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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宝座上的皮匠师傅

大象公会 2019-12-10

文章来源: 高林|青年维也纳(ID: YoungVienna)

作者:高林

" 如果设身处地,你是一个不莱梅的啤酒馆老板,看到的大部分都是通过社民党的政策改善了处境的工人,你会觉得整个德意志帝国的秩序都是罪恶的,应该灭亡么?"

晚年时回忆往昔,弗里德里希 - 艾伯特仍会感慨自己竟然成了德国第一任总统。而他年轻时更想不到的是,自己有朝一日会被骂作 " 工贼 " 和 " 叛徒 "。

在魏玛德国的政治领袖里,艾伯特算是出身贫寒的。他是鞍匠出身,一直被容克贵族看不起。鞍匠或皮具匠这个标签跟了他一辈子。但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一点,那就是匠人这个身份在德意志其实并不丢人," 师傅 " 这个词在今天已经成了滴滴快车司机的专有名词了,但是在我国之前的几十年里一直是一个尊称。而它在德意志的历史上也往往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词。

《威廉 · 迈斯特》是德国教育小说的典范,然而歌德的那个魏玛世界早在 19 世纪就已成为 " 昨日的世界 "

艾伯特度过了一个典型德意志工匠的早年生涯,这种生涯的诗意版本就是歌德的《威廉 · 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和《威廉 · 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但在艾伯特出生和长大的时代里,这种浪漫气息早就荡然无存了。艾伯特在社民党里的立场和他作为社民党的领袖的种种政策,却依然和这个有关。

往上代人追溯,艾伯特的父亲也是一个 " 师傅 "。卡尔 - 艾伯特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农民,赤手空拳来到巴登大公国的海德堡,通过奋斗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 " 裁缝 ",并且凭着这个职业给自己攒出了一个即使在当时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作坊,还有一个足足有三个房间的家,还为自己的孩子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这一成长环境,对理解艾伯特非常有意义。

古老的自由市不来梅

另一个对他影响深远的因素是,他出生在海德堡,经过漫长的游历之后定居在不莱梅。因为这就意味着他在巴登大公国的领土上长大,在德意志帝国仅有的几个自由市之一的不莱梅定居。在他形成自己的观念、建立起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社会性的过程中,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普鲁士人。

工匠、父辈、不来梅,这三个要素可以说明很多事。对艾伯特来说,当他谈到 " 秩序 " 或者 " 权威 " 的时候,他想到的是自由主义国家巴登和自由城市不莱梅的传统,而不是普鲁士的隆隆战鼓,与他类似的是他的总理菲利普 · 谢德曼。谢德曼来自一个更小的而且在 1866 年灭亡了的国家黑森 - 卡塞尔。当他谈论传统和秩序的时候他想到的是被吞并的祖国和侵略者普鲁士。而奥古斯特 - 倍倍尔则是一个狱警的儿子,而且是因为服兵役被折磨到残废的狱警的儿子,所以当他谈到秩序和权威的时候,他的心中是完全不会有一丝浪漫气息的,他想到的就是万恶的普鲁士。

奥古斯特 · 倍倍尔(前排左起第三人)和威廉 · 李卜克内西(后排左起第三人)在 1869 年与全德意志工人协会的竞争中成立了社会民主工人党。直到 1875 年在哥达代表会议上,两个组织才决定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社民党的前身。

所以当艾伯特看到现实的不公和穷人的恶劣处境的时候,他会更加倾向于个人奋斗这种方式,因为他爸爸就是个人奋斗的典型,而他自己从事也的也是一个靠个人奋斗还有一点点出路的行业。这就必须谈到第二帝国时期德意志的工人阶级状况。

我们知道今天的 SPD 几乎可以看作是一个中产阶级党了。但是第二帝国时期的社民党却不是这样,那时候它是一个毫无争议的无产阶级党。但无产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第二帝国时期的无产阶级至少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是传统的城市手工业者也就是行会会员、手工业工匠,他们是传统的市民,在城市里有人脉有一点财产,从事的是服务于市民和上层阶级的职业。

1890 年的艾伯特

第二类是随着大规模工业化而兴起的新生的无产阶级其中包括职员、低级技术人员和从工匠转化而来的工人。他们的岗位多半是牢靠的,收入也还不错。他们和第一类人之间偶尔产生矛盾,但多数时候是声息相通的,因为减税、夜校、工会和罢工这些手段可以给他们带来实在的好处。

