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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代导演的战争

叉烧往事 09-21

楔子

1994年2月,《活着》完成最后的剪辑。可惜送审受阻,影片无法公映。张艺谋觉得自己奖已经拿的够多,不差这一部,只是千万不要起冲突,免得以后拍不了电影。他建议投资方尊重有关方面的决定,放弃去国际电影节参奖的机会。

但没多久,戛纳电影节传来消息:《活着》被台湾制片方送达,已入选竞赛单元。

电影未过审,如果此时张艺谋再出国参赛,便意味着与体制分庭抗礼。制片方担心影片获奖却无人在场,希望葛优与巩俐作为演员出席戛纳。

葛优害怕坐飞机,更重要的,他对自己的表演不自信,不好意思出席。张艺谋的文学策划王斌鼓励他,两人晚上聊了很久。

事到临头,葛优还是去了。

颁奖那天,《活着》获得戛纳评委会大奖,葛优拿了影帝。不像前一年的《霸王别姬》,陈凯歌带着演员感受电影人的至高荣光,张艺谋只能在录像带上看到颁奖典礼。

< 巩俐与葛优在戛纳 >

电影节专门为张艺谋设了一张椅子,空空的座位上写着:导演张艺谋。

也许早两年或晚两年,张艺谋都不会陷入这份尴尬。偏偏那年,他的后辈们把中国电影规则搅了个天翻地覆,弄得局势紧张异常。

对抗

1985年,张元、王小帅、娄烨、路学长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娄烨、王小帅进了导演系,住上下铺,张元则去了摄影系。

这几人毕业那会儿,霹雳舞少年贾樟柯刚刚高考落榜,离开故乡小镇去太原补习美术,决定以艺术生的身份复读。可惜文化课太差,贾樟柯一考三年,直等到北影改制,他才以旁听生的身份进了校园。

1992年,贾樟柯考完专业课去美术馆看展,看到了介绍张元、王小帅的报纸,头一次听到了"第六代"的说法。他还不知道,日后自己也将成为其中一员。

< 张元 >

还在上学时,张元在电影学院门口拍作业,一个法国人(后来成了法新社社长)看到,停车下来和他用简单的中文聊了两句,又看他拍了一会儿就走了。有天法国人突然打来电话,说团队里有个摄影师要回家照顾妻子,请张元帮忙拍摄。

张元有了机会,给法国、瑞士、德国电视台拍了一些短纪录片。等手里有了些钱,就在西单买了两间小破房。毕业后,张元被分配去八一电影制片厂,但仗着有钱,他一天班也没上。

毕业前后,张元和王小帅共同策划,筹拍第一部个人长片《妈妈》。电影讲了一位单身妈妈照顾残障儿子(黄海波饰演)的残酷故事。那会儿电影厂标没弄到,剧本也没过审查,几人向一家私营企业找了20多万,就把电影拍了。故事灰暗,无人问津,张元决定把片子送出去。

刚好王家卫在北京,帮了张元一把,他把电影拷贝塞进行李箱,"走私"去了法国南特电影节。

没想到,电影在国际上大受欢迎,那份拷贝跑了一百多个电影节,都被放烂了。

《妈妈》是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张元的野路子给第六代开了先河,后来第六代的主力们纷纷走上自筹资金拍片的道路。

不像张元那么有资本,王小帅毕业后服从分配,进了福建电影制片厂。等了许久,一直没有拍片机会。1992年初,北京资料馆的人到厂里开座谈会,点名问王小帅怎么还不拍戏。厂长说每年只有一个指标,大学生要锻练五年。王小帅听了直接离席,会还没开完,他已经出了厂门。

