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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宏观调控并行不悖

经济学上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必要的需求侧宏观调控。

现在增长动力不足,各种增长要素存在很多缺陷,包括劳动参与率下降、储蓄下降,等等。储蓄下降不是投资不足的主要因素,多年来我们保持百分之四五十的储蓄率,存了这么多钱,如果想投资的话,还是有钱可投的,关键是投资意愿下降。最重要的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以及各种体制缺陷,这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健全市场化制度,发展民营经济,增加民营经济投资意愿,确实应该在这些方面多做事情。一方面,这些事情都很迫切,大家很着急;但另一方面,这些都是长期才能见效。这方面事情要天天讲、年年讲,经济高涨的时候要改革,经济下行的时候也得改革,随时随地要做。但是,有些事情可能一时半会做不成,一时半会见不了成效,这种情况下,面对紧迫的事情,比如今年就要稳增长、稳就业,你怎么办?就得采取一些短期内就能见效的措施。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长期和短期的关系问题。

经济学的空间,是有一个时间维度的。每一个经济变量,也是有时间特征的。我们提出要一个经济变量发生变化,你就要想一想它的时间特征,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特别是政策变量,我们要调整它们以便在一定时间内(比如说 " 当前 "," 今年 ")达到我们的一定的目标,这是你就要想一想它会在多长时间才能见效,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要区分哪些属于长期问题,哪些属于长期性措施,哪些属于短期变量,可以作为政策变量在较短的时期内起作用的变量。你说 " 以改革促稳定 ",而那些改革 8 年、10 年还没做成,你就无法用它当作今年就要见效的 " 稳增长 " 措施。这些改革当然重要,现在就要抓紧做,只争朝夕,因为你要不抓紧,拖的时间会更长,但这并不说明你即使现在就开始做了,它能马上见效。

在供给侧,凡是形成增长能力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长期问题,比如改革体制,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发展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等等,都是需要长期坚持地做才能见效的。特别是体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多项改革内容,这些年落实了多少?体制改革也有其难处,难就难在需要长期坚持。

这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长期改革在短期内不见成效,动力发挥不出来,短期内要不要采取一些措施稳定增长?之所以提出 " 六稳 ",我认为就是在长期性、结构性改革推不动的情况下,还得把增长稳住,不能让它跌得太厉害,因此需要采取一些短期措施。

而短期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需求侧管理,包括财政支出、货币供应、利率、税率等等,这些 " 政策变量 " 当时就能调整,就能对经济运行带来一些变化。而且,有时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迟迟不能见效,导致投资动力不足,需求不足,就需要在需求侧采取一些措施,逆向调节,保持总供求的平衡,稳定经济的增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宏观调整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要随时随地、时时刻刻地推进改革;另一方面,当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要理直气壮地在供给侧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措施。市场经济国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包括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后执行多年的宽松政策,负利率就实行了这么多年,有的还没有完全退出,就为了稳住经济。它们在进行宏观调节的时候毫不含糊,一个接一个地采取各种措施。因此,不能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迟迟不见效,也不去在需求侧进行必要调整,这两方面都是需要的。当讨论改革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增长,很多改革就更加难以顺利推进。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有些人不改革的借口可能更强烈一点。而且只有使得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才能实现长期的发展。

当然,需求侧的调整要有限度,要有力度上的把握,这是毫无异议的,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力度或者均衡的问题。由于需求侧宏观调控前些年出了一些问题,所以现在一说需求侧调整,有人就担心会不会 " 大水漫灌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上一次搞刺激政策,大家都记得有一个 " 四万亿 "。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四万亿说的是两年的支出,而且把两年当中一般的政府转移支付都放进去,凑了这么个数,以便提振信心。但是其中真正的刺激政策也就是靠借债支持的也就是两三千亿。为什么出现大水漫灌?其实不是因为这四万亿,而是因为增长了六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应该吸取的教训是,地方政府的职责是地方发展和建设,不承担宏观调控的职责;中央政府要承担起宏观调控的责任,包括防通货膨胀、防债务率过高等,在热的时候压,在冷的时候托,双向调节和逆向调节。中央政府在调控中要把握力度,把地方债务关进制度笼子里,让它起到该起的作用。2009-2010 期间出现的真正的问题,不是因为搞了宏观调控,而是出现了 " 失控 ",即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失控,导致了 " 大水漫灌 "。我们现在修改《预算法》,加强了问题调控,加强了中央对地方融资行为的管理,这时加大一些政府支出支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应该能够做到 " 有序调控 "。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运用宏观调控政策不遗余力。美国运用逆周期调节,从大萧条结束到 2008 年以前的 70 年左右的时间里,没有发生大的危机和经济波动。1980 年代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不惜大幅度提高利率。2008 年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美国运用一切宽松宏观经济政策托住经济;欧洲则长期实行负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至今还没有退出。日本 90 年代初泡沫破裂后,二十年了,一方面说是要进行 " 结构性改革 "(所谓的 " 第三枝箭 "),另一方面,政府债务与 GDP 的比例到了 250%,还在实行 " 超宽松 " 货币政策,毫不收敛,维持着经济不再下跌。这些政策本身当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 " 后遗症 ",但其积极作用,也是可以计量的。在我们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的当下,这种积极作用更是不容忽视。

(作者系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全文发表于蔡昉主编 " 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丛书 "《中国经济如何行稳致远》,中信出版社,2019)

以上内容由"21世纪经济报道"上传发布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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