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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马奖的「救火者」

奇遇电影 11-18

今年,堪称史上最敏感、最特殊的一届金马奖,即将揭晓,一波三折。

在杜琪峰请辞金马奖评审主席之后,组委会紧急邀请导演王童接任。他在 7 月还与王羽一道,接受颁发金马终身成就奖。

杜琪峰请辞,王童来救火

本来以为只用上个台接受众人的掌声就行了,谁知却临时被请来「救火」。

念在李安的情面上,何况王童自己也曾做过执委会主席,特殊时期,他自然义不容辞。

2019 第 56 届金马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王童

其实,金马奖待王童向来不薄。

作为台湾新电影的主要成员之一,王童曾经凭借《稻草人》(1987)和《无言的山丘》(1992)两度获得金马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甚至还凭《红孩儿大话火焰山》(2005)获得过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其他奖项的提名更是拿了一堆。

2005 年《红孩儿大话火焰山》,获第 42 届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

他镜头下的一系列庶民生活史诗,对小人物喜怒哀乐的细腻呈现,以及外省人身份下的认同追问,都值得在华语影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笔。

01

王童,本名王中和,是黄埔军校名将王仲廉之子,1942 年出生于安徽省太和县。

1949 年,7 岁的他,随父母迁台,成为诸多「外省人」之一,这一身份也成为王童此后多年的创作主轴。

1962 年进入国立艺专美术科毕业后在台北举办了个人画展。

1966 年加入中央电影公司(中影)当美工,负责过《还我河山》(1966)、《路》(1967)、《龙门客栈》(1967)、《侠女》(1970)、《三朵花》(1970)等 30 余部影片的美术设计,期间与不少的名导演合作过,包括李行、胡金铨、白景瑞等。

堪称儒侠的胡金铨,王童曾任其美术设计

直到 1981 年,王童才第一次以导演的身份参与电影。

他的导演处女作《假如我是真的》(1981)根据沙叶新创作的同名剧本改编,讲述一位上山下乡的青年李小璋(谭咏麟饰)冒充北京来的高干子弟看话剧《钦差大臣》,被话剧团团长认定是某副总李达的儿子,受到文化局局长、副市长等名流巴结,于是决定一骗到底的荒唐故事。

不料最后,骗局被识破,李小璋被捕入狱,并在狱中割腕自尽,死时在牢房墙上留下了「假如我是真的」一行字。

这部片荣获第 18 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和最佳改编剧本,并给饰演男主角的谭咏麟带来了人生中第一座金马奖奖杯。

王童处女作就拿下当年金马奖的三项大奖,谭咏麟还因此首获金马影帝

到了 1982 年,王童创作了影片《苦恋》

和《假如我是真的》一样,《苦恋》再度改编大陆作家(白桦)的剧本,接通了当时在大陆大行其道的「伤痕文学」风潮,表现了在特权社会中小人物的悲惨境遇。

尽管两部影片都体现出导演强烈的批判锋芒,但由于原剧本在真实反映社会现实层面上存在问题,特别是国民党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要求在影片中竭尽所能地渲染和夸大十年浩劫给内地人民带来的灾难,因此影片陷入了先入为主的创作倾向,不可避免地烙上了国民党反共思想的痕迹。

同是白桦编剧的内地版本(又名《太阳和人》)就没有这么好运,至今被禁

1982 年,一部《光阴的故事》正式宣告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诞生。

贴近现实、回归民众,电影的自然写实风格和文学表现特质,成为了一道树立在「新电影」和「旧电影」之间的标志性屏障。

随后,王童与陈坤厚、侯孝贤、万仁等台湾新生代电影导演进一步发扬新电影运动的风格,陆续制作了一系列的写实主义作品,掀起了一阵写实电影的潮流。

中影出品的《光阴的故事》象征着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兴起

不过,比起后来享誉海内外的侯孝贤、杨德昌等人,王童的知名度似乎稍逊一筹。究其缘由,香港的影评人叶月瑜提到两点:

