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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羊网 09-17

专访暨大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长陈平原:对潮州文化的传播转化值得用心用力

9 月 16 日,在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成立仪式上,陈平原教授致辞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摄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朱绍杰 陈亮

为传承发展潮州文化,推进中华文化创新发展,9 月 16 日," 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 " 成立仪式及发展建设研讨会在暨南大学石牌校区举行。研究院成立后能做什么?潮州文化的研究应如何划定范围?在这股研究热潮中应有哪些 " 冷思考 "?羊城晚报记者为此专访了研究院首任院长、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

理清潮州历史要有大潮州意识

羊城晚报:您如何理解潮州文化是岭南文化、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平原:二十年前,我撰写《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丘逢甲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谈及以世人所理解和阐述的 " 岭南文化 ",来解释文化上 " 另有渊源 " 的潮嘉地区,显得力不从心。因方言及习俗的关系,潮州、梅州与广州之间,有很大的文化隔阂,所以我才与朋友合编了《潮汕文化读本》。

谈论潮汕历史文化,一般都会提及明代《永乐大典 · 风俗形胜》中这段话:潮州府隶于广,实闽越地,其语言嗜欲,与福建之下四府颇类。但另一方面,此前在广东与福建之间进进出出的潮州,唐天宝十年(751 年)由隶属江南道改为由岭南道管辖,自此站稳了脚跟。长期的行政归属,有效地塑造了潮州的政治经济乃至风土人情。潮州人是广东人,只不过讲闽南话,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而已。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潮州文化属于再下一个层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羊城晚报:您曾提出 " 理清潮州的历史,要有大潮州的意识 "。" 大潮州的意识 " 该如何阐释?

陈平原:所谓 " 大潮州的意识 ",是相对于今天三市分立的 " 小潮州 " 格局。上世纪九十年代,饶宗颐撰写《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以要建立 " 潮州学 "》,提及 " 研究雍正以前的潮州历史,梅州、大埔都应该包括在内,这说明客家学根本是潮州学内涵的一部分,不容加以分割的。" 考虑到历史上分分合合,现实中各有利益,最好互相尊重。既然 " 客家学 " 已经独立," 潮学 " 可与之结盟,不必谋求取而代之。

另一方面,1991 年汕头、潮州、揭阳三市分立(还不算汕尾部分),谈 " 潮州文化 " 变得很尴尬。盘子本来就不大,若分得太清,说得太细,外界辨识率必定很低。若三市都 " 宁当鸡头不当凤尾 ",每件事都要说出个你先我后,不要说民众莫名其妙,学者也很难开口。我曾在 "2016 潮学年会 " 上发表题为《六看潮汕——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的主旨演说,特别提及当务之急是寻找潮汕人的共同记忆,建立合理的历史论述与未来想象。考虑到历史与现实、海内与海外、学术与传播,我以为比较合适的还是回到清代的概念,再略作调整,以此来谈论 " 潮学研究 " 或 " 潮州文化 "。

9 月 16 日,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揭牌仪式在暨南大学举行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摄

谈 " 潮州文化 " 最好能穿越三层壁障

羊城晚报:从专业学者的角度看,今天的 " 潮州研究 " 应该如何扩大研究路径?

陈平原:国史研究当然最重要,但与之相配合的地方史,同样值得认真经营。除了立场、宗旨、方法、文体等,还有一个很现实的话题:那就是这个圈子到底划多大。范围太大(比如省级)容易四处掣肘,难得深入;范围太小(比如县级)则空间有限,无法施展。当然,还得考虑原有的历史传统与文化遗存。在我看来,比较好操作的题目是绍兴、徽州、泉州、潮州等,因其兼及历史传统与现实关怀,不大不小,收得拢也放得开。

明清的方志修撰、清末的乡土教育、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献整理、今天的非遗传承等,这些各地都有。具体到饶宗颐提倡的 " 潮州学 ",还包括 " 潮瓷之出产及外销、海疆之史事、潮州之南明史 ",以及 " 侨团在海外多年拓展的过程 " 等。比起三十年前吴南生倡议成立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今天从事地方史研究,越来越得到各高校的重视。而中国高校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锤炼,也有了比较雄厚的学术实力。就像暨大如今成立潮州文化研究院一样,注重文学、历史学、艺术学、传播学、经济学、人类学、设计学、规划学、旅游管理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兼及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培养研究潮州文化的专门人才,建立面向社会乃至市场的文化研发机制,是可以做到的。

羊城晚报:近年来,潮州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受到广泛关注。在这股热潮中,您认为有什么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陈平原:不同时代谈论 " 潮州文化 ",当然会有不同的面貌与侧重点。大背景是,入世以后,中国顶住诸多冲击,取得了巨大成绩,已经不可能退回到闭关自守的状态。可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二者本非天赐良缘,而是构成了巨大张力。中美冲突以及疫情肆虐,对前者是巨大挑战,对后者也非福音,因其调动起来的,很可能只是民族主义情绪,而非文化多样性的诉求与努力。