而第三类就是刚刚出现的流水线大工业的产业工人,他们大多是进城农民,没有人脉没有技术没有财产。工作繁重、流动性大、收入却很低,劳动时间是早七点到晚七点,但为了厂里提供的一日三餐大家还得忍受。他们对社民党的政策其实是不以为然的,因为他们并不能得到实际的好处。

艾伯特是一个工匠,所以他天然的属于第一类人。谢德曼是一个工匠的儿子,所以他也倾向于第一类人。而此时的社民党里第一类人刚好拥有很大的发言权。

艾伯特和家人,1898 年

德意志帝国的社民党内的权力分布和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很相似的,因为大工业才刚刚兴起,上述的三类人里,前两类的力量和第三类大体相当。而且因为前两类人有积极性、有时间还有钱,所以他们在这个时期的各种工会组织里其实比产业工人的影响还要大。毕竟产业工人要 7x12 的劳动,让他们罢工或许还有积极性,但要他们积极参加工会活动就不太现实了。所以到二十世纪初社民党内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党的理论家因为秉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统是偏左的,强调革命;而很多地方工会里,因为 1870 年代萧条时期要求恢复 " 行会 " 的工匠掌握着发言权,反而是偏右的,强调维持党的存在和合法性。

说回艾伯特。他做皮具生意其实并不成功,他能够过上稳定的市民生活甚至偶尔出去打猎,全靠他接盘了一个小酒吧 " 益友 "。艾伯特能够得到这个酒吧的经营权,是因为啤酒厂老板觉得他是一个本分正直的人,另一个原因则是他在工人中间非常有威望,而工人刚好是这个酒吧的主要消费者。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艾伯特虽然是一个工匠,但他能够真正得到稳定的社会生活是因为他在工人中的名声和影响力。他还给社民党报纸写文章,给工人提供社会保险咨询,他几乎是一个典型的草创时期的社民党工会干部。他能够在社民党内出人头地也是基于这一点而不是依靠他的理论能力或者和党内理论家之间的关系。

社民党人的街头宣传活动

这就决定了艾伯特无论是出身还是立场都天然的站在社民党右翼。他重视合法性,认为社会立法和保险条例可以让工人改善自身的处境,通过他父亲的经历,他自己的经历和他酒吧的消费者们的经历,也就是在巴登和不莱梅的狭窄天地里的经验他觉得这个事实天经地义。权威和秩序不仅不是一种压迫还是保证每一个人生活财产和安全的基础。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艾伯特日后的那些抉择,艾伯特是一个标准的市民,他离不开权威,即使干革命也不愿意失去秩序,如果非要抛开秩序那也要用党的纪律来代替。

艾伯特 1905 年被选举为社民党中央理事会的书记,当时倍倍尔就提出了异议。但是工会全国委员会却力挺艾伯特,1911 年保罗 - 欣格尔死后,又要选举艾伯特为与倍倍尔并列的党的主席。倍倍尔和执行委员会对此的回答是推举了胡戈 - 哈泽为候选人。当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工会出现直接竞争的局面时,艾伯特的选择是不作候选人,而尊重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如果出来竞选艾伯特很可能当选,但这样就会破坏执行委员会的权威和党的纪律。对艾伯特来说权威是不能没有的,即使帝国不能做这个权威,那也要由党来当这个权威。即使党不站在他这边他也愿意服从。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典型的保守派市民。头脑里根本无法想象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界。

一战末期,社民党议员们

艾伯特为了服从权威宁可不接受党内更高的职位,一旦他自己上位,惩罚其他不服从权威的人的时候也一点不手软。1913 年他接替死去的倍倍尔成为与胡戈 - 哈泽并列的主席,1914 年他率领社民党议会党团对军事拨款投了赞成票,之后当党内意见分裂的时候,他对那些开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人也毫不同情。这就导致了社民党的分裂。

当 1918 年帝国走到末路的时候其实艾伯特并不想让帝国灭亡,他去逼迫帝国宰相马克斯 - 冯 - 巴登的时候是希望加强帝国正在进行的自由化改革,而不是推翻帝国。所以当他发现马克斯 - 冯 - 巴登居然选择辞职把帝国宰相职位留给自己的时候,他感到的不是激动和兴奋,反而是惊恐和不安。艾伯特不是一个革命家,身上也几乎没有革命性却被推到了革命漩涡的中心成为革命的领导者。

