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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鹏:砝码国家何以自抬身价?——两极格局下同盟政治中的“科林斯难题”研究(中)

姜鹏:砝码国家何以自抬身价?——两极格局下同盟政治中的"科林斯难题"研究(中)

三、"科林斯难题"的案例验证

在两大集团争夺地区盟友的零和博弈中,砝码国家往往可以做出"两面下注"的姿态,以求得自抬身价的有利结果。这种"友谊拍卖"的结果就是迫使它中意的同盟一方开出远远高于其战略价值本身的报价。"科林斯难题"既是小国将自身区域问题转嫁为整个同盟难题的博弈过程,也是主导大国因过分关注局部战略手段而迷失整体战略目标的政治现象。

本文将分别选择在世界权力"技术核心区"、"生产核心区"和"资源核心区"出现的三种"安全互补型"同盟案例进行无差别验证。考察样本主要包含欧洲地区的意大利、奥匈帝国、冷战时期中东地区的埃及、约旦等国,以及中苏同盟和中美70-80年代"准同盟"。这其中既包含陷入"科林斯难题"的证实案例,也包含成功规避"科林斯难题"的证伪案例。为了确保验证的科学性,本文将不仅关注能够支持基本假说的证实案例,更关注那些证伪案例。只有看似并不符合本文假说的证伪案例仍与这一微观理论的内在逻辑并行不悖,才能够证明该理论的有效性。

(一)对证实案例的考察

案例验证1:19世纪70年代以前,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意大利地区一直是影响兼具"技术核心区"与"生产核心区"的欧洲权力天平的重要砝码。在当时的欧洲大国看来,鉴于意大利地处影响世界权力的"技术核心区"与"生产核心区"重合的区位优势,同时鉴于它既没有力量单独成为霸权,又拥有力量使大国间的平衡发生倾覆,欧洲主要强国都谋求通过对意大利让步来换取其合作或效忠。布莱恩·沙利文(Brian Sullivan)将意大利这类国家称为"欧洲地缘政治中的战略平衡砝"。

早在意大利实现统一前,它就习惯了在欧洲各国君主之间充当着待价而沽的大质量砝码角色。例如,皮德蒙特——这个在法国与意大利的奥地利领地之间的缓冲国——在意大利统一战争时期曾得到了拿破仑三世的鼓励。当1860年家富尔占领教皇国时,皮德蒙特走的远超拿破仑三世的预料。自1871年实现统一后,意大利更一度获得与"英、法、俄、普、奥"并称的列强身份。因此,从波旁王朝对哈布斯堡王朝,到拿破仑法国对反法同盟,再到同盟国对协约国,对意大利的控制或拉拢往往成为改变"欧洲两极体系时期"权势的关键锁钥。

一战前,意大利与德奥结成了典型的"利益互补型"同盟。在一战爆发后,意大利以"尚未准备充分"为理由——同时以放弃"中立"并加入协约国一方姿态为要挟——对三国同盟进行了趁火打劫式的"二次要价"。它并不关心未来欧洲体系由法国主导还是德国主导,它唯一关心的是意大利作为未来东南欧与亚得里亚海地区支配性大国地位。为此,它对"三国同盟"开出的最新参战报价是:取得蒂罗尔和伊斯特利亚以完成"民族统一"(这两个地区居民中意大利人均不占多数);获得亚得里亚海地区的主导地位;在近东及殖民事务中的强国地位得到承认。为了最大限度地从同盟内部榨取的让步,迪圣茱莉亚诺7月26日向萨兰德提议:"没有立即决定参战的必要……我们必须使国内外每个人都猜疑我们的态度和决定,以此方式力图得到最多的好处。"

这一自抬身价的战略对盟主德国立刻奏效了。为了让意大利盟友早日投入英德争夺霸权的战争,德国试图劝说奥匈拿出一部分在巴尔干地区所得的利益进行"补偿"。为此,德国前任首相冯·比洛亲自到罗马告诉意大利人:"只要快点参战,他们在弗朗西斯·约瑟夫——奥匈帝国皇帝——口袋里能找到什么,德国就给他什么。"