张元的第一炮打响之后,王小帅回了北京,想看看自己能不能也"玩点野的"。

那会儿王小帅见到熟人就问有没有"款姐",他认为自己综合素质过硬,不但能搞定款姐,还能套出钱来。可惜款姐没找到,只碰见了学美术的穷苦老同学刘小东。

大家一商量,拍电影哪有那么费劲,演员现成的,故事也不用编,让刘小东演自己的苦逼生活就行。

< 青年王小帅 >

几个人凑了点钱,电影就开机了,娄烨客串男二。王小帅冒充学生去柯达拉赞助,又向北影厂借废机器。5个月后,电影杀青,只花了20万。

这部电影叫《冬春的日子》,在国际电影节上获了大奖。

与商业片不同,艺术片走的是另一条路,只要在重量级的电影节上得奖,片子几乎都能获得奖金与不错的版权收入。

凭借《妈妈》,张元获得法国政府提供的10万美金奖金,相比投入的20万人民币,回报已经翻了几倍。

二十几岁名利双收,第六代的先行者品尝到了自由的美妙滋味。

《妈妈》之后,经王家卫的摄影师引荐,崔健找到张元,要拍《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的MV。拍着拍着,张元有了一部电影的构思。

故事围绕崔健展开,俞飞鸿演片子里的女人,男人由崔健、臧天朔、窦唯、唐大年、刘小东饰演。张元用奖金和崔健联合投资,又拍了一部独立电影。

< 张元与崔健 >

片子叫《北京杂种》,里面的人全说脏话。开机的一瞬间,张元想到,这个片子不可能过审了。他早早放弃努力,再次私送影片,走上了国际电影节展播之路。

1993年9月,东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代表团带着影片《幻影》《找乐》与张元私自送展的《北京杂种》狭路相逢。

代表团要求组委会拒收张元等人的影片,否则就退出电影节。组委会站在张元一边,代表团愤然离场。

几个月后,荷兰鹿特丹电影节重演了这一幕,而且动静更大。热情过度的国外友人不但以"中国电影专题"的名义展播了第六代导演的电影,还召开了"为第六代争取在中国拍片权利"的新闻发布会。

事情闹大了。

1994年3月12日,有关方面对私送影片参加鹿特丹电影节的导演作出处罚,发出《关于不得支持、协助张元等人拍摄影视片及后期加工的通知》。

其中包括张元、王小帅、何建军、吴文光、时间、田壮壮(第五代导演)和宁岱(张元妻子)七个人,媒体称之为"七君子事件"。日后的"龙标困难户"娄烨因为没能凑够电影启动资金,完美避开了这次处罚。

此时《活着》刚刚被禁,而戛纳电影节就在5月。张艺谋不想成为"君子"中的一员,建议投资方不要拿《活着》送国际参奖。不像与第四代之间的亲密,第五代与第六代的第一次遭遇就有些不大愉快。

第六代的先行者们批量遭禁,而年轻的贾樟柯还在上学。谁也没想到,这次遭遇余波未停,贾樟柯终究没能逃过受害者的命运。

地下  

年轻的张元、王小帅早早进入地下,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拍电影的进程。

拍完《北京杂种》,崔健给张元介绍了一个叫李委的年轻人。那会儿张元找了王小波,正在准备《东宫西宫》的剧本。有一天,李委带着他的兄弟找到张元,第一句话就说:"你呀,不拍我们家,你就是太傻了,我们家是我们那个院子里最牛的。"

李委的爷爷喝酒自杀,父亲是最早一拨儿去保加利亚演出的舞蹈演员,后来进了精神病院,但他根本没病,只是喜欢喝酒。一个艺术之家,混到最后两个儿子也没有工作,也在喝酒,还把自己父亲的脑门都打开瓢了。

张元听了故事有些激动,下午就开车带着兄弟俩到回龙观精神病医院。在精神病院走廊的尽头,李委的父亲蹦蹦跳跳地跑出来。

那一瞬间,张元知道李委所言非虚,这个电影得拍。张元决定请这一家人自己演自己,到精神病医院要了一张假条,把李委的父亲接了出去。

< 李委一家 >

这部影片名为《儿子》,获得荷兰鹿特丹电影节金虎奖和国际影评人大奖,金虎奖的评语是:一部真实而残酷的极具震撼力的纪实剧情片。

之后,张元与王小波合作,拍了同性恋题材的《东宫西宫》。这部电影和《儿子》成为张元个人最有力量的两部影片。

张元说:"像《妈妈》《广场》《儿子》,我觉得是我在做一个艺术品,我始终和一些艺术家在一起,和中国电影界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这个作品对我来说,没想到要给谁看,一点也不考虑什么明星,用什么构架,以及一些商业的要求。所以,我无所求,当时就无所惧。"

