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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羊网 10-17

当代文学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金庸粉丝众多,文学史上有 "《子夜》模式 ",《欧阳海之歌》卖了 2000 多万册……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10 月 22 日 -24 日,中国新文学学会第 34 届年会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趋势研讨会将在中山大学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 140 多位专家学者将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分组参与讨论。如何看待 " 当代文学 " 概念的争议?当代文学研究在历史化进程中存在什么困难?当代文学应该建立怎样的评价标准?针对这些问题,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均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有关 " 当代文学 " 的争议

羊城晚报:学界对何为 " 当代文学 " 一直存有争议,您是怎么看的?

张均:从学科建设、文学教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当然,在学界内部,确实存在一些怀疑和讨论。比如,目前惯例是将 1949 年以后的新中国 70 年文学统称为 " 当代文学 ",但这种习惯性的使用面临两个不同方向的问题:其一,在一般人的理解中," 当代 " 当然是指当下,至少是指离眼下、此刻比较近的时期。那么新中国成立最初的 30 年(1949-1976),甚至 1980 年代,离现在都已经逐渐显得遥远了,再称之为 " 当代 ",多少有些名不副实。我曾建议将新中国前 30 年的文学归入到 " 现代文学 " 的范围,但目前而言,这很难成为文学研究与教育中的现实;其二,也有学者认为," 当代文学 " 已长达 70 年,该有一个必要的下限了,因为 1990 年代以后的文学,尤其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在观念、叙事等层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前的 " 当代文学 " 其实已不是同一种文学,应在 " 当代文学 " 之外给予这近 30 年文学以新的命名。各种意见差异比较大,目前看,大家还是比较接受以 " 当代文学 " 概念概指 1949 年至今的中国文学。

羊城晚报:这样看来," 当代文学 " 是开放性的,但如果把时间延长得足够长的话,100 年或 200 年," 当代文学 " 这个概念还是要起变化的?

张均:那是必然。100 年后,人们谈论的 " 当代文学 ",肯定不再包括今天我们所谈论的所有当代文学作品。不过,在目前的语境下,从事 " 现代文学 "、" 当代文学 " 研究的学者,都不大乐于接受对方的 " 跨界 "。究其原因,与现行学科体制下既存的学科利益有关,与不同方向的学者业已形成的立场、方法也有密切关系,改变还需要时间。

研究与批评就像两兄弟

羊城晚报:这次会议的主题是 "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趋势 ",按一般人的理解," 历史化 " 是一种普遍的必然的趋势,一切都在历史化过程中,那么在这个主题里," 历史化 " 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张均:" 历史化 " 是近 10 年当代文学研究界影响很大、争论也很大的一个学术问题,和一般的理解不太一样,它主要是针对当代文学研究传统而提出的方法创新和突破。当代文学在它年限还不太长的时候,比如说在 1980 年代或更早的时期,并无思潮意义上的 " 历史化 ",其时当代文学研究主要表现为现场的文艺批评,注重对最新的文学现象的发现、判断与分析,在方法上特别倚赖于批评主体的思想洞察力与审美判断力。与此同时,由于批评的预设读者也包含普通文学读者,而不仅仅是专业读者,故语言与文体的自由、灵性也会成为优秀批评的突出特征。

不过,随着当代文学的时间延伸,必然会有一批作品失去当下性、时效性,也不再引起评论家的注意。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就可以采用研究现代文学甚至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去处理它们。比如说,要做很多的基础性史料、文献的工作,要把它们放回到当时的语境中去考察它的生产,等等。在此意义上,学界就出现了 " 历史化 " 的提倡,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羊城晚报: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就像是两兄弟,既有联系,也有不同?

张均:是的,当代文学研究包括两种方式:一是面对最近一段时期(一般为 30 年)文学的即时的、现场性,当然也是最具思想冲击力的文学批评;二是面对业已遥远的对象(如新中国 " 前 30 年 " 文学)的文学史研究。二者对象不同,方法也有差异,但之所以会产生争论,是因为它们共享一个 " 当代 " 的概念。可能有的批评家会以为 " 历史化 " 提倡是要求对最新的作品也采用文学史研究方法予以处理。不是这个意思,最新的作品需要敏锐、及时的判断,而不是去搞史料工作。

建议当代文学暂缓修史

羊城晚报:有个说法," 当代无史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趋势里,会不会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张均:的确有这种说法,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仍然很多。2019 年我曾做过一次统计,到该年为止,以各种名称存在的 " 当代文学史 " 已有 88 部。当然,强调 " 当代无史 " 的原因在文学史编撰领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编撰文学史必须根据一定的历史哲学、文学史观念来展开,但 70 年来,中国的历史观、文艺观急剧变化。即使是完整经历这些变化的学者,也有可能被变化所塑造。这种塑造不一定是正面的,也可能是反向塑造。然而文学史研究需要比较中立、客观的叙述,可能不太容易达到。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建议 " 当代文学暂缓修史 ",先不要写了,暂时停下来,但估计很多人未必同意。

羊城晚报: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些文学研究专家已经转向做文化研究,比如黄鸣奋、朱大可、张柠,您怎么看他们的这种转型?