德国想让奥匈帝国吐出部分利益来拉拢意大利,以此求得"三国同盟"赢得欧洲体系霸权的良苦用心被只关心巴尔干区域利益的奥地利人当场泼了一盆冷水。关注在东南欧地区建立霸权的奥地利人对德国的"世界政策"与"欧陆霸权"并不买账。他们认为蒂罗尔——那里居住着30万日耳曼人——是奥匈这个多民族君主国里最坚强的支持者;而在亚得里亚海做出让步则等于把克罗地亚人推进了塞尔维亚的怀抱。正如奥匈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以尖刻的得意态度所言:"要么放弃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及德国在近东的地位,要么福祸与共同奥地利并肩前进。"从为了满足奥匈在巴尔干谋求支配性地位而一再开罪俄国后,德国的"世界政策"不断降格成为协助其弱小盟友追求地区霸权的工具。这注定了当德国踌躇满志地在争夺欧洲与世界霸权的战争中走向战场时,它的两个盟友一个为了局部利益而漫天要价,另一个则不肯为了自己局部的、可能得而复失的利益而服从于整体战略。而此时"三国同盟"的主导国既没有筹码引诱意大利参战,也不敢强迫奥匈对意大利妥协。它只能在两头讨好中坐视意大利的转换同盟。

当意大利人认识到在这种零和博弈中只有奥匈战败才能获得它期待的报酬时,便于1915年3月4日转向了协约国。把敌对同盟奥匈帝国的南欧利益信手转让给意大利,这种"慷他人之慨"的做法除了在俄国会产生些许微词以外,对英法来讲完全欢迎。虽然俄国方面抱怨说,让胃口如此之大的意大利参战只会增加议和时的困难——在战胜国之间可分的胜利成果实在是太少了。但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则坚决认为意大利人的参战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将成为打破两大同盟在欧洲战场僵局的转折点——"我们不能只为了给塞尔维亚弄一条长海岸线而拖延这么重大的事情。"鉴于当时的俄军主战场已转向德国,所以俄罗斯需要意大利人在东线帮忙分散奥匈的压力。因此,除了南达尔马提亚归塞尔维亚之外,意大利人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协约国的满足。作为回报,意大利答应协约国在一个月内"对它们所有敌国开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开始加速从欧洲体系的"狭小舞台"向世界体系的"宽广舞台"转变。美苏两个"侧翼大国"的出现宣告了过去以英、法、德等"中等强国"主导世界秩序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意大利这类欧洲天平的砝码很难再起到任何决定性作用。验证国家实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战争。而意大利给其它体系大国发出的最具身份欺骗性的信号就在于,只要战争看上去仍然是很遥远的事情,意大利人在外交话语上就永远充满着战斗热情。这使墨索里尼在走向真正战场前仍然保留了"欧洲地缘政治中的战略平衡砝"角色,虽然在一战时表现平平,但二战前它仍凭借自己造作的表演而成为英法与德国争相拉拢与绥靖的结盟对象。

在一战后的很长时间里——直到1940年意大利进攻法国以前——意大利长期被视为"欧洲四强"的一员。从《洛迦诺公约》英意两国承担德法保证人——这种典型的"威胁一致型"同盟使弱势一方的法国人无奈地称其为"简直是处在英意两个卫兵间的囚徒"——到1934年"陶尔斐斯被刺杀"后墨索里尼紧急派出四个师陈兵勃伦纳山口,并向奥地利政府发出急电,承诺意大利支持奥地利独立,从而迫使希特勒赶忙否认对奥地利的任何图谋,到"慕尼黑事件"中的四强决策,再到1938年德国入侵奥地利时的关键性表态,地处影响体系"技术核心区"与"生产核心区"高度重合的意大利确实被视为一个比苏联还重要的结盟对象。

