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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博士”的零废弃生活:手机没装任何购物 APP

新京报 09-20

毛达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美国的 " 零废弃达人 " 贝亚 · 约翰逊将一年内生产的垃圾积攒起来,仅仅装满一只很小的玻璃罐,这就是他倡导的生活。

文 3045 字,阅读约需 6 分钟

▲ 2011 年毛达去河北文安县考察废塑料回收处理的环境问题。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记者 郑丹 邓鹏卓 编辑 赵吉

" 垃圾博士 ",是 42 岁的毛达给自己起的绰号。

早晨 7:40,毛达和儿子一起出门,儿子拎一个绿色的小桶,盛着鸡蛋壳、苹果皮、西蓝花叶;毛达背一个老旧的蓝灰色背包,里面是他每天随身携带的 " 五宝 ":水杯、餐具、手帕、环保袋和打包袋,它们的使用时间分别是 10 年、1 年、2 年、半年和 1 年。

父子俩穿过一个路口,拐到学校所在的街道,向前不到 100 米处止步在厨余收集车边,毛达倒掉厨余,再和师傅寒暄几句,父子俩各自去忙。自从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今年 4 月开始实施定时定点收集厨余垃圾后,倒厨余成为父子俩之间具有仪式感的环节。

" 零废弃 "(Zero waste)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还是一个新词,它是指对生活各方面资源进行 3R 合理管理:源头减量(Reduce)、重复利用(Reuse)及回收循环(Recycle),使最终送去填埋和焚烧的垃圾减到最少,无限趋于零,避免资源变成垃圾。

作为零废弃联盟的创始人,毛达关心环境问题,并一直践行着这样的生活。他的微博头像已经用了 10 余年,是一张他手举着西蓝花模仿自由女神的图,他问记者:" 你不觉得它像绿色的火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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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废弃 " 是一种理想状态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开始践行 " 零废弃 " 理念的?

毛达:2004 年,我从澳大利亚留学回来,加入了国内公益组织 " 北京地球村 ",那时候就开始跟环保人士对垃圾产出 " 减量 ",不过那时候,也不知道 " 零废弃 ",只知道这样环保。到 2009 年左右,这个词儿才被大众熟知,所以没有具体的时间。

新京报:日常生活中,你有哪些 " 零废弃 " 的习惯?

毛达:坚持最基本的一些事,最简单就是平时包里准备能帮助避免一次性物品消费的东西,比如水杯、筷子、环保袋、手帕、拖鞋等;尽可能少使用包装袋,如果航班在中午,就选择在机场用餐,拒绝飞机上提供的餐食;不必要的情况下不会打印纸张;家里也尽量买没有漂白的卫生纸,用丝瓜藤刷碗,用茶籽粉代替洗洁精。

另外,我手机上也没有任何购物 APP,我宁愿多花几块钱去书店买书,也不想网上买书浪费快递盒。

新京报:你 " 零废弃 " 的理念会跟家里产生分歧吗?

毛达:会,我之前会在家里堆肥,就是把厨余堆放处理成有机肥料。我家人对堆肥的气味也很敏感,还因此发生过争执,我在顺义住的时候,家里有两个堆肥桶可以交替使用,四年之后搬到城里来就不再堆了。家里地方小,一有味道,家人就会有意见。

我的原则是少买衣服,只要不坏就不扔,但妻子看不惯我一年只穿那么几件衣服。记得我有一件衣服是 2009 年买的,去年妻子让我扔了,我不愿意,但相比之下家庭更重要, 最后还是放进回收箱了。

新京报:" 零废弃 " 和日常生活难免会有冲突,你怎么处理?

毛达:有一点很重要," 零废弃 " 不等于不生产垃圾,只是尽量少生产垃圾,同时产生后能实现闭合循环。我也是普通人,也会有欲望,比如有时候特别想喝可乐,就会去买。但我会尽量买玻璃瓶,因为玻璃可以循环利用。我们说的 " 零废弃 ",是做到在能力范围之内不会让自己有愧疚感。

▲毛达参加东方卫视的节目。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国内外的一些 " 零废弃 " 达人,示范过接近极致的零废弃,那是你的理想效果吗?

