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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甲骨文给美国政府送了多少钱

9 月 13 日,微软官方发布公告,表示此前收购 Tik Tok 的邀约已被字节跳动拒绝。如此一来,有意竞购 Tik Tok 的美国企业,就只剩下甲骨文(Oracle Corporation)一家。

虽然又有最新消息指出 Tik Tok 事件的最终解决方案并不是特朗普当初扬言的 " 完全收购 ",而是仅仅将涉及美国用户隐私数据的管理交由甲骨文处理,主要业务仍归字节跳动所有,双方为 " 技术合作 " 关系。不过我这篇文章并不想再赘述 Tik Tok 事件的始末或预测走向,而是着眼于为何字节跳动最终选则与甲骨文合作?具体原因自然是复杂的,但要说帮助甲骨文 " 笑到最后 " 的法宝,一定少不了美国政治中最核心的一项技能——游说(Lobbying)。

甲骨文创始人埃里森与蓬佩奥会面

与一众美国信息技术(IT)企业相似,甲骨文创立于美国计算机和互联网产业爆发的 80 年代,稍晚于微软,但早于谷歌和亚马逊。同样地,在本世纪之交的那数十年时间里,甲骨文和 IBM、惠普等企业一样,靠着在服务器、数据库、存储等方面的业务,大赚特赚,长期享受着高额的利润。就 1989 年,我国也对甲骨文开放了市场,行业涉及金融、电信、能源,甚至是政府机构,令其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

2000 年,甲骨文市值一度冲到最高点,每股达到 45 美元,甚至略高于当时的微软(约 40 美元)。二十年后的今天,微软的市值过万亿,每股超过 200 美元。而甲骨文的股价,只有不到 60 美元。谷歌、亚马逊、脸书等企业,更是后来居上,纷纷进入 " 万亿市值俱乐部 "。最近十年,由于中国互联网公司和云服务的崛起,甲骨文更是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地盘被新兴公司蚕食。2013 年,甲骨文在中国的大裁员,还曾掀起不少的波澜。然而就是这样一家止步不前,甚至有些倒退的老牌企业,却在游说上,出手大方。

据纽约时报数据,2019 年,市值仅 1700 亿的甲骨文,在联邦游说上,花费超过 821 万美元。相比之下,市值 1.5 万亿的微软,花费 1030 万;市值 1.03 万亿的谷歌,则花费 1278 万。在支持特朗普连任上,甲骨文公司以及高管们,也通过各种渠道,向特朗普 " 献金 " 大约 70-120 万美元。要知道,大多数硅谷公司和华尔街企业,可都是特朗普的 " 敌人 ",政治献金也基本都流向了他的对手拜登和其所在的民主党。

既然花了这么多钱 " 搞关系 ",甲骨文自然是得到了特朗普和国会的 " 双重赞赏 "。上个月,特朗普还曾在一次讲话中,称甲骨文是一个 " 伟大的公司 ",其创始人兼 CEO 拉里 · 埃里森,也是一个 " 优秀的人 ",特朗普还相信甲骨文可以 " 搞定 "Tik Tok 问题。最近,美国卫生部更是将疫苗数据收集和分析的 " 抢手业务 ",交给了甲骨文。

这样一个 " 明日黄花 " 的公司,为何对游说如此大手笔?甚至比互联网巨头们还要大方?这是因为游说,是美国政府和商界互动的最核心技能,只有用好这项技能,才能发财。

美国的游说文化,从美利坚合众国成立那天起,就已经存在了。各式各样的企业,为了自己的产品和业务能得到政府的审批、推广或肯定,一定是需要向当权的官员和政客们 " 推销 " 的,毕竟 " 酒香也怕巷子深 "。久而久之,除了企业自身的公关团队,职业说客(Lobbyist)团体应运而生。这些职业说客,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整个团队。他们游说的对象,可能是某位特定的官员,也可能是几十上百位国会和地方议员。