意大利的战略目标既不是与英法结成对抗德国的反法西斯同盟——它本身就是一个法西斯国家——也不是帮助德国建立起世界霸权或者对抗更加遥远的苏联。意大利的战略目标是取得法国在环地中海地区——南欧与北非——的区域主导地位。不可否认,墨索里尼凭借自身的政治能力在战前把意大利对南欧、北非诉求的报价抬到了最高。为了赢得意大利的友谊,希特勒在意大利反复宣称,使他深感愤愤不平的是南提罗尔,而不是但泽或波兰走廊。当1936年墨索里尼介入南欧的西班牙内战后,德国也随即卷入了一道支持弗朗哥的内战中。

鉴于意大利的"重要结盟价值",英法也对意大利追求区域霸权的行为给与了默许和绥靖。1935年3月,英法意在斯特雷扎举行的反德扩军会议上,墨索里尼公开表示:"三国政策的目的,就是在国际联盟组织机构下,集体维护和平。三国一致同意,要采取各种可行的方法,反对危及欧洲和平的单方面违背和约的行为,并将为了达此目的,采取密切而真诚的联合行动。"墨索里尼在演说中着重强调"欧洲和平"几个字,他在说完"欧洲"一词后,又用引人注目的姿势停顿了一下。这一举动立刻引起了英国外交部代表们的注意。英国外交部人员明白墨索里尼的意思:他一方面表示愿意同英法合作防止德国重整军备;另一方面又要为他对非洲阿比西尼亚的侵略埋下伏笔。通过讨论,英国认为这个时候对意大利提出不得入侵阿比西尼亚的警告是不合时宜的,这等于把墨索里尼这么重要的合作者推向德国一侧。为了拉拢意大利以壮声势,法国对这一问题也是三缄其口。在无人过问的情况下,墨索里尼自然也就认为国联已默许了他的结盟报价,他可以随时入侵阿比西尼亚了。1935年10月,英法主导下的国际联盟则对意大利发动对北非阿比西尼亚的侵略问题推行了绥靖政策,这直接导致国联在道义与威望上的急剧衰落,进而加速了英法主导下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崩溃。

大国争相拉拢意大利对其实现全球战略价值究竟有多大帮助呢?事实证明,在德意这类"安全互补型"同盟协调行动问题上,"安全互补型"同盟的启动异常缓慢。只有当战争形势已经日益明显,或者当主导大国为了小国区域利益而共同作战时,这类同盟才可能显出某些行动力。

作为德国最重要的盟友,意大利并不愿为了德国争夺欧洲霸权而与英法同盟开战,但德国却不得不为支持意大利在南欧、北非冒失的追求环地中海区域霸权而抽调宝贵的军事资源。但意大利对德国追求的欧洲霸权却并不感兴趣,抑或是因为它明白其在德国对英法的战争中也无足轻重。但就在德国即将发动对英法的战争而最需要意大利的时候,墨索里尼却拒绝为德国提供军事协助。当1939年8月25日希特勒焦急等待意大利战争反应时,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带来了墨索里尼的电报:意大利虽然无条件站在德国一边,但它不可能进行"军事介入"。长期干涉西班牙内战已经使意大利筋疲力尽。它的黄金储备和原料消耗殆尽,现代化武器重整军备几乎难以起步。它只有到1942年——甚至这也是一个想象的日期,仅仅意味着相当遥远的将来——才能准备好战争。除非德国立即提供它所需要的一切战争资源;而当这些战争物资清单发来时,用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的话说,"足以使可以预言的任何大话相形见绌"。

只有当形势已经明显表明德国将赢得完全胜利时,意大利才愿意作为德国的同盟投入对英法同盟"坐地分赃"的战争并证明自己作为同盟者的价值。1940年6月10日——当天法国政府撤出巴黎,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六天前33.8万名英国和盟国士兵已经完成了"敦刻尔克大大撤退",这基本宣告了英法同盟在欧陆战场的彻底失败——意大利外交部长正式通知英国大使,意大利从当天午夜起与联合王国处于交战状态,对法国也送达了相同的照会。随后,意大利以趁火打劫的姿态,向败局已定的法国阿尔卑斯阵地发动了毫不迟疑的攻击。