在这期间,其他第六代导演也没闲着,王小帅拍了《极度寒冷》,何建军拍了《邮差》。与张元一样,他们都将关注放在了边缘人群身上,影片真实残酷,带着原始的力量。

接连拍了好几部电影,一部也没能公映。第一个冲破体制的张元,此刻感受到了孤独。

张元去找有关领导解决问题,领导不见他,张元不罢休,坚持要求见面。等到两边终于坐下谈话,气氛却异常和谐,领导还夸他是个很不错的导演。1997年年底,上面下了文件——《关于恢复张元同志导演资格的决定》。

< 拍完《过年回家》李冰冰开始走红 >

张元终于解禁,成为当时盛事一件,中外媒体采访了好几轮。解禁后,张元找李冰冰主演,拍了《过年回家》,接着又拍了《我爱你》和《绿茶》。可惜电影票房一片惨淡,在张元的故乡南京出现了"零票房"的尴尬局面。

张元感慨说:"艺术和市场是对立的。"

其实不说市场,单就影片的批判力度与艺术价值来讲,解禁后的几部影片明显比不过早期作品。

也许第六代导演还没意识到,审查制度并不是艺术电影最大的敌人。

解禁、被禁

"七君子"被禁那年,好莱坞影片首次进入中国院线,参与票房分账。国产影片几乎在一瞬间便败下阵来,每年不到10部的进口大片迅速占了国内电影收入的一半。

1991年,国产电影票房还有23亿元,之后一路滑坡,到了2001年只剩8.7亿元,故事片数量也是一年少过一年,从1994年的148部跌到1997年的88部。

此时的张艺谋、陈凯歌还未转向商业大片,中国电影产业一片迷茫。

北京电影制片厂启动"1998——1999青年电影工程",新任厂长韩三平启用了一批年轻导演,试图拯救低迷的电影市场。

王小帅也在其中,他拍了《梦幻田园》,领导看完说"艺术上和未来商业上都很严峻"。

< "艺术与商业都很严峻"的《梦幻田园》 >

在学术界,他们也遭到了批评:"满足了领导的意愿却失去了自己的个性。""是不是身份的改变,也一起改掉了这些青年导演身上的锐气和深度?"

第六代导演陷入了与张元相似的境地,审查没能抹掉的艺术水准却在商业语境中丢了个干净。

眼看着第六代在商业与艺术上同时失意,曾经的霹雳舞少年贾樟柯站了出来。

< 贾樟柯 >

原本贾樟柯是走文学路线的,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导演。

在复读考学的日子里,贾樟柯写过一篇文章,亲自登门给了陕西作家田东照。贾樟柯递完文章就跑了,走到路上才想起来没留联系方式。

田东照觉得年轻人有天赋,能吃文字这碗饭,辗转托了好几个朋友,好不容易找到贾樟柯,带他进入作协的读书改稿班。

在改稿班里,贾樟柯时不时能见到文学界大拿,在老师的指引下进步飞速。田东照先生意外有了一名得意门生,很是欣慰。

眼看要走向作家的道路,机缘巧合,贾樟柯在太原电影院看到了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一下被电影的表达方式震住了,立志成为一名电影导演。

贾樟柯犹豫再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田东照。老师愣住了,问他是不是文学不如电影热闹,是不是受不了清苦的生活。理想为大,顶着恩师的失望,贾樟柯还是决定改考北京电影学院。

进入大学,贾樟柯却有些懈怠,他雷打不动,每周六去学校边的迪厅跳霹雳舞,过上了黑白颠倒的生活。

1994年,世界电影巅峰年,佳作井喷。贾樟柯重新被理想击中,他像戒毒瘾一样戒了霹雳舞,成立"青年实验电影小组",开始拍电影。那年冬天,读大二的贾樟柯拍了短片《小山回家》,片子在香港获奖,贾樟柯因此认识了一个投资人。