基于此背景,谈 " 潮州文化 " 最好能穿越三层壁障:第一,学院与社会;第二,文化与商业;第三,海内与海外。潮人海外关系复杂,潮商全球力量强大,这些都广为人知,也容易找到更新换代的突破口。关键在如何看待 " 学院与社会 "。在大学设立研究院,自然必须有科研成果;但今天中国的人文学以及社会科学,过分强调国家级或省部级 " 课题 ",满足于制造各种无用的 " 高头讲章 "。其实,对于 " 潮州文化 " 来说,传播与转化,或许更值得用心用力——倘若下一代潮人基本上丢掉方言,忘记故乡,拒绝认同,则以上所有努力全都落空。

潮州商人与学者互相欣赏是一种传统

羊城晚报:潮商支持与赞助文化事业的传统由来已久。您如何看待这种传统?

陈平原:多年前我谈论饶宗颐的学术贡献,曾专门提及潮州商人的支持,称潮州这个地方,从来不是政治中心,不出大政治家,但出大商人和大学者,且后两者可以互相欣赏,互相支持。比如 1949 年初,饶宗颐为继续编写《潮州志》,专程赴港,与此书的赞助人方继仁商议。在方氏的再三挽留下,饶寓港不归,此举决定了其后半生命运。饶宗颐在港治学,方继仁斥巨资为他购入了英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方去世后,饶宗颐撰《方继仁先生墓表》予以表彰。

如今,作为商人的方继仁早被遗忘,而作为学者的饶宗颐则如日中天。晚年接受采访时,饶宗颐称:" 现在看来,我觉得我的整个生命中,他是很关键的一个人。"(参见胡晓明《饶宗颐学记》)这不是孤立的个案,饶宗颐在学界及社会上的巨大名声,背后有潮州商人的功劳。不少经商的朋友说,家乡出了大文人,真的 " 与有荣焉 ",很乐意共襄盛举。这与其他地方经商的嘲笑读书人 " 穷酸 ",读书的批评商人 " 铜臭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次暨大设立潮州文化发展专项基金,首批基金由广州路翔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暨南大学校董柯荣卿先生捐赠 1000 万元,支持创建潮州文化研究院。我特别希望众人拾柴,共同参与,就像过去走江湖卖艺的总喜欢说:有钱出钱,无钱出力,没钱没力的,捧个人场。不失时机地为潮州文化 " 叫声好 ",也是一种贡献。

羊城晚报:有评论认为,潮州文化、潮州商人都已经走出去,可是外部文化似乎比较少地走进潮州地区。对此您怎么看?

陈平原:记得以前有 " 三个潮汕 " 的说法,即广义的潮州人,本地一千万,海外一千万,国内各地还有一千万。当然,这里说的是原籍,包含移民及其后裔。走出去的潮人,确实有很多精彩的表现;可留在家乡的,同样值得尊敬。因人多地少、发展空间有限,加上错失了好几个难得的机遇,今天的汕头、潮州、揭阳,经济发展不及珠三角,这确实很遗憾。

前年我撰写《如何谈论 " 故乡 "》(2019 年 3 月 20 日《南方都市报》),其中有这么一段很深的感叹:" 故乡确实不尽如人意,可这怨谁呢?你是否也有一份责任?对于远走高飞且在异乡取得很大业绩的你,在表达爱心与倾注乡情时,请尊重那些在地的奋斗者。说实话,家乡的变化,最终还是得靠坚守在本乡本土的朋友们。远在异乡的你我,即便能助一臂之力,也不能代替他们的思考与努力。错把故乡当他乡,还没下马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以为可以复制你成功的异乡经验,那是不对的。误认的结果必定是乱动,最后很可能双方都不开心。理智的做法是,退后一步,明白自己的位置与局限,除了坚持《深情凝视 " 这一方水土 "》(《同舟共进》2006 年 4 期),再就是因应故乡朋友的呼唤,小叩大鸣,在某个特定领域,略尽绵薄之力,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另外,我必须略为补正,相比起珠三角,潮汕地区的外来人口比例及文化交汇程度明显不及。但也不是没有进步,起码与我四十多年前离开家乡时,已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年,我经常回潮州讲学,感觉古城还是有很大变化,街上问路买卖都可以用普通话,年纪大点不一定能说,但也大都听得懂;至于年轻一辈,完全没有问题。我曾专门问过韩山师范学院校长,得到的信息还是比较令人欣慰的:专任教师中潮汕籍以外的占 65%,学生也差不多,潮汕籍以外的占 63%,因而校园里都说普通话。说这些,外地的朋友可能觉得很琐碎,可你要知道,潮汕三市以往最被人诟病的,就是因方言造成的封闭与保守。在我看来,随着教育普及、交通便捷以及文化交流加速,这个问题已大有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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