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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鹏:砝码国家何以自抬身价?——两极格局下同盟政治中的“科林斯难题”研究(下)

姜鹏:砝码国家何以自抬身价?——两极格局下同盟政治中的 " 科林斯难题 " 研究(下)

四、" 科林斯难题 " 的政治启示

在同盟内部,并非所有小国都是任由大国摆布的可怜虫,在特定条件下它们甚至可能将自己的局部利益加诸于战略缔造、获得同盟主导权并对战略走向起到决定性影响。" 科林斯难题 " 便反映出在 " 安全互补型 " 同盟内主导国可能面临的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即构建同盟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国家的战争能力,而许多战争本身却是为了维持同盟的存续。它反映了 " 安全互补型 " 同盟的内在困境,即当偏执的区域盟友所关注的区域战略与同盟主导国关注的整体战略出现非相合性时,如何避免因错误的认知与同样冒进的行为,而导致整体战略被区域战略绑架并拖入到事与愿违的高度危险境地呢?

在两极格局的全球博弈中,历史给了我们一些获取经验的线索和提示。" 采取正确结盟战略 " 的国家获得了来自同盟的巨大力量,而 " 采取错误结盟战略 " 的国家不论其多么努力发展,积累起来的能量都会被对方不断增加的反作用力或己方盟友不断增加的诉求所抵消,甚至有时还会强化对方同盟行动的一致性。本文认为," 采取错误战略 " 是指犯了三项重大失误:第一,试图通过不断追加投入弥合同盟内部的安全利益认知差异,幻想使 " 安全互补型 " 产生与 " 威胁一致型 " 同盟一样高的战略效果;第二,在洲级大国时代,即便某个处于世界权力 " 三大核心区 " 的国家出现了同盟转换,也无法影响到两极格局的力量对比。从近代欧洲多极均势中结晶的话语逻辑可能诱导盟主国家夸大区域盟友的战略价值,从而陷入到 " 三大战略迷思 ";第三,在世界权力 " 三大核心区 " 展现出过度膨胀的野心、对强权政治的迷恋,将间接帮助战略竞争者在特定区域形成投入成本更低、行动效力更强的 " 威胁一致型 " 同盟。这一点特别反映在为什么格鲁吉亚、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或波兰等东欧国家比北约的西欧盟友更愿意配合美国遏制俄罗斯的区域行动。这样会经历双重挫折,即自身盟友的离心力增强,对方盟友的凝聚力大增。因此," 采取正确的结盟战略 " 意味着对洲级大国时代区域盟友价值的理性认知、有限期待和互惠性支持,以及避免因自身的战略冒进而导致众叛亲离与体系性制衡力量的生成。

一战后,国际政治已经从 " 欧洲体系 " 的狭小舞台扩展到 " 全球体系 " 的宽广舞台。洲级大国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权力博弈已经成为只在主导国之间进行的两极游戏,中等强国对于改变超级大国之间权力对比的边际效用与日递减。尤其是同一个任性妄动、不负责任的地区国家结盟并不意味着增加一笔资产,而是增加一项负担。就如同长期对某一问题的慈善行为非但不能治愈,反而还会增加贫困一样——因为它不仅是对短视与懒惰行为的奖励,而且会鼓励短视与懒惰的人成倍地增加——对 " 安全互补型 " 区域盟友无底线的支持,不仅不能换来预期中的战略协作,反而会因自身的沉没成本而增大对方的胃口。因此,同盟主导国必须根据情势的变化而建立起更有效的评估方式,以界定在不同争议地区采取行动的方式、支持限度和承诺底线。其核心问题不是如何找到一个主导国能支持的盟友,而是如何能够找到一个盟友愿意支持主导国的大战略。缺乏排查 " 安全互补型 " 同盟的这套标准,主导大国可能被那些以 " 安全利益一致 " 为名并与之结盟的卫星、附庸、傀儡、客户组成的杂牌军拖入不必要的区域冲突,而不得不在姑息、挫败、纵容以及不可估算的代价之间使全球战略降格、转移直至从属于盟友的区域战略。

尤其是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世界权力 " 生产核心区 " 从欧洲分离出来并加速向东亚地区转移。今天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主要呈现为欧美控制 " 技术核心区 "、印太居于 " 生产核心区 ",而中东依然是 " 资源核心区 "。冷战至今的历史表明,美国对欧亚大陆潜在对手的遏制是依据三大地缘政治核心区而展开的。正如 1988 年 1 月里根宣言所阐释:" 美国战略的首要特性在于坚信倘若一个敌对国家将统治亚欧大陆——地球上那个被称之为心脏地带的国家,美国最基本的国家安全就将受到威胁。我们为阻止这种情况打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自 1945 年以来,我们一直力求防止苏联利用其战略优势而支配西欧、东亚和中东地区,从而根本改变全球力量对比,使其对美国不利。"

美国在三大区域内的遏制对象也清晰地表现为俄罗斯(欧洲地区)、伊朗(中东地区)和中国(印太地区)。其中,尤以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地位冲击最为明显。当前,中国迅速崛起是引发体系新一轮转型的核心变量。一方面表现为中美权力位差迅速收窄,另一方面表现为中美两国同世界其他大国之间的权力位差均在拉大。这就意味着国际体系向两极格局转型可能性明显增加。在体系权力格局从单极向两极演变的进程中,中美之间在印太地区的矛盾可能性与日俱增。这就客观上要求战略理论界提前加强对 " 崛起争霸背景下的权力转移 " 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

在我们成为另一极之前,中国需要长期延续在各种形式下的不结盟战略,它可以帮助我国避免自身方面陷入盟友制造的 " 科林斯难题 "。同时,如果中国想有所作为,那么可以试图在三大核心区的外线区域展开结盟行动,而不要在内线区域过早地摇落霸权国花园中的果实。同时,美国是否会面临亚太盟友提出的 " 科林斯难题 ",从而面临是否支持其与中国的领土矛盾,也关系到国际体系的和平稳定。中国如果想弱化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就需要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同盟类型进行有效区分。通过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进行部分同盟分化。一方面促使行动力较强的 " 威胁一致型 " 同盟转变为行动力较弱的 " 安全互补型 " 同盟;另一方面,避免因自身的战略冒进而导致 " 安全互补型 " 同盟升格为 " 威胁一致型 " 同盟。为此,中国需要注意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四个同盟。

首先,从美日同盟角度看,随着日本从海洋经济大国向海洋军事与政治大国的转型,中日之间争夺领土与亚太主导权的进程与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进程高度一致,日美同盟在遏制中国崛起问题上属于 " 威胁一致型 " 同盟,因此不仅不具备弱化的可能性,反而随着中国崛起或东海问题而更具行动能力。

其次,从澳大利亚角度看,澳大利亚视中国为未来追求南太平洋区域主导权的潜在战略竞争对手,这与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的战略呈现出较高一致性,因此美澳同盟在遏制中国崛起问题上也属于 " 威胁一致型 " 同盟。随着中国在南海地区影响力的增加,美澳同盟在对华问题上将更具一致性。但由于澳大利亚距离中国比日本更为遥远,中国可以通过推卸责任、有条件的绥靖、更加温和的外交战略促成美澳同盟安全威胁的降低。

第三,从美韩同盟角度看,韩国的安全关切仅仅局限于朝鲜半岛安全,它对中美全球战略竞争中涉及朝鲜半岛之外的问题并不关心,1992 年中韩建交后更是极力避免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 " 前沿阵地 "。而虽然美国坚持名义上对朝鲜的恐惧——看似美韩同盟是 " 威胁一致型 " ——但其实冷战至今以来美国陈兵半岛的根本战略是为了防范中俄。随着中韩建交以来敌对关系的持续降低,今天的美韩同盟以演化为典型的 " 安全互补型 " 同盟。因此,只要中国对韩国展现出足够的善意并在朝鲜问题上做出更多共同合作可能性的暗示,就能够降低美国利用美韩同盟共同遏制中国的安全压力。

最后,从菲律宾和新加坡角度看,作为地区小国,它们的安全关切事实上仅局限于南海地区安全,因此美菲同盟与美新同盟既可能属于 " 安全互补型 ",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转换为 " 威胁一致型 " 同盟。这取决于中国未来的南海政策是以战略军事为主导,还是以战略经济为主导。只要中国在南海地区持续展现温和与善意——而非咄咄逼人、无视裁决、锱铢必较、处处争抢的权力政治——经济上对中国高度依赖的菲律宾和新加坡并不愿意为了美国的全球战略而过分迁怒于中国,而更愿意通过两头下注的 " 对冲战略 " 获得中国经济上的好处与美国安全上的援助。反之,则可能诱发两国积极同美国构建 " 威胁一致型 " 同盟。

" 科林斯难题 " 属于大国崛起研究议程中的一个重要微观理论,它在精细化同盟类型的基础上发现了差异性的结果。研究它的目的不仅在于阐释一种同盟政治现象的内在规律,更在于为当今中国的崛起提供可资借鉴的战略经验与启示。作为当今国际社会中最为典型的崛起大国,中国利用和规避 " 科林斯难题 " 的最佳方式是避免因自身对周边小国滥用威慑、奉行单边主义或严重损害本国道义根基的方式,迫使周边国家因感到恐惧或羞辱而与美国形成 " 威胁一致型 " 对华遏制同盟。自然,上述观点并不能保证成功,但却可能提高中国成功崛起的机会。

(注释略,完)

责任编辑 / 康巳鋆 顾心阳

图文编辑 / 李晓琪

作者:姜鹏,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来源:《东北