毕业前,贾樟柯回了一趟老家,见了老同学。有个同学做了看守,跟贾樟柯说班上另一个同学做小偷被抓了,每天隔着铁栏杆找他说话,探讨人生哲学。

那个人物留在贾樟柯脑子里,他开始写剧本。期间靠写专栏和去北京电视台演猴子养活自己。

剧本完成,贾樟柯联系香港的投资人,找了30万启动资金。开机21天《小武》就完成了。 片子没有送审,直接送去了国外。

< 《小武》剧照 >

1998年,《小武》拿了8项国际电影大奖。法国《电影手册》称贾樟柯为"亚洲电影希望之光"。

第二年,《小武》版权在西方国家大卖,贾樟柯的银行卡里有了500万。那时他29岁,刚从北影毕业。

恰在春风得意之时,贾樟柯遭遇了第六代共同的命运。

1999年1月,贾樟柯被领导喊去谈话。来到门口,他刚好看见七八人一起涌出,某第五代电影大师正与其中一位领导称兄道弟。

领导送走大师,招呼贾樟柯进屋,说自己出去一会儿,请他随意。

贾樟柯在屋里坐下,看到桌上有份文件,是台湾《大成报》关于《小武》的报道。正文旁边,有人手写几行小报告:"请局领导关注此事,不能让这样的电影影响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

报告的署名是XX,正是刚才那位第五代电影大师的文学策划。

领导走进屋里,拿出文件宣布:从今天起,停止贾樟柯拍摄影视剧的权力。领导把举报信拿起来墩了墩,说:"我们也不想处理你,可是你的同行、你的前辈,人家告你啊!"

曾经感受过制度之苦的人终于成为了制度的维护者。

这篇文章中,这样的故事将再次上演。

交锋

《梦幻田园》不理想,王小帅再次转战地下。2001年,他带着高圆圆主演的《十七岁的单车》去了柏林,捧回评审团大奖。影片没过审查私自参展,王小帅被禁了三年。

< 《十七岁的单车》剧照 >

得益于前辈帮助与同代导演的努力,在被禁的道路上,贾樟柯终于和第六代保持了同步。

与以往一样,被禁并没有影响导演拍片的进程。进入地下的贾樟柯拿到北野武工作室投资,拍了《站台》,入围威尼斯电影节。2002年,《任逍遥》入围戛纳电影节。

有次贾樟柯在北京小西天的一家盗版DVD店闲逛,店里新货不多,没有顾客。贾樟柯准备走时,老板拉住他问:有一个"贾科长"的《站台》你要吗?

贾樟柯在国际上已有盛名,回到国内,电影却只能在地下盗版店流传,导演名字也被人念错。

同行不同命,2002年,《英雄》拿下全国四分之一票房,中国电影进入大片时代。张艺谋成为最受瞩目的导演。

贾樟柯说:"他们感受过权威,在影片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权力是有向往的,对权力是屈从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拍过《秋菊打官司》的导演,在《英雄》里反过来却会为权力辩护。"

此时的贾樟柯、王小帅处于被禁状态,两代导演不在一个战场,真正的战争还未打响。

随着中国加入WTO,进口大片的配额将进一步开放,增加到每年50部。考虑到以往10部的配额已然让中国电影难以喘息,有关部门必须采取行动了。

广电部门找到王小帅,让他给导演朋友们打电话,约大家一起到北京电影学院聊聊。

< 娄烨 >

见面前,王小帅、娄烨、何建军等导演聚在贾樟柯的工作室,聊到深夜,众人起草了一份倡议书,希望以往被禁的影片可以通过整改解禁,建议以电影的分级制度来取代电影的审查制度。

倡议书的最后一条写着:我们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物质的发达同样重要。

2003年11月13日,贾樟柯和王小帅、娄烨、何建军等大部分第六代导演一起进了北京电影学院。

导演们念了倡议书,领导们宣布既往不咎,以往恩怨"一笔勾销"。

从这里开始,第六代导演与他们的艺术电影将直面残酷的商业规则。

一位领导说:"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

意思很简单:你有权力拍,别人可没义务看。

2004年1月8日,贾樟柯恢复导演身份。4月,电影《世界》的新片发布会上,贾樟柯说:我拍了八年电影,这是第一次在国内公映…… 话没说完,贾樟柯哭了起来。

类似的,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解禁,更名为《自行车》,成为首部被解禁的影片。随后,《青红》入围戛纳电影节,拍了12年电影的王小帅第一次获得公映许可。

