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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 01-22

贾康:缓解百姓后顾之忧,释放消费潜力

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0 年 GDP 达 101598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但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91981 亿元,比上年下降 3.9%。可以看出在其他多项经济指标纷纷实现 " 由负转正 " 同时,我国消费仍有进一步提升的必要和较大的空间。

造成 2020 年消费支出总规模萎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短期看,居民消费受到新冠疫情这个 " 黑天鹅 " 事件的冲击影响巨大;经济学分析已揭示的随居民收入增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这也会在相对数上减少一般消费支出;从中长期看,百姓有较多的 " 后顾之忧 ",引发 " 预防性储蓄 " 倾向,也是我国居民消费倾向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疫情受控,复工复产持续展开,估计 2021 年后,疫情对社会整体消费水平造成的负面影响能得到进一步消除,消费回到或接近它潜在增长率本该有的表现上,是大概率事件。但我国消费需求不足将可能更突出地表现在老百姓的 " 后顾之忧 " 上,值得高度重视。

针对这个问题总体而言,亟须以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安排的改进与健全,降低百姓的 " 预防性储蓄 " 倾向。近些年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缓解贫困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社会保障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仍有限,有待加强顶层设计和加快改革,完善多层次保障体系。法律制度层面,当前我国只有《社会保险法》,补充养老、医疗等并未被纳入其中,难以满足现实需要。2020 年疫情期间,据农业农村部统计,当中国新增返乡留乡农民工超过 800 万人。如此规模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就业不稳定,享有的社会保障不完善,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消费需求潜力的释放。因此改进社会保障的 " 托底 " 机制和释放有消费愿望但是因为后顾之忧而选择储蓄的这部分人群的消费力,在我国具有较大的空间,也与应相匹配的 " 需求侧改革 " 息息相关。

比如,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中,统筹基本养老金进一步发挥养老金蓄水池的共济互助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分散的 " 蓄水池 " 过多,其 " 互济 " 功能就受到很大局限。如果将其变为全国性蓄水池,资金调节功能便能更好发挥。不同人口结构区域间的调剂功能提升上来后,一些地区的养老金发放难题,就可以依靠蓄水池的 " 互济 " 功能加以解决。这也是消除我国消费堵点所涉及配套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关注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疫情之前就已存在、疫情之中更加突出、需要未来于中长期加以解决的消费分化问题。这些年来,虽然我国居民的平均收入在增加,但是不同阶层的实际收入和消费能力高低悬殊。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人均年收入已达 3 万元人民币,但是仍有 6 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仅 1000 元人民币出头,加上近年来人群总量约 4 亿的低于中产阶层收入水平的 " 夹心层 ",这合计 10 亿人的消费能力仍然相对有限。

对消费不足具体分析,可指出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前述分析指出的边际消费倾向不足,即不少人虽有一定收入和消费能力,但是有顾虑、不敢消费;第二就是我国还有许多人可支配收入的水平低,无法消费,即消费能力不足。有针对性地 " 对症下药 " 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涉及相关制度规则的优化改进。在前已讨论的降低百姓 " 后顾之忧 " 以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的同时,如何提升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即提高低收入劳动者收入,缓解消费分化,更应结合相关改革和政策加以重视和解决。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有两个切入点。第一个切入点是初次分配 " 做蛋糕 " 层面,正面鼓励就业、提供更好就业机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在提高低收入者技能水平以提高其就业能力方面,已做了不少努力,另外也应积极鼓励民营企业继续发展,以使其在就业方面多做贡献。今后还需要这样双管齐下,以打造高标准法治营商环境鼓励和引导创业创新、搞活企业为基础,一是做好从农民工的培训到职业教育、在职培训、技术工人的多种形式的培养工作;二是以保护产权、竞争中性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继续给提供 80% 以上就业岗位和 90% 以上新增就业机会的民企 " 吃好定心丸 ",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促成充分就业局面和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第二个切入点是二次分配(即再分配)" 切蛋糕 " 层面,优化、强化政府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其扶助对象通常为各类弱势群体,最极端的就是病患者、残疾人、独居老人和孤儿等。对这类低收入者,需要依靠抚恤、低保和各类对于弱势群体的特定津贴与救济等依托于公共资源的政府转移支付,让他们有保障基本生活的消费能力。

一般认为,一次分配应更多体现追求效益鼓励创业创新,再分配应更多讲求维护社会公平稳定和谐,此处还应发展第三次分配(公益慈善)作为辅助——当社会发展到比较高阶段时,其作用才能更加突出。对中国当前阶段而言,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主要集中在一、二次分配领域。特别是新发展格局注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客观地需要更为注重怎样优化收入再分配手段,以促进共同富裕来释放 14 亿人口巨大经济体的消费潜力。优化收入再分配的制度建设,财政要唱主角,因为财政既渗透初次分配,又在关键的再分配中具备转移支付和直接税调节两大手段来抽肥补瘦。中央已明确提出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的方针,涉及在改革深水区如何 " 啃硬骨头 " 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与改革等任务,必须攻坚克难;2018 年已有一轮改革成绩的个人所得税,也很有必要在深化其改革中,作出动态优化。(作者是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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