1919 年 1 月,不来梅成立苏维埃政权

此时艾伯特的处境是非常有意思的。1918 年底的他很像 1917 年的克伦斯基,他领导着一个没有选举授权的委员会,全靠柏林工兵代表苏维埃和议会的支持。独立社会民主党在人民委员会里拥有和社民党二对二的影响力,而他们正在日益激烈的鼓吹革命。而艾伯特在这个问题上的迟疑和千方百计的捍卫秩序就导致他们对艾伯特的反感日益加深。而此时的柏林有大批来自俄国的流亡者,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向柏林人渲染着俄国的无政府状况。这些消息鼓舞着柏林的下层阶级,却让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胆战心惊。而艾伯特先生自己就是一个中产阶级,一个社民党议员。艾伯特的大部分政策都是为了恢复秩序,而在革命的混乱时期这种秩序基本上就意味着战前的世界。俄国式的无政府状况,对艾伯特来说和世界末日没什么两样。

1917 年的彼得格勒军队向克伦斯基施压,于是克伦斯基为了与军队对抗,选择和左派合作,向赤卫队分发武器结果被赤卫队推翻。1918 年年底的德国军队吸取了这个教训,始终表现得很合作,在艾伯特的办公室,那条原本用来联通帝国宰相和大本营之间的电话线一直保持着畅通,新的军需总监格勒纳一直通过这条电话线和艾伯特保持着联系。格勒纳等的就是左翼站出来向艾伯特施加压力,然后让这个循规蹈矩的市民倒向军队。之所以要不择手段的恢复秩序,是因为秩序天然地对上层阶级和军官们有利。

谢德曼自作主张跑到窗台向人群宣布共和国成立的戏剧性一幕

于是当人民委员会为了人民水兵师的问题发生分歧的时候,艾伯特把柏林警察局从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手中夺走,这就导致了独立社会民主党退出人民委员会,同时其中的一部分开始鼓吹武装斗争。艾伯特彻底倒向了军队,默许了自由军队对左翼运动的镇压和对左翼领袖的谋杀。于是艾伯特在工人阶级眼中成了一个叛徒,至少也是投降分子。当德国右翼分子采取暴动和暴力手段的时候,他几乎总是采取妥协政策,而当德国工人采取暴力手段反对卡普暴动的时候他却允许军队去加以镇压。

艾伯特天生就不是一个革命领袖,也完全没有革命领袖的心理素质。他做事有底线对权威有本能的敬畏,是那种坐在乌烟瘴气的会议室里不自在,心里想的全是什么时候能回家睡觉吃晚饭的人。但这也是德意志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然结果。德意志的产业工人在一战前太脆弱,真正加强了这个阶层的是一战期间的军火工业。是因为帝国疯狂扩大军火工业才为罗莎卢森堡提供了一群可靠的支持者。而在艾伯特登上舞台的年代那些人还不存在。德意志帝国的工会运动选举出来的都是艾伯特这样的人,艾伯特自己、谢德曼和社民党的好几个总理都是一个阶层的代表。指望他们去制造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是不可能的。

1919 年 2 月 6 日,社民党主席弗里德里希 · 艾伯特在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向议员中作开幕发言:" 德意志人民是自由的,他们保持自由并在未来自治。"

真正能毁灭世界的人在德意志帝国的环境里是生不出来的。不过没关系在德意志帝国东南有一个毁灭世界的试验场,当艾伯特承包了 " 益友 " 啤酒馆过上好日子的时候,一个林茨穷小子正在维也纳睡桥洞,艾伯特不愿意甚至不敢想的事,他都会一一施加在德意志人头上。

1919 年 5 月 15 日在国会大厦前反对凡尔赛条约的示威游行

作为一个开了上帝视角的现代 " 左派 " 要批判艾伯特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设身处地你是一个不莱梅的啤酒馆老板,看到的大部分都是通过社民党的政策改善了处境的工人,你会觉得整个德意志帝国的秩序都是罪恶的,应该灭亡么?那当中也包括你自己的生活,到底社会的不公里有多少应该被归咎为制度性的而有多少应该归咎于个人自己的问题呢?

到底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呢,还是因为这些人饥寒交迫所以应该推翻整个社会秩序进行彻底的革命呢?还是说这些人的所有不幸都应该通过帝国的对外扩张加以解决呢?即使所有这些不幸都应该归咎于制度本身,你是否愿意因此就去摧毁包括你自己的体面生活在内的整个世界呢?如果你心里对这些问题都有一个自己的选择,那么你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艾伯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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