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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弥足珍贵的互助同盟到代价深痛的全面对抗——关于冷战时代中苏关系演变路径与教训的再思考(九)

愚君看天下 | 从弥足珍贵的互助同盟到代价深痛的全面对抗——关于冷战时代中苏关系演变路径与教训的再思考(九)

九、以 "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 为指导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1985 年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苏方处理对华关系较前积极。在消除 " 三大障碍 " 方面,苏方的某些建设性立场和行动,受到中方欢迎。此后,双方在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的交往进一步扩大。1988 年夏,双方决定结束政府特使磋商,直接准备关系正常化,最终决定 1989 年举行两国高级会晤。

1989 年 5 月,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应邀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结束了双方 30 多年没有高层交往的局面,两党两国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邓小平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表示:两国领导人此次会见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重点放在开辟未来上。会见中,邓小平特别谈到了他对当年中苏论战的看法。他说:" 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对于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他指出,问题 " 不在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 "," 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邓小平预言并建议:中苏 " 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交往,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大的发展 ",双方要 " 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1989 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与邓小平进行会晤

中苏两国高峰会晤顺利结束后,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确认两国关系正常化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有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强调中苏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重申双方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双方在公报中表示,要以目前的中苏边界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公正、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的中苏边界问题。两国在联合公报中还表示,双方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方面交流情况与经验,并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是有益的。

双方在公报中确认,两国共产党将根据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进行接触和交往。国际社会注意到,公报中有关两党关系的表述完全采用了中方观点。" 中苏两国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应当摒弃任何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和在任何地方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的企图和行动 ",完全反映了中方立场和原则。由于双方在某些国际问题上仍有不同看法,公报表示 " 中苏两国认为有必要促进国际关系的根本健康化 "。与此同时,一方面载明:" 中方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另一方面也载明:" 苏方主张在国际关系中确立政治新思维 "。公报还特别强调:" 每方对目前国际关系的认识体现在上述各自的主张和构想中。"

这份联合公报不仅宣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实现了完全正常化,同时也在国际上树立了相互尊重、捐弃前嫌、求同存异、共创未来的良好范例。这一年,双方友好交往全面展开,包括党际交流和军队交往在内,副部级以上代表团互访达 100 多起,其中约四分之一为正部级团组。双方的边境贸易和地方贸易总成交额达 28 亿瑞郎,超过了两国政府间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1990 年 4 月,时隔 26 年后,中国总理又正式访苏。两国经贸额这一年达历史最好水平。

1991 年 5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应邀访苏。这是中苏关系正常化后双方的第二次高级会晤,也是 1957 年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访苏。双方对此高度重视,国际舆论亦格外关注。访问结束后,双方发表了第二份联合公报,一致表示" 双方珍惜已经取得的成果,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睦邻、互利合作关系。"公报同时还表示:" 各国都有权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这方面的差异不应妨碍各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和合作。" 这份公报之所以有这样一些特殊表述,是因为此时苏联改革已陷入困境,宪法规定的苏共领导地位已被取消,苏联内外政策开始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中苏双方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和主张。当年 8 月,苏联发生 "8 · 19 事件 ",苏联共产党被取缔,社会主义制度被否定,联盟国家加速瓦解。

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对待苏联发生的一切,如何处理新形势下的中苏关系,对依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构成严峻考验。中国通过外交渠道郑重表态:苏联发生的变化是苏联的内部事务。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中方相信,在中苏两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各项原则基础上,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将继续得到发展。

1991 年 12 月,中苏关系正常化两年半之后,中国的最大邻国、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彻底瓦解了。波澜起伏的中苏关系,从此成为历史。

(完)

责任编辑 / 张玲 顾心阳

图文编辑 / 张葛思涵

作者:于洪君,察哈尔学会首席研究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

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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