法国战败后,墨索里尼加速追求环地中海——南欧与北非——区域霸权的步伐。这一区域战略不仅无法配合德国接下来的对俄战略,更导致了德国在希腊、北非等地不断抽调军队去援助意大利而一再延误"巴巴罗萨计划"的执行日期。倘若德国能够心无旁骛地集结侵苏部队,进而提前一个月发动对苏战争,那么就很有可能会避免因寒冬而兵败莫斯科的结局。为了抢在德国之前占领希腊,以巩固意大利在南欧的支配性地位,1940年10月28日意军贸然入侵希腊,但一个月后便在沃武萨丢失了战场主动权。为了挽救意大利在巴尔干的败局,希特勒临时调集军队于1941年4月——这支部队两个月后就要投入侵苏的"巴巴罗萨计划"——入侵希腊和南斯拉夫,才将意大利从巴尔干的泥潭中拉了出来。这一营救行动的短期后果是从希腊战场抽回的德军因来不及休整便投入更大的南俄战场,严重影响了德军"巴巴罗萨"整体的战争计划。长期后果则是希特勒不得不在本想暂时避开的巴尔干地区留下61.2万人的统治兵力。意大利在北非战场也遭遇到同样的崩溃窘境。为了挽救意大利盟友,希特勒又不得不从本已捉襟见肘的兵力中抽调出像隆美尔这样的优秀将领和军队分散到北非地区。可见,如果任由"安全互补型"同盟中弱小盟国做出决策,主导大国可能被迫为其不负责任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

案例验证2: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权力"资源核心区"进行了激烈的盟友争夺并组建起各自主导下的"安全互补型"同盟。(参见表2)

表2:关于同盟关系的内容参见:Stephen M. Walt ,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 Ithaca ,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p.154 , p.159;关于美国培植中东盟友动机的内容参见:Peter G. Boyle , John L. Gaddis , "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 Vol.16 , No.3 , 1982 , 223-225 ; John S. Badeau , " The American Approach to the Arab World " ,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 Vol. 22, No. 4 , 1969 , pp.10-13 , 17-19 , 137 ; Steven L. Spiegel , The other Arab-Israeli conflict ,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5 , pp.97-98 ;关于苏联发展中东盟友的动机参见:Karen Dawisha , " Soviet Foreign Policy Towards Egypt " , Foreign Affairs, Vol. 58, No. 1 , 1979 , p. 202 ; Karen Dawisha , " Soviet Policy in the Arab World : Permanent Interests and Changing Influence "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2 , No.1 , 1980 , pp. 19-37.

美苏在中东地区的主要"代理人"利用双方试图在"资源核心区"获得排他性优势地位,或阻止对手单方面获得优势地位,将自身谋求阿拉伯国家内部领导地位、制衡以色列的区域战略同是否支持同盟主导国全球战略进行了捆绑销售并取得了明显的榨取效果。虽然美苏两大同盟存在着战略竞争关系,但1955-1979年间伊拉克、叙利亚、北也门、埃及、约旦、黎巴嫩均有从美苏双方获得经济与军事援助的记录。(参见表3)其中,埃及和伊拉克两国在美苏之间出现了实际上的"联盟转换"。

美国的大中东战略是促使其阿拉伯盟友同以色列和解,进而共同对付苏联的渗透。但埃及的战略则是通过对以色列战争提升其在阿拉伯世界统一进程中的合法性。因此,当1954年美国试图通过拒绝向纳赛尔提供武器援助以此迫使他同以色列和解时,埃及于1955年正式同苏联结盟。1970年,埃及希望同盟主导国苏联派遣防空部队进行消耗战援助时,遭到了柯西金的反对。当他以"老大哥"的姿态告诫埃及人要配合苏联"缓和国际局势"避免"任何可能被以色列好战者利用的事情发生"时,纳赛尔威胁辞职并支持一位亲美总统上台,这一举动迫使苏联被迫冒着与美国直接对抗的风险而向其提供援助。

