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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专栏 | 从“发展”和“治理”的角度看 2019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庞中英

摘要:" 诺贝尔经济学奖 " 在最近 10 年总是光顾 " 发展经济学 ",有时甚至把 " 经济学奖 " 给了政治科学家。如果不能在 " 全球挑战 " 和 " 全球治理 " 上评论,我们对 " 诺贝尔经济学奖 " 的 " 围观 " 就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许多人以为 " 贝尔经济学奖 " ( The Nobel Economics Prize ) 也是 " 诺贝尔奖 ",应该说,这样说也没有错,只是不精确。" 诺贝尔经济学奖 " 是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瑞典银行奖,奖励经济科学各门 ( 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 ,设立于 1968 年,1969 年首次颁发。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Ragnar Anton Kittil Frisch)和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Jan Tinbergen)是该奖首届得主。瑞典曾是北欧强国,如今是世界上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典有着各种各样面向世界的奖项(大多不是瑞典政府主导的),最有名的当然是 " 诺贝尔奖 ",是瑞典在世界上代表性的 " 软实力 "。

2019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 Abhijit Banerjee, Esther Duflo 和 Michael Kremer 三位经济学家,理由是他们 " 采用实验主义方法研究如何缓解全球贫困 "。

" 诺贝尔经济学奖 " 再次给了 " 发展经济学 " 家(Development Economists),是可喜可贺也是可忧可思的事。

我是经济学出身的,在 " 改革开放 " 初期,在中国上过最好的 " 发展经济学 " 课程。给我们讲 " 发展经济学 " 的是享年百多岁的杰出经济学家杨敬年老师。以后,我尽管不属于 " 经济学界 ",但是,一直与经济学分不开,一直在观察 " 发展经济学 " 在世界的演变。

在评论 2019 年的 " 诺贝尔经济学 " 奖时,我建议人们不要忽略了该奖评奖委员会给出的理由里面的 " 全球贫困 "(global poverty)一词。尤其是不要忘了其中的 " 全球 "。

当前的世界,确实面对着 " 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 发展 " 在全球范围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全球贫困 " 本来就位列头号一批的 " 全球挑战 "。在过去 30 多年,由于各种原因,来自 " 不平等 "、" 气候变化 "、" 不可持续性 " 等导致的世界贫困问题早已颠覆了传统的 " 贫困 " 问题。

世界范围内," 贫困 " 是 " 全球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 " 诺贝尔经济学奖 " 评奖委员会用了 " 全球贫困 " 一词。对 " 贫困 " 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一个 " 发展 " 问题,更是一个 " 治理 " 问题。这里的 " 治理 " 也不仅是在国内范围(国内层次)上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层次上,即 " 全球贫困治理 "。全球贫困治理是过去 30 年,即冷战结束后以来,包括 " 发展经济学 " 在内的整个 " 发展科学 "(发展研究各门学科)的一个主要趋势。

我曾号召过自己所在的国际研究(全球研究)学科领域的 " 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学 "(IPE 或 GPE)专业的学生以 " 诺贝尔经济学奖 " 为题做学位论文。

" 发展 " 与 " 治理 " 息息相关。这里讲的 " 治理 "(governance)是与 " 统治 "(government)很不同、相区别的概念。

" 诺贝尔经济学奖 " 在最近 10 年总是光顾 " 发展经济学 ",光顾与 " 发展经济学 " 密切的 " 治理 " 学科,有时甚至把 " 经济学奖 " 给了政治科学家(这可能使一些经济学家对该奖不满)。

2018 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 " 授予 William D. Nordhaus, 因为他研究 " 气候变化 "。" 气候变化 " 是当代世界最大(在全球范围)的 " 大变局 ",即 " 天变 "。" 气候变化 " 是 " 发展 " 带来的问题,反过来又制约了 " 发展 ",恶性循环,成为当今的头号 " 全球治理 " 问题。" 气候变化 " 在非洲、南亚、拉美等已经带来了更严重的非传统贫困。没有气候变化治理,也不会有 21 世纪的发展。对 " 气候变化 " 的治理,目前主要依靠一个全球治理框架(UNFCCCC)和一个个联合国成员。未来的 " 发展 " 是在气候变化和气候年治理的条件下的。

2015 年,苏格兰出生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 Angus Deaton 获得 " 诺贝尔经济学奖 ",也是因为他研究 " 发展 " 问题,尤其是研究 " 消费、贫困和福利 " 之间的关系。

2009 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 " 大大激励了广大的其他社会科学学者,尤其是全球治理研究学者,研究如何治理 " 公域悲剧 "(governin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政治科学家 Elinor Ostrom 获得 " 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目前,全球范围内," 公域 "(例如气候、海洋、极地等)面对的问题更加严重,在很多场合和层次,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却不是 Ostrom 主张的制度主义。强势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更不愿意采纳制度主义(" 规则为基础 ")。特朗普的美国退出了气候变化治理的《巴黎协定》,不少国家在抢占公海、深海、远海等国际法规定的 " 人类共同财产 "," 全球公域 " 的私有化不断抬头。到头来,全球的 " 公域悲剧 " 更加恶化;到头来,世界发展中的 " 可持续性 " 更不乐观。

今日世界,呼唤 " 可持续发展 " 者很多,尽管不同的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机构说的 " 可持续发展 " 不同。" 发展 " 就是 " 可持续发展 ",不具有 " 可持续性 "(sustainability)的不能叫做 " 发展 "。号称 " 发展 " 的东西太多,但这些东西未必是真正的 " 发展 "。" 增长 " 未必带来 " 发展 ",缺少 " 可持续性 " 的快速 " 增长 " 可能带来的快速破坏,并产生 " 发展的悖论 " 和 " 发展的停滞 "。" 可持续性 " 是 " 发展 " 的根本或者中心标准。我们看到," 诺贝尔经济学奖 " 实际上是以 " 可持续性 " 为核心标准的。

结语:2019 年的 " 诺贝尔经济学奖 " 在 " 发展中 " 的中国自然引起了不少评论。我看到的论者主要来自 " 经济学界 " 和 " 经济政策界 "。不出所料,有人对之的评论再次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狭隘民族主义,即为什么 " 发展成就这么大 " 的中国居然一直没有受到 " 诺贝尔经济学奖 " 的光顾?为什么经济学科如此普及和发达的中国,为什么也有世界级的经济学家的中国,居然没有 " 中国经济学家 " 得到这一奖项?有人甚至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说 " 诺贝尔经济学奖 " 有偏见,不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研究的成就。我认为大可不必如此反应。这个奖毕竟是目前最具有 " 全球 " 意义的、享有世界声誉的。我们还是好好地反思为什么我们缺少 " 诺贝尔经济学奖 " 意义上的 " 发展经济学 " 以及与发展相关的 " 全球(问题)研究 "?进入本世纪,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一直在呼唤、号召 " 科学发展 " 和 " 有质量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与美国特朗普政府不同,中国仍然留在《巴黎协定》,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贡献不小,但是,伴随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是否已经具有在解决 " 全球贫困 " 问题、在回答全球 " 可持续性 " 挑战上的非凡答案?(作者为著名国际政治学者、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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