第一,王童与 「中央电影公司」(简称「中影」)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中影」是跟国民党有关的台湾最大的电影公司。

台湾新浪潮的一批导演中除了杨德昌是一个例外,侯孝贤、吴念真、小野等都曾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但之后他们都脱离了「中影」。

唯独王童是个例外,他始终保持着与「中影」之间的纽带关系。

「中央电影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时期的商标

他是从大陆来的外省人,保持对大陆的认同。

虽然杨德昌和侯孝贤也都是外省人,但二人均出生于 1947 年,而王童出生于 1942 年。

他 1949 年来台湾时,杨、侯二人年龄尚幼,只有两岁左右,对大陆没有什么印象和记忆。

但此时王童已经七岁了,他曾回顾小时候在大陆看过《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万家灯火》(1948)等老电影。

虽然只有五岁的年龄差距,但王童比他们珍藏了更多大陆的文化记忆,使他的文化重心自然地有些偏向大陆。

四十年代的大陆老电影给他的童年产生了深刻影响

02

到了 1980 年代后期,随着政治高压环境的松动,以及台湾本土意识愈发强烈,王童开始拍摄他最重要的作品系列「乡土三部曲」——《稻草人》《香蕉天堂》以及《无言的山丘》。

这三部影片对半个多世纪的台湾历史展开了深切的反思,是他回归历史找寻身份的重要阶段。

上映于 1987 年的《稻草人》讲述了在台湾的日殖末期,佃农陈发、陈阔嘴两兄弟为了养活成群的孩子、耳聋的母亲和发疯的妹妹,背着炸弹向殖民政府邀功领赏的荒诞故事。

第 24 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及最佳改编剧本获得者

导演用荒诞、戏谑的手法去演绎小人物的悲苦,真实再现了殖民时期台湾人民凄惨无奈的生活状态,同时对台湾文化中的日本形象进行了反思。

日本在殖民台湾期间,推动了「皇民化运动」。它所期望达到的目的,是经过足够的「反思」,主仆关系达到精神上的统一,仆人开始认可主人的身份及价值观,接受自己的地位和主人的施舍,从而退化为主体的影子并依附主体而存在。

影片中哥哥陈发得知,如果他们改叫日本名字便可以换白糖,于是他放弃了祖宗的传统;当得知送去废铁可以得到奖赏后,陈氏兄弟承受生命危险向日本军部讨赏,这些都是「仆」向「主」靠拢的具体体现。

失去主体性何尝又不是退化成「稻草人」呢?

在影片结尾那一桌「其乐融融」的晚饭上,日本的战争、美国的炸弹还有地主的绝情都被陈氏兄弟当作善良的犒赏,这正是主仆关系的确证。

晚饭中阿婆与孙子的旁白以及一家人高唱着日本军歌,都是导演对该时期台湾人对日本的复杂情感展开的戏谑与反讽。

1989 年的《香蕉天堂》诞生于台湾解严(1987)的两年后,并且是台湾早期为数不多指涉白色恐怖的影片之一。

这部作品让我们看到王童具有包容性地对待台湾人的中国身份,以微观视角去表现家庭带给每一个成员的牢固的身份认同。

获第 26 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的提名

这部时间跨度达 40 年的影片,描绘了赴台老兵这个特殊的群体。电影以国民党退往台湾初期为背景,讲述了赴台士兵得胜(张世饰)与门闩(钮承泽饰)二人崎岖坎坷的人生命运。

得胜性格圆滑,懂得世故;门闩则胆小怕事,老实本分。

对于台湾这个地方,二人都很陌生,只知道那里盛产香蕉。

所以最后支撑他们奔赴台湾的,就是他们口中那「又长又大,咬一口还会出水」的香蕉。

然而刚到台湾没多久,得胜就因为「私通匪谍」被抓捕,同伴门闩也在仓皇间从部队逃了出来。之后,圆滑的得胜疯了,而本分的门闩则以各种各样「借来的身份」活着 ……

你能认出年轻时的「豆导」吗?