毛达:这是一种理想状态,我觉得挺好玩的,它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个挑战。如果我的家庭能跟我意识形态一致,我也一定可以做得到。

最著名的 " 零废弃 " 达人一年只生产 1 罐垃圾,中国也有 " 零废弃 " 达人开无包装的网红店,他们做得很好,这个社会总要有一些先锋,他们能够证明 " 零废弃 " 的生活下,大家照样可以活得很好。

新京报:作为 " 零废弃联盟 " 的创始人,你会主动跟别人宣讲 " 零废弃 " 理念吗?

毛达:很少讲,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不可能天天绷着这件事情。如果对方对此感兴趣我才会讲。不过也有一种情况,比如有的人知道一次性筷子不好,但是他在一桌人里会觉得自己不使用不好意思,这个时候我若拿出自带筷子,可能会让一些有环保意识的朋友下次做出改变。

学习更扎实的东西

新京报:你本科就读航空专业,为什么后来加入环保领域?

毛达:我对社会公共事务比较关心,想出国留学换个专业。选专业前,我看了莱斯特 · 布朗的《生态经济》,对环境问题有了一些认识,觉得环境是一个前沿领域,所以走上了学环境的路。

留学期间,我在绿色和平组织做志愿者,那时开始意识到 NGO 也是一个行业,2004 年回国后,就加入了公益组织 " 北京地球村 "。

新京报:当时面对国内垃圾处理的大环境,公益组织做些什么?

毛达:我刚到 " 北京地球村 " 的那一年,国内的环境并不好,也是污染的一个高峰,各种问题都有。我们的工作以宣传为主,比如每个月到社区给公众讲垃圾分类、汞的危害,以及含汞物品怎么使用和处置等。

但只做宣传影响力有限,不光看不到居民们实质性的改变,我们也无法给予于真正需要的人实际的帮助。比如有人来找我们维权,我们却束手无策,于是我便想回学校读博,学习一些更深入、更扎实的东西。

新京报:博士期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毛达:博士期间,我的导师从北京市社科联拿到一个调研项目,我和另外一个原来北京地球村的日本同事就一起搞这个调研,去了很多地方,基本走遍了北京的垃圾处理设施,最后写成了一个《北京市有害垃圾管理研究报告》。那次调研让我对现实污染程度、垃圾末端处理流程有了一次系统的了解,最大的收获是对现实有了最直观的认识,污染太严重了,我刚到填埋场就受不了。

▲毛达在做废旧电池研究。受访者供图

只要去做,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新京报:你们对 " 零废弃 " 的定义是什么?

毛达:我们对 " 零废弃 " 的定义并不是不生产垃圾,而是趋向于零生产垃圾," 零废弃 " 也不只是谈个人,而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垃圾管理。

▲毛达代表零废弃联盟参加活动。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你们的成员来自哪里?

毛达:当时参会的有十多个人,除了公益组织成员还有政府官员,包括北京市市政市容委领导,尽管和环保组织在观点上有碰撞,但他很愿意与民间交流。其实两边的分歧很大,以他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和技术专家,坚持焚烧是解决垃圾问题最重要的手段,而我们环保人士则认为焚烧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到今天我们成员已经超过一百家了,最核心的成员就是八家公益机构。不同的机构有各自重点的领域,比如环友科技之前就做限塑令的调研工作,福建的绿家园重点是污染防治。

新京报:你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有落地实施的吗?

毛达:衡量垃圾分类的一个标准是资源回收利用率。住建部提出来的数据是 35%,但这是怎么计算的其实是不清楚的,包不包括焚烧和填埋呢?2017 年我们一直在追这个事情,我们的政策专员写意见,一直给发改委和住建部打电话,最后 2018 年出来的一个新的文件里面,就界定了回收利用率是不包括焚烧和填埋的。

2014 年出台垃圾焚烧新标准的时候,我们对汞的排放限制也提出了意见。当时发布的草案上写的是 0.05 毫克 / 立方米,二次草案变成 0.1 毫克 / 立方米了,我们马上就提意见,最终发布稿上是 0.05 毫克 / 立方米。

体制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提了不一定马上反映出来,但是只要去做,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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