接下来的几年,除去娄烨因《颐和园》被禁五年,其他第六代导演都浮出了水面。

两代导演即将正面交锋。

2005年,贾樟柯和刘小东开赴三峡,一人拍片一人画画,为水位上涨前的三峡留下图像。

< 刘小东画作《三峡新移民》 >

当地的人生活条件很差,但生活很主动,挣一块钱高兴,挣两块也高兴。

从三峡回来,剧组很多人都不像原来那样喜欢北京了,觉得大城市是虚妄之地。以前去酒吧玩挺开心,现在都觉得没意思,那种物质支撑幸福的信心动摇了。

片子制作完成,名为《三峡好人》。进入发行运作环节时,贾樟柯偏要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同一天上映,制片人死活拦不住,说:"贾樟柯,你简直是在用国内的市场票房殉情。"

2006年12月14日,两部影片同日上映。贾樟柯说: 我就想看看,在这样一个崇拜"黄金"的时代,有谁还关心"好人"?

两天后,《三峡好人》在长沙影院票房950元,王府井影院500多,最终票房30万。而《黄金甲》的总票房接近3个亿。

新仇旧怨攒到一起,贾樟柯说:"我们希望让观众多看到反映现实生活的电影,而不是那些穿金戴银、飞来飞去的人。中国这种高投入、高产出的大片运作模式,已经逐渐丧失了中国人的想象力,这种流失思考的做法非常可悲。当下中国电影充斥着娱乐气味,金钱崇拜。投资非常大的影片,其思想水准非常落后,还停留在权力崇拜的层面。"

 < 《满城尽带黄金甲》剧照 >

张艺谋的制片张伟平回应:"我都懒得搭理他(贾樟柯),他那个片子不就是拿一金狮吗,我们又不是没拿过,都是我们拿剩下的。我要他把嘴闭上,少他X说话,有本事,就让观众都来看他的电影。"

贾樟柯请他保持文明,张伟平说:"我们懒得装斯文去搭理一个已装不下去斯文的人。再重复一遍艺谋的话:他的失败不是因为我们的存在。"

同为第六代,王小帅的票房比贾樟柯还要惨淡,面对媒体的盘问,他选择直接炮轰。

2009年6月14日下午,王小帅与陆川、宁浩、魏德圣参加"中国制造——中国电影市场需要怎样的电影"论坛。王小帅不乐意和其他三位导演归为一类,说:"他们仨票房都过亿了,但是作为导演,他们仨都失败了。""我扛着,人有一口气,就要有尊严。"

后来上凤凰卫视,王小帅和主持人何东聊起大导演电影商业化。王小帅说:"我对物质要求不高,别人拍电影拍出十几个宅子我不羡慕,我就想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说起商业片,王小帅说:"我真干不了那事儿,我没这本事。"接着又歪着头说了一句:"小刚艺谋真辛苦他们了。"

有一次记者问起他的电影票房,王小帅急了,说:"你们已经失去张艺谋了,还想再失去一个王小帅?"

转变

2010年,王小帅投资最大的影片《日照重庆》制作完成,主演是范冰冰。影片入围当届戛纳,片方大批人马去了法国,为宣发造势。

< 《日照重庆》海报 >

虽说成功进军国际电影节,但除去海外版权,影片的国内票房过5千万元才能收回投资成本。

在戛纳电影节即将揭晓之时,王小帅遭到了投资人韩小汐的炮轰。

韩小汐是王小帅的学长,说:"第一版样本剪出来后,有点傻眼了,我看了十分钟就出来了,居然楞能给整成一纪录片,就看见不停走路了,哪有什么商业元素。作为投资人,在我这,电影首先是我的产品,然后才是他的作品。"

王小帅没能扭转自己的习惯,把枪战片拍成了文艺片。最终电影票房几百万草草收场。

电影分三类,大情节,小情节,反情节。三种情节观众数量递减。院线大片必然是大情节,合家欢或是超级英雄。反情节电影全世界能看的人也没多少,只有小成本操作才能保证资金回收。

2010年,陆川拿七千万拍了一部反情节电影《王的盛宴》。观众骂声一片,投资方血本无归。

在被审查隔离的日子里,第六代只考虑国际拿奖就行,解禁了却又想要口碑又想要票房,最后反倒两样都没拿到。

陆川也许是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他抛开文艺导演的身份,用纯商业手段导演了IP电影《鬼吹灯之九层妖塔》,这部片子豆瓣评分4.6分,但票房却将近7亿。