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未知父亲」、「丧父」、「外乡人」、「寡妇 / 逃妻」,以及「疯子」、「借来的身份」等王童作品中业已出现的符号。

这些符号的出现并非偶然,是王童在梳理个体与集体记忆中留下的历史伤痕。

父权的衰落在对台湾身份的本土化探索中传达出巨大的伤痛,这既与威权体系离去所带来的恐慌感息息相关,又与台湾民众所感知的集体乡愁密不可分。

得胜的「外省人」身份

归根结底,台湾的身份认同所遭遇的障碍,便是政治体系崩塌后面临的父权体制的解构;如何建立稳固的家庭体系,则是恢复台湾身份认同的症结所在。

而这种家庭体系越来越多的指向父亲之外的多数家庭成员,更具包容性的看待每个人在家庭乃至社会中的地位与贡献。

1992 年的《无言的山丘》是「乡土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影片的对白全程采用闽南语,这和《稻草人》与《香蕉天堂》都有所不同。而相较其他两部,《无言的山丘》无疑更具有史诗感,所涉及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也更纷繁复杂。

金马二封最佳导演和最佳剧情片

王童的「乡土三部曲」虽被评论界称之为独具「乡土风格」,但他却从不曾刻意展现台湾各地的风土人情。

说到底,王童的侧重点不在「土」,而在于「土地上的人」。

因此,相比一般民间的乡土艺术,他的电影少了些写意,多了自然主义式的粗粝与沉重。

土地上的人,身影渺小,步伐沉重

03

王童一直谈不上多么高产。在创作完「乡土三部曲」后到今天的 27 年里,王童导演的仅有四部独立执导的长片作品问世。

1996 年的《红柿子》是以王童的家族史为题材的一部影片,具有强烈的自传性。

它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侯孝贤的《童年往事》,不过是另一种风格的外省人家族来台适应记。

影片描绘败战后国民党将军家族的故事。

电影里的父亲以前在大陆是将军,可是来台湾后成了小市民,得适应新的环境。祖母总是慈爱地照顾家人,而孩子们则不管环境的变化忙着嬉戏打闹。

片名的《红柿子》其实是祖母珍惜的齐白石一幅水墨画的名字,后来,家庭经济状况不济,祖母只好把这张从大陆带来的爱不释手的名画给卖掉。这里的「红柿子」其实代表着导演认同上的指向隐喻。

影片中,姥姥的形象召唤出一代人的集体乡愁。

姥姥的存在是对过去记忆的保留,而在她身上也映射着中国人对土地的依恋。家乡的那棵柿子树成为了她心心念念的存在,如同沦为「孤儿」与「弃儿」的台湾对大陆的思念。

《红柿子》中的姥姥

摆脱了对政治的苦苦探寻和之前王童作品中强烈的历史感,电影中传统却充满着生活智慧的部分,比如姥姥照顾孩子们洗澡理发、学习打架、一家人养鸡、养牛蛙都成了最精彩的段落。

除了乡愁,影片在点滴琐事中还召唤出了我们对家庭的集体记忆。

在《红柿子》的世界中,所有的困难都能在一个有姥姥和一大帮孩子的家庭中解决,所有的苦闷都能在家人的关怀下得到安慰。

所谓「家国」、「天下」的概念在这里通通落实到了一家人的穿衣吃饭上,政治与历史仅仅成为生活的注脚。

《红柿子》唤起我们对家庭的集体回忆

这部电影中的王童,他终于摆脱了政治与历史的绑架,不再依附在政治立场与国族大义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是认识到自身作为主体,终于有了对身份的选择权利。

而一直以来对于身份问题的不断思考,终于在这部电影中得出了答案——消除族群因政治背景不同而形成的差异,从个体的角度出发,通过共同的记忆与文化,能够建构一种跨越差异性、更具包容性的身份认同框架。

政治,对于王童电影来说是一以贯之的元素,以致于王童这个今年金马的「救火者」身份,更多了几分况味。我们都拭目以待,他如何从中周旋。

因为,这对于他来说,可能是毕生最大制作的一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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