张均:近年来当代文学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有的评论家在文本阅读批评的基础上,开始有意识地建立起自己的批评哲学与批评体系,令人欣喜。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学者,则是从文学批评向文化研究的转型。在文化研究的眼光里,一切都是文本,所以他们的研究就跨越了过去纯粹的文学审美范畴,研究方法也有极大的拓展。当然,这也有争议,因为文化研究的方法毕竟来自西方,针对的也主要是大众文化,这与传统文学研究的差异比较明显。

羊城晚报:其实这也是一个个人兴趣或个人学术定位的问题,包括传统的文学研究、批评,允许各有分工,不必强求?

张均:当然是探索越多,学术发展越好。学者宜取兼容并包的心态。学界发生的一些争论,有时候是理论与逻辑之异,有时候也夹杂着一定的争夺话语权的成分。不过整体而言,我认为这些争论还是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出不了大作品的原因

羊城晚报:您对当下中国文学有怎样的观察?

张均:经过了 90 年代个人化写作、" 纯文学 " 运动之后,当下文学的主流倾向在于个人的日常生活审美追求,比较私人化、个人化,它和变化巨大的时代不大匹配。中国 20 世纪至今的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革命、建设、改革。这三个大阶段有三个不同的主旋律。今天就是改革的时代,处在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当然这一进程中也包含很多的复杂、幽暗与痛苦。当代作家的创作整体而言还不足以回应当下正在变化的现实,很多作品缺乏对现实的建构能力,不能唤起年轻一代的共鸣。也因此,当代文学往往需要靠广告、传销、运作来扩大影响力,而不是靠作品本身。这是当代文学出不了大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比较起来,电视剧在这方面好像做得更好一些,比如《大江大河》《山海情》,确实比较好地反映了 40 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现实和重新凝练而成的精神。

羊城晚报:在新时代新语境下,当代文学的 " 历史化 " 一方面是历史化,另外一方面也要有新的方法、新的理论和新的目标?

张均:我们这个学科发展的动力之一就是方法的创新,它不像古代文学研究或语言学研究那样有相对稳定的方法。也正因为此,这个学科的共识相对而言可能会少一些,争论会多一些。这是正常现象。除了 " 历史化 " 之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倡 " 社会学史视野 "、" 大文学观 ",等等,也都很有启发性的价值。

应该建立怎样的评价标准?

羊城晚报:在讲求销量、粉丝量、点击率的当下,当代文学应该建立怎样的评价标准?

张均:如果讲市场,拼粉丝,那么以往很多文学作品并不弱于今日,民国时期张恨水的作品,80 年代金庸的武侠小说,革命年代的《欧阳海之歌》据说卖了 2000 多万册,市场占有量都非常高。但销量很大,并不意味着就是文学经典。

怎么评价一部文学作品,这么多年其实还是有两个标准的:一是文学史的标准,一是文学的标准。按文学史的标准,就要看它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对后来文学创作的建构作用,比如茅盾的《子夜》,今天读者可能并不多,但它对后来的作家影响特别大,因为这是中国第一部成功的现代长篇小说,文学史上有 "《子夜》模式 " 的评价。文学标准,注重的是作品的审美品质,以及深入人性的角度与层次,等等。

比如金庸,他的 60 后、70 后粉丝奇多。60 后、70 后成长的年代,可阅读的作品少,意识形态介入很深,所以金庸一出现,对他们来说有如饥似渴之感。而 00 后这一代人似乎就不那么看金庸了,他们是在科幻、网络中成长的一代,其世界观与审美期待已发生巨大转移。所以,金庸无论是从文学的角度看,还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都未必是特别能经得起考验的。

但并不是说当下读者只应该读那些最经典的作品。其实,大量的文学作品并不处在人类艺术殿堂的顶端,但它们同样具有阅读的价值,为什么?因为它们可能和你生活的时代、和你自己的生存境遇能有更深刻的共鸣。比如,你读《荷马史诗》,不见得就比读反映当下中国生活的作品更能引起灵魂上的悸动。无他,因为这些作家是我们的 " 同时代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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