 写小说最恐怖的事情是知道得太多和无知,这两件事情同样恐怖。" 很长一段时间里,写作是她不敢轻易触碰的事,因为害怕写得不够好。" 这种感觉就像是你越喜欢什么人,就越不敢直接和他说话,偏要拐弯抹角转来绕去,有时候还不承认。"

《黑色小说》是她忍耐太久的开端,写得非常自我," 写完就是完成了自我救赎 ",但它把杨好拽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写作?写作中的 " 自我 " 究竟指向什么?这就有了《男孩们》。《男孩们》是一次重新出发,她希望从这本书开始,做一个真正的写作者。

两个缺失父爱的男孩,在母亲所给的 " 爱 " 中窒息。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教育的畸形、游戏中的虚拟与现实、校园霸凌、未成年人性犯罪 …… 这些尖锐而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男孩们》都勇敢触及。贾樟柯看了小说评价道:" 它也许揭示了一代人隐秘的某种精神真相。"

杨好当然明白,说一个故事能把整个人或时代搞清楚,那是谵妄。如何在 " 人的存在 " 上展开更多的探索,是她更为关心的问题。近日,杨好就新作《男孩们》接受了现代快报记者的专访。

△青年作家杨好 受访者供图

人只要还能 " 回家 "

就还有希望

现代快报《读品》:现在很多 70 后、80 后的代表性作家都是以中短篇见长,但你起手就是长篇,而且一出手就入围了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在写作长篇之前,你有悄悄写过中短篇吗?

杨好:关于第一本《黑色小说》,说实话,在准备写和写完的时候都没有考虑太多它应该是短篇、中篇还是长篇。在它出来之前,有种 " 再憋着不写就要窒息 " 的感觉。我没有算过它的时长,就是呼吸到了就是那么长。我本科是在北京电影学院读的剧本写作专业,是一个鼓励创作、氛围自由并有大量写作训练的环境,说白了,在文学系的那四年考虑的就是怎么创作,我在其间得出的结论就是最终自己还是想写小说。越过了创作的畅快期、自我期,我现在开始有意识地沉淀下来尝试中短篇写作了。

现代快报《读品》:《男孩们》写了两个男孩,李问和陈速为。李问的这条故事线尤为精彩。一边是单身母亲拼尽全力也要让儿子成才,另一边是李问在成年时发现这个世界的残酷本相与自己命定凄凉后,用自暴自弃的方式报复母亲。这样的故事,让人想起北大吴谢宇案。这个案件给你一些启示吗?

杨好:我的确有关注吴谢宇案,那段时期出现了好几件引起大家讨论的、和家庭内部相关的案件,但显然我不是为了写某个或者某些社会案件,我还是更关注 " 人 ",关注他们的精神境遇。" 家庭 ",一直是极端事件的起源和此类精神分析的重镇,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从几个世纪之前就开始了。从《罪与罚》开始,文学创作里所给出的犯罪者就已经不再是无知的,不再是非理性的,我不认为这是一代人的问题,这是已经积累的问题和可能还将持续的问题。用 " 家庭 "" 孩子 "" 成长 " 这些字眼看似将我们引向了所谓社会学的难题,但我还是认为,写作者要看到的、要表达的一定还是 " 人 " 的问题。

现代快报《读品》:小说中,朋友水生 " 富二代 " 身份的揭开,变成了李问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母亲的期望铸铁一般凿在他身上,他一直以为自己一步步向前走就能成为一个男子汉,抬起头却发现别人的父母早已给他们的孩子插上了羽毛一样轻盈的翅膀。" 你的小说会有意地去关注阶层问题吗?

杨好:触及人,必然触及阶层,无论时代如何,人从来不生活在真空中,就连游戏的世界里都有阶层,甚至可以说,游戏的世界里阶层更粗暴地规定了人物的使命与命运。写作指向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小说,所有用二元对立阐释的东西都是伪命题。甚至我们会发现一个更加残酷的事实——我们面对的世界越来越复杂,而我们对待世界的方式却越来越表面化。

现代快报《读品》:和现实中的吴谢宇案不同,噩梦醒来,李问的母亲并没有死,一切都回到了问题出现之前。为什么设置这样一个结尾?男孩们只能回到母亲的怀抱做一个巨婴吗?

杨好:啊,这个结尾我一直很挣扎,并做了好几种可能性,多次重写。" 男孩们 " 只是一个隐喻,《男孩们》的问题是母亲的问题,是成长的问题,也是时间前行所带来的必然问题。这些问题都不能被解决,母亲死了的话,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还是提供了暂时的答案。再者,我认为小说中有一些自我生长的东西,我实在不希望李问和速为面对一个 " 母亲已死 " 的结果,我希望他们能回家,当然,回家并不意味着成为 " 巨婴 ",我希望他们在回家的时候变回婴儿,这意味着结束之后的重新开始。也许一切无法被打破的东西依然存在(它们必定存在),但人只要还能 " 回家 ",就还有希望。

△《男孩们》 杨好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1 年 9 月

写作者如果有共性的话

可能是自成西绪福斯

现代快报《读品》:邱华栋评价《男孩们》是一部真正属于青年的小说:" 年轻人不再像文学史上那些经典作家那样,以各自的故乡为文学写作资源,他们是真正没有故乡的人。" 从你的个人经历来说,生长在城市,又到海外留学,现在北京生活工作,具备了一种国际性视野之后,你觉得青年写作的可能性在哪里?