甲骨文公司的头号说客,是其公司副总裁肯 · 格吕克,此人曾任民主党参议员乔 · 利伯曼的助手。而利伯曼,则担任参议员一职长达 24 年,也曾两度角逐总统和副总统宝座。利伯曼虽然是民主党人,但一直以 " 独立派 " 人士自居,他还曾是民主党人小布什政府幕后的主要人物之一,在伊拉克和以色列等重要问题上,都曾参与决策。这样一位 " 两党通吃 " 的大佬,其助手的关系网一定是十分强大的。

2016 年 12 月,肯 · 格吕克(左一)被拍到出席特朗普的科技圆桌会

靠着参议员的关系,甲骨文公司的 59 名说客们,在格吕克的带领下,曾在一个十分冷僻的版权问题——反垄断和滥用消费者数据等问题上,对互联网巨头谷歌穷追猛打,使对方毫无招架之力。此外,由于甲骨文公司的指控,亚马逊曾被迫放弃一份价值 100 亿美元的军方订单。老牌互联网公司微软也难逃其手,在格吕克的不断 " 努力 " 下,比尔 · 盖茨曾不得已接受国会质询,不少业务也受到了联邦政府的限制。

不少人可能都注意到,美国政客下台或退休后,并不会立马归隐山林,多是谋求事业第二春。身居高位的总统们可以发挥写书和演讲这类传统艺能,其它官员和议员们很多就选择了成为职业 " 说客 "。中美恢复建交的主要推手,美国的前国务卿亨利 · 基辛格,在退出政坛后,便成立了一家名为基辛格联合公司的咨询企业。为美国运通、可口可乐、韩国大宇、爱立信等一众知名企业,都曾提供过游说服务。而这家公司,也吸引了美国前国务卿、中情局局长、外交官、州长、国安顾问等许多退休官员和政客继续 " 发光发热 "。脸书网的首席说客凯特琳 · 奥尼尔,就曾是现任众议员议长佩洛西的幕僚长,谷歌也曾聘请小布什政府的助理检察长肖恩 · 麦克劳林为自己在国会和政府游说。据说,这些 " 手眼通天 " 的说客们,年薪轻而易举就可以超过百万美元。

有了这些资深政客们的游说,美国公司在处理与政府关系当中,自然是如鱼得水。就算不能搞定总统,搞定一些国会议员对他们来说还是轻而易举的。众所周知,美国政治实行三权分立,总统定下的法律,需要国会通过,大法官则可以随时叫停。由于大法官通常不轻易出手,搞定国会,也就相当于搞定了美国政坛的一半。特别是当国会多数成员和总统不是同一党派的时候,众议员和参议员的话语权,就更大了。根据统计,2018 年美国五大科技巨头:脸书、苹果、亚马逊、微软和谷歌,在政府游说上的花费超过 6500 万美元。曾经在游说上出手阔绰的华尔街金融界,已经追不上这些科技企业,但美国排名前五大银行,2018 年还是花费了至少 2600 万美元。

聊了这么多,说客一职,说到底就是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帮助各行各业,在政府和政客之间 " 跑关系 "。为了搞定这些美国政客,中国企业也难以逃脱游说的套路。彭博社曾报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华为公司,2019 年第三季度游说费用高达 180 万,全年共花费 300 万美元。早在 2012 年,也就是华为上一次遇到类似危机的时候,也曾花费 120 万美元进行游说。危机解除后的几年,该项费用逐年下降,2017 年只有 6 万美元,2018 年则是 16.5 万。同样为行业巨头的德国汽车企业大众,从 90 年代开始,每年都稳定地支出 100 万美元左右的游说费用。与美国 " 亦敌亦友 " 的三星集团,从 2012 年的 100 万美元开始,每年游说费用都在增加,2019 年超过 340 万美元。

华为每年游说费用(来源:美国政治捐献数据库,opensecrets)

