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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弥足珍贵的互助同盟到代价深痛的全面对抗——关于冷战时代中苏关系演变路径与教训的再思考(七)

愚君看天下 | 从弥足珍贵的互助同盟到代价深痛的全面对抗——关于冷战时代中苏关系演变路径与教训的再思考(七)

七、全面对抗将中苏关系引向军事冲突和准战时轨道

1966 年是中国以 " 反修防变 " 为目的开展 " 文化大革命 " 的初始之年,国家内外政策深受左的思想影响。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附近的街道,被更名为 " 反修路 "。" 反帝反修 " 成为中国开展 " 国际斗争 " 的两大任务和目标,中苏关系前景愈加暗淡。虽然苏共领导人在二十三大上宣布,苏方愿意 " 同中共领导一起重新研究现有分歧,以便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克服这种分歧的途径 ",但争吵和论战已导致相互仇视和对抗。1967 年 1 月 25 日,部分中国留苏学生在莫斯科红场向列宁和斯大林陵墓献花,高呼 " 打倒新沙皇 " 等口号,遭到驱赶和镇压,数十人受伤。中国对此作出强烈反应。10 月,苏方决定中国留学生全体休学,人文交流从此也彻底中断。

1968 年 8 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遏止了名为 " 布拉格之春 " 的改革运动。中方断定苏联已蜕变为 " 社会帝国主义 "" 社会沙文主义 " 和 " 霸权主义 ",联合东欧地区与苏联积怨甚深的阿尔巴尼亚,在国际上高举反修斗争大旗。1969 年,中苏两国军队发生多起边境冲突,双方的政治对抗发展到战争边缘。美国有报纸发出消息称,苏联欲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中方对此高度警觉,以政府声明方式作出了不惜一战的强硬表态。

此后,中国把苏联视为最大安全威胁," 时刻准备打仗 ",一度成为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1969 年甚至出台带有战争动员性质的 " 一号命令 "。苏方也不示弱,声称中方对苏怀有 " 领土要求 ",并且投入数千亿卢布,部署上百万大军,强化中苏、中蒙边境军事设施。

珍宝岛事件是中苏一系列边境冲突的典型

后来许多信息表明,对于中苏开战的危险性,苏方没有估计那么严重,也没有进行真正的战争动员。中国驻苏使馆外交官们也发现,苏联的情况和他们在国内的感受完全不同,根本看不出要和中国打仗的迹象。第一次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苏联领导人就通过政府专线要求与中国总理或外长通电话,后来苏联总理柯西金试图与毛泽东或周恩来通话,但都被 " 反修 " 意识极强的中方话务员拒绝。事后中方认为,双方通过外交渠道进行沟通为好。此时双方都有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意愿和准备。

9 月 11 日,已经不想再打专线电话的柯西金,主动提议访越回国时来北京会见中国总理周恩来,得到积极回应。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举行会晤。双方同意:长期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在此之前双方采取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在会谈中还决定恢复互派大使,恢复双边贸易。一周后,周恩来致信柯西金,敦促他来信确认上述决定和相关措施。10 月 20 日,第二次中苏两国副外长级边界谈判正式开始。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苏联代表团负责人时表示:" 我们应当谈判,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有耐心。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双方为缓和边境地区紧张局势作了共同努力,两国间一触即发的大战风险得以规避。当年 12 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一方面重申,苏联 " 同中国共产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和国际主义团结的方针是不可动摇的 ",另一方面又表示," 必须坚决揭露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反列宁主义观点和大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方针 "。

进入 70 年代后,中国已明显摆脱文革初期极左思潮干扰,对外关系纠偏有所成就。1970 年下半年,中苏互派大使,事实上的代办级外交关系恢复到大使级,但两国关系仍无法根本改善。苏方反复提出希望举行高级会晤,中方都 " 不作正面回应 ",两国边界谈判也完全停了下来。柯西金建议再度会晤周恩来,推动谈判,中方未予同意。

苏联为恢复国际共运团结,倡导召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中方拒绝参加,并斥之为分裂主义 " 黑会 "。苏联提出的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也受到中国强烈批评。虽然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苏联支持中国,在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战争问题上,中苏双方还维持着事务性合作,但对苏联总体外交政策,中方一直大张伐挞。两国的贸易往来和人文交流几乎为零。

此时,中国认定苏联是最富侵略性的超级大国和最具危险性的战争策源地,作出了联合美欧日本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决策。1972 年,尼克松应毛泽东邀请成功访华,美苏中大三角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世界上形成了 " 中美联手共同抗苏 " 的战略格局。

1972 年尼克松访华会晤毛泽东

1974 年,毛泽东提出以反对美苏争霸世界、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为核心内容的 " 三个世界 " 理论,但联合一切力量重点对付苏联的政策没有明显改变。当然,出于策略考虑和宣传需要,双方都曾多次表示,要争取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1975 年,中国总理周恩来表示," 我们同苏共领导的原则争论要长期进行下去。我们历来认为,这种争论不应妨碍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

责任编辑 / 张玲 顾心阳

图文编辑 / 张葛思涵

作者:于洪君,察哈尔学会首席研究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

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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