1972年美苏峰会达成在欧洲相互承认、维持现状的初步协定——此时美苏在莫斯科公报中提到了中东地区"和平协议"并就军事缓和达成共识——但这种缓和并不符合中东地区大国的战略利益。只有美苏双方在这一地区存在竞争——而不是和解——才能使它们获得更高的结盟收益。美苏声明使萨达特感到苏联可能为了促成中东和平——此时由于中美接近,苏联在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处于被动态势,希望降低中东地区的安全竞争压力——而延缓向埃及提供军事援助。为了刺激苏联加快进行援助,萨达特突然通知苏联大使,埃及不再需要苏联军事顾问。到8月底,苏联在埃及的军事顾问从15000名骤减为1000名。在大量驱逐苏联顾问、拒绝苏联利用军事设施后,苏联不得不将美苏缓和的大局放在一边,转而开始增加了对埃及的军事援助。虽然降低援助有助于实现美苏在中东地区缓和,进而缓解因中美战略接近而导致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压力。但美苏均害怕因拒绝对地区盟友提供援助而被对方阵营"挖墙脚"。这种战略互疑使得两个超级大国都难以降低对区域盟友的援助规模。到了1973年4月,萨达特宣布他对苏联援助的数量和质量完全满意。

美国的盟友约旦也经常通过"威胁与苏联结盟"的方式迫使美国增加援助,以便支持其针对埃及和以色列的区域战略。这与美国通过拉拢埃及、保护以色列的大中东战略本身背道而驰。但为了避免约旦转向苏联一方,美国也不得不被迫向其区域战略表示支持。例如,1963年,当美国发现约旦为了获得武器装备有可能转向苏联阵营,这促使美国向约旦出售M-48坦克和先进的飞机;1968年,侯赛因国王访问莫斯科并同苏正式建交,这一举动迫使美国恢复向约旦出售武器。1975年,当约旦希望从美国购买霍克-1型防空导弹时,遭到了国会亲以势力的阻挠。为了迫使美国就范,同年一个苏联的高级军事代表团受邀访问了约旦。次年侯赛因国王再度出访莫斯科,正式就防空系统问题与苏联达成协议。这一外交举动迫使国会迅速转变态度并同意对约旦出口霍克-1型导弹。

案例验证3:上述"安全互补型"同盟案例,对于思考今天土耳其不断宣称向中俄采购武器以胁迫北约盟友提供它所需的武器援助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中国的红旗-9防空导弹在2012年参与土耳其军购竞标并在2013年获得成功。这一消息曾让国人高兴地看到中国向北约国家出口大型防御武器的希望。但事实上讲,土耳其从来就没打算真正购买红旗-9导弹,它不过是想通过对北约打"中国牌"作为要挟北约向其出口法国紫苑中远程防空导弹。在此过程中,土耳其希望通过打"中国牌"以达到对法国继续压价的目的。这一自抬身价的行为马上取得了对北约主导国家施压的成效。在宣称放弃红旗-9防空导弹之后,土方立即与法国展开了购买行动。

自苏联解体后,土耳其与北约的同盟关系就逐渐从"威胁一致型"转变为"安全互补型"。对于土耳其来讲,它对美俄之间的战略竞争并不关心,它更关心的是其在伊斯兰世界地位的复兴。因此,美俄双方谁更愿意帮助其提升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地位,谁就将成为土耳其的合作对象。土耳近年来反复在美俄之间两面下注便是北约内部同盟关系变化的反映。