杨好:我不敢 " 觉得青年人 " 该怎么样,我年龄也不小了,真正开始写作也不算早。我认为 " 写什么 " 是一项极其个人化的选择,其实从《黑色小说》到《男孩们》,我也经历了一连串对自己的考问,并一度失语,不知道究竟写什么、该怎么写。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的其实无非还是阅读、生活、观看、思考和自省。如果写作者有共性的话,可能是自成西绪福斯,周而复始去推那个注定没有终点的巨石,所有的意义就在这看似注定没有结果的过程里,我认为所有的可能性也就在这里。

现代快报《读品》:今天国内和国外的年轻一代的写作者们,关注和书写的内容还会有从前那么大的差别吗?

杨好:我们这代人同质化的现象要比之前严重,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教育的同质化。因为我们现在所受教育资源跟国外差别不大,他们能看到的书我们马上也能看到。所以,说我具备一种 " 国际化的视野 ",我觉得有点惭愧。任何文学都是有祖先的,现在写作者的祖先越来越变成同一个祖先了。就像邱华栋老师说的,现在年轻人没有 " 故乡 ",现在写作者的祖先不再是地域上的祖先、文明上的祖先,都变成了共同面对的知识和虚拟世界。面对一个同质化的祖先,我们能够产出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代写作者需要面临的问题。

现代快报《读品》:80 后、90 后甚至 00 后,生活在物质无虞的时代。但在物质至上、社会板结环境下产生的虚无主义,是否也算是时代创伤?你觉得这代人的困境是什么?

杨好:我也在思考我们面对的困境究竟是什么,所以才写下《男孩们》。是的,你提到的虚无主义绝对是时代创伤,但同时虚无主义也成了抚慰这些创伤的 " 安慰剂 "。在写《男孩们》的时候,我不断试图钻进各种立场追问,这些追问在小说结尾后其实还在继续,但我想,如果把一切简单地归结成 " 物质 "" 发展 "" 社会结构 " 带来的问题可能还是太过简单。

现代快报《读品》:说到这代人的创伤,可能上一代人又会觉得矫情,认为你们经历过什么,你们的那点创伤算什么。

杨好:每一代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创伤,都有自己的怕和爱,只不过上一代人的创伤更有戏剧性,更容易被看得到,因为一些事件,可以形容或捕捉出来。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创伤变得更虚无,它不能被抓住具体的形象,它被每一个个体赋予的命名也不一样,这就导致了大家对此没有一个共识。而且我们这代人面临一个特别严峻的问题,那就是高度规范化,经济上也好,心灵上也好,都被固化了。这可能来自我们所受的教育,从小就被很明确地告知,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但当你沿着好学生的定义生活的时候,你面对的却是一个复杂得多的社会,这会产生巨大的虚无感和真空感,我们面对的就是 " 无声呐喊 "。我们是被知识驯化的人。格非老师在他的新书《文明的边界》中说 " 人被文化驯服,不过是一种假象 ",这可能是一个无限接近我们时代症候的答案。

知识和经历,在坚定的写作面前都会变成宝藏

现代快报《读品》:出生在文学家庭,为何你正式开始写作要比同龄人晚很多?

杨好:在我小的时候,父亲并没有 " 孩子应该读什么书 " 的概念,他的书架全部敞开,我在乱翻书的时候,会被那些分不清是轻是重的幽灵缠绕着,所以文学带给我的是一个鬼影重重的世界。这个世界里面,不仅有未经选择的名字,也有让我不停地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从而想要反抗的东西,以致我一直都不愿意面对写作这件事,不断地在绕弯路。从学剧本创作开始,然后学比较文学,学艺术史,甚至去学商业,我一直在回避文学、回避写作。但回过头来却发现,每一个路径都指向了表达的欲望。最后,还是表达的欲望,让我有了勇气去面对书房里各种各样的鬼影。

现代快报《读品》:父母还是很宽容," 纵容 " 你换了 5 个专业。

杨好:可能听起来特矫情,但我的成长其实一直在和文学拧巴较劲。一直换专业,一边是在准备,一边也是想看看除了文学之外我能不能做些别的。从这上面来说,我还是很感谢父母,他们容忍了我各种的 " 试错 ",现在越来越发现,正是因为走错过路,才更加坦然面对现实,并无比珍惜能投入写作的机会。

现代快报《读品》:你学习过电影、艺术史和比较文学,出版过《细读文艺复兴》这样的艺术史著作,这些知识对你的写作有哪些影响?

杨好:我的小说在《细读文艺复兴》之后出版,看起来我就像是个 " 跨界 " 到了小说领域的写作者——这一度成了我的枷锁。我记得有一天和朋友说,我其实特别羡慕那些 " 道路干干净净的 " 写作者们,我就像之前蹚过一地泥泞,虽然最开始的选择一直是从未变过的写作,但满身泥泞的时候谁也看不见你。她回答我的是:" 当你步伐坚定,一切标签自会脱落。" 我想是这样的,所谓的知识也好,经历也好,在真正的写作面前都会被 " 坚定的创作 " 同化,变成更真的东西。而且当你坦然面对的时候,这些都转化成了写作的宝藏。

现代快报《读品》:从国外回来后,你创办了一家艺术出版公司,现在还做一些艺术方面的工作吗?

杨好:我现在不从事任何艺术方面的工作。我之前过分理想主义的创业和艺术、出版相关,但现在已经完全退出,我现在就是一个刚刚走上写作道路的小说创作者。但我很感谢自己的那段创业经历,这让我有难得的机会真正站在了社会之中,以从未有过的角度不断换位思考很多问题,并且有机会看到人的不同面相,这当中有各个阶层的人。你会看到每个人的善恶美丑,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悲伤和幸福—— " 不要妄下判断 ",才是小说家的使命。

(编辑 张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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