结局

2016年,王小帅与妻子刘璇成立了冬春影业。

公司成立时王小帅接受采访,说:"年轻人想拍电影的心当然很自然,热情也很自然,但真正毁了他们是成年人,他们老了,拿着资本想赶快创造奇迹,拔苗助长的是他们。"

很快,冬春影业遇到了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胡波。

< 胡波与王小帅 >

初中毕业,胡波进了当地最糟糕的高中。第一晚卧谈,舍友们聊的是第一次嫖娼经验。

与贾樟柯相似,高考复读三年,2010年,22岁的胡波终于进了北影导演系。

胡波是把理想放在生存之前的人,毕业后他拒绝了拍商业片的机会,在家待业写作两年。女朋友受不了跑了。

FIRST影展上,胡波遇到了王小帅的妻子刘璇。王小帅和刘璇看过剧本,选中了这个年轻人,决定投资60万。

胡波很兴奋,说:"王小帅也是拍文艺片出来的,被赏识了,我操,我太高兴了,给我钱,拿自己的作品拍!"

那时,胡波得知一个好友在做网络大电影,他说:"小帅老师拍这么多年电影,都没碰商业片,你可好,这一毕业就弄网大。"

2016年8月,胡波开始筹备《大象席地而坐》,王小帅监制,刘璇制片。

开机25天,《大象席地而坐》杀青,预算卡得很准。拍摄期间胡波拥有全部自主权,王小帅的意见完全没有被采纳。

进入后期剪辑,因为多是长镜头,胡波很快便剪出一个230分钟的版本。但是影片时长过久,在院线拿不到排片。在王小帅要求下,胡波又剪辑了一个两个多小时的版本。

< 电影《大象席地而坐》剧照 >

王小帅要求选择短版,但是胡波坚持要选用长版,多次争吵之后,骂战上升为人身攻击。

冬春影业寄出律师函要解除导演合约。如果胡波不能花300万(其中监制费200万)买回作品,将被收回署名的权利。这时胡波道歉,但事情已然无法挽回。

胡波买了绳子,在楼道自缢。

与市场斗争多年,王小帅自然知道商业的运行规则,他只是按照角色做了分内之事。谁都没有错,但悲剧发生,一位青年死去了。

按照胡波的遗愿,冬春影业将230分钟的版本送去参奖。胡波去世400天,《大象席地而坐》获得金马最佳剧情长片。

胡波的妈妈去了台湾,颁奖时,她身前是导演与明星,身后是儿子的遗照。

她说:"我是胡波的妈妈,代表胡波谢谢评委,谢谢观众,谢谢大家。"说到这里,她捂嘴哭起来,再也说不下去。

其实冬春影业得名于王小帅的第一部电影——《冬春的日子》。

1992年,贾樟柯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王小帅的报道,里面有一段描写让他至今难忘:王小帅为了拍《冬春的日子》,扒着拉煤火车的火车,去出产地保定买便宜的乐凯胶卷。

贾樟柯在书里写:我常想象,今天已经发福的王小帅,那时候一定青春年少,身手矫健。河北大地繁忙交错,呼啸而过的无数列车上,原来还搭乘过一个青年的电影梦。

 部分参考资料:

[1] 王斌 ,《活着·张艺谋》,人民文学出版社
[2]《收获》2010年03期 "一个人的电影"专栏   作者:张元 邱华栋 
[3] 若娱,《从文艺到油腻,暧昧的王小帅需要什么样的营销?》
[4] 贾樟柯,《贾想:贾樟柯电影手记(1996——2016)》,北京大学出版社
[5] 艾青,《创作方与市场方的对话和碰撞——"中国制造·中国电影市场需要怎样的电影论坛"综述》,《电影新作》(2009) 
[6] 影徒,《倾诉者王小帅:除了导电影,什么都做不了》
[7] 彭骥,《<日照重庆>戛纳内讧,投资人炮轰王小帅 》,解放网-新闻晨报 
[8] 陈楚汉、莫南,《胡波:缺席的人》,谷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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