企业或某个行业协会进行游说,在官员和政客之间 " 跑关系 ",比较好理解,毕竟做的都是大生意,政府随便一条新政出台都可能令这些企业破产或发财," 花钱消灾 " 的道理大家都懂。然而游走在华盛顿特区的说客们,最大的客户,其实是大大小小的海外政权或政治团体。

2015-2017 这两年间,中东 " 土豪 " 沙特,就 " 突击消费 " 超过 1800 万美元,雇佣 140 多位说客和 25 家顾问公司,游说美国政府和国会。如此巨额的游说费用,最终促成了沙特成为 2017 特朗普上台后第一个访问的国家,奥巴马政府留下的 " 冰冷关系 " 重新回暖。据美国智库 " 响应政治中心(The Centre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统计,自 2016 年以来,在游说美国政客上,日本政府共花费 1.37 亿美元位列第一;韩国 9800 万排第二;紧随其后的是百慕大(8600 万)、沙特(8300 万)和巴哈马(8000 万)。利比里亚、马绍尔群岛、以色列、爱尔兰都名列前茅。这些国家大都是美国的盟友,或是与美国利益紧密捆绑的国家。与这些需要给美国 " 拍马屁 " 的国家截然不同,我国政府在此项上的花费,据报道每年不到 200 万美元。而俄罗斯,在此项的开支上据说更低。一些俄罗斯政府官员和专家认为,与其花钱去美国 " 跑关系 ",不如将资金投在对外媒体运营上,例如 " 网红 " 媒体:今日俄罗斯。

有意思的是,我国台湾地区,其政府最近几年每年在游说美国政客的花费也都在 200 万美元上下,2017 年更是达到 330 万美元。如果算上具有其政府背景的机构(旅游部门、贸易推广部门)以及党派,台湾每年在该项目上的花费则在 280-500 万美元之间。2016 年 12 月,特朗普刚刚当选总统,还未走马上任的时候,就破天荒的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了电话。当时有消息指出,这起事件的幕后推手,就是职业说客鲍勃 · 杜尔,一个曾经担任美国参议员 27 年的共和党元老人物。为了这一通电话,蔡英文政府至少支付了 14 万美元。

从后来发生的事实看来,台湾政府每年在游说上的 " 大出血 ",不得不说,还是有一点效果的。相比之下,一般更注重政府间或官方外交的我国,自从特朗普上台后,也算是再次见识了美国政客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本质。针对美国政治体制,上至总统,下至平民百姓的 " 全方位 " 交往策略,或许更加有效。

对于华为或字节跳动这样的出海企业来说,在游说或公关方面长期稳定的投资,比 " 临时抱佛脚 " 可能更加有效。其实中国企业的产品早已经得到了美国消费者广泛的认可,那企业要做的,就是持续不断的,在美国民间和政坛,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不要让个别对中国持有偏见的政客,带偏整个市场。

对于国家来说,不仅和企业一样,要积极在海外树立 " 品牌 " 形象;同时,针对美国这样 " 商业思维 " 浓厚的国家,要有针对性的,从谋求共同利益的角度出发,与一些政客建立稳定关系。例如前些年,因为与我国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一些华尔街大鳄就一直充当着 " 中国说客 " 的角色。现如今,美国社会和政坛高度分裂的局面已经出现,失去理智的美国政客似乎也越来越多,我们不能指望这些政客 " 亲华 ",但适度的游说或公关策略,一定有助于扭转那些被恶意 " 妖魔化 " 的国家形象,向大众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一天天临近,特朗普政府一定还会为了转移其国内矛盾,不择手段针对中国做出更多无下限的动作。对于这些疯狂甚至有些无厘头的行为,我们自然不必过分放在心上。但无论是特朗普连任,还是拜登当选,中美双方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是不会变的。理解和利用包括游说在内的美国政治技巧,在解决国际问题、保护我国出海企业方面,或许都有所帮助。

来源:观察者网

编辑 李朋

值班主编 王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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