一方面,为了迫使美国对其出口爱国者防空系统和F-35隐形战机等尖端武器,土耳其在红旗-9事件后又故伎重演,以签约购进俄国S-400防空导弹系统,作为威胁北约盟主美国向其低价出口尖端武器的筹码。对此,土耳其总统发言人易卜拉欣·卡林(Ibrahim Kalin)在2018年11月22日表示:"土耳其从来不依赖唯一选择,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评判问题。如果美国愿意与土耳其就爱国者防空系统达成协议,并就联合生产达成一致,我们就应该接受。"

另一方面,俄罗斯以S-400为对土安全合作的突破口,其目的明显在于分化和拉拢北约的黑海前哨土耳其。毕竟,土耳其仅需为S-400系统支付45%的货款成本,更多的款项是由俄方主动借贷。这既可以达到弱化甚至瓦解土耳其与北约的"威胁一致型"同盟的固有认知,间接增加北约维系与土耳其同盟的成本,又可以通过对部署在土耳其的俄制防空系统的后期维护与后台运行,达到前沿侦测北约各类航空器参数的目的。因此,土耳其正是利用了北约对俄制防空系统的恐惧,逐步实现其要挟盟友在装备与政策上让步的可能性。

对于美国来讲,苏联解体意味着欧洲地区不再是严格意义的"两极竞争"状态。鉴于俄罗斯强大的核武能力,欧洲地区仅仅是一种微弱的"两极"竞争状态。从战略紧迫性角度讲,美国对土耳其的要挟没有必要像冷战时期一样迅速做出妥协性调整。因此,即便土耳其有心自抬身价,也可能面临被盟主美国拒绝的碰壁风险。毕竟,在美国巨大军事优势仍然存在、以及美国对国家利益划分日益清晰的局面下,土耳其的同盟转换并不构成美国生死攸关或极其重要的利益。因此,虽然美土之间的同盟关系是"利益互补型"同盟,但土耳其自抬身价的背后是"两极格局"的虚化以及美国对土耳其在全球战略中价值的重新评估。这种条件的变化造成了土耳其自抬身价的遇阻。

(二)对证伪案例的考察

首先,随着1973年国际原油价格的提升,中东地区作为世界权力"资源核心区"的价值也出现了增长。地区大国在同盟中的价值量也应该出现相应的提高。但问题在于,为什么1979年后,中东地区主要国家在美苏之间"以转换同盟为要挟"的报价出现了走低趋势呢?为什么1979年后苏联在中东地区只剩下叙利亚和南也门两个盟友?本文认为,1979年苏联对主权国家阿富汗的军事入侵直接导致了中东地区大国安全威胁的判断发生了重大转变,即安全威胁从周边邻国变成了超级大国苏联本身,进而导致了中东地区国家与美国的同盟性质从"安全互补型"演变为共同抵御苏联扩张的"威胁一致型"。

1979年12月末,苏联放弃了"代理人"模式,从地缘政治较量的"幕后"径直走上了"前台"。这场战争被认为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重大失败。它不仅导致了美苏自1972年缓和局面的结束——美国总统卡特1980年1月23日的国情咨文中提出:"外部势力攫取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任何企图,都将被看作是对美国根本利益的进攻。对于这种进攻,美国将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任何必要手段予以击退。"——更重要的引发了中东地区主要国家对自身主权独立与国家安全的担忧。他们最重要与最紧迫的利益不再是通过制衡周边国家而获得区域优势战略,而是防止自身被苏联军事侵略。

随着同盟类型的转变,美国对中东地区盟友的自主性和约束能力明显提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发生在1982年6月9日的"第五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出动陆海空军10万多部队,对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叙利亚(苏联盟友)军队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几天时间就占领了黎巴嫩的半壁江山。战争期间出现了由以色列支持的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民兵组织对巴勒斯坦难民的贝鲁特大屠杀。而在整个"第五次中东战争"期间,美国的阿拉伯盟友们对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表现的出奇冷静。而这在1970年代是非常可能引发联合军事行动或"石油危机"的。1979年以后,中东地区的主要盟友牢牢紧跟美国,直到苏联解体后安全威胁消除。

第二,为何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威胁一致型"同盟没有出现中国服从苏联的状况,反而出现了中苏对抗呢?本文认为,中苏同盟走向分裂的重要原因就是双方名义上构建的是"威胁一致型"同盟,但实际上仅是意识形态一致性基础上的"安全互补型"同盟。从名义上的"威胁一致型"同盟角度讲,中苏的非对称依赖关系决定了中国的区域战略需要服从苏联全球战略安排;但事实上,经历朝鲜战争后,中国眼中最大的威胁以不再是美国。中国最大的目标是解放台湾、推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甚至是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赫鲁晓夫的战略目标则是推动美苏两极格局下的缓和。苏联凭借"威胁一致型"同盟的逻辑试图迫使中国服从,而中国则从"安全互补型"同盟的逻辑试图迫使苏联支持其台海战略。因此,这种表面装点并混杂着全球共运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同盟"注定因其逻辑的非相合性而走向分裂。

相反,中美的战略接近正源于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公开入侵以及对中国核打击威胁,促使其与美国迅速达成了"威胁一致型"同盟的共识。1969年的珍宝岛战役、铁列克提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苏联对华"核恐吓"导致了中美之间抛开意识形态分歧而迅速建立起"威胁一致型"准同盟。美国不再强调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运动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也不再强调美国对越南盟友的侵略与帝国主义性质。双方在苏联共同威胁下,迅速建立起准盟关系。这一关系确立后,中国积极调整自身战略姿态,并表现出对美苏全球争霸与亚太战略的积极配合。一方面,在台海问题上中国方面主动降低了区域竞争烈度。另一方面,在支援越南战争方面也表现出基于国家总体战略利益的理性。但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苏联对中美双方的安全威胁日益降低。伴随着东欧剧变,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矛盾则走上了前台。这直接导致了这一"威胁一致型"准盟关系的解体。

第三,为何在上世纪70年代中美越之间出现了"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的态势?朝鲜战争以后,美国对中国的陆上安全就不再具有生死攸关的威胁了。但由于中国坚持对自身的国际身份定位在天平托盘而非重要砝码,因此,在美苏两极结构已经趋于稳固的情势下,中国面临着美苏双方的巨大压力。上世纪60年代末苏联率领华约国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中苏在黑龙江、新疆地区增加的边境冲突促使中国放弃了充当世界第三极的主张,转而接受了自身成为美苏之间重要战略平衡砝的新角色。这就出现了中国在美国与"北越+苏联"之间两面结盟的现象。

一方面,中国与"北越+苏联"政权在越南战争中名义上仍是"威胁一致型"同盟——《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直到1980年才废止——但事实上随着中美和解而更加明显地降格为"意识形态型"同盟。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基于苏联共同的威胁则出现了构建"威胁一致型"同盟的必要条件。当共同利益较低的"意识形态型"同盟遭遇到共同利益最高的"威胁一致型"同盟时,即便上世纪初70年代初"北越+苏联"默认保留同中国的意识形态同盟并默许了通过中国同美国的战略接近,也难免中国在逐渐强化中美准同盟关系的同时,开始疏远意识形态盟友越南,甚至到了1979年双方走到爆发战争的地步。

上面关于中国的两面结盟策略构成了其在上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摆脱孤立并迅速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囿于中国在安全上加速倒向西方世界——"一条线"与"一大片"——苏联逐步降低了对中国边境的安全压力并在进攻态势上更加审慎。即便中国对其盟友越南发动军事进攻,苏联也表现出极大的克制情绪。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世界为了更好地获得中国的支持,对改革开放的中国提供了资金、技术、管理与装备等方面的大力援助。70年代始于毛泽东主席的战略选择为中国降低苏联安全威胁和获得美国经济援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未完待续,注释略)

责任编辑/康巳鋆 顾心阳

图文编辑/李晓琪

作者:姜鹏,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来源:《东北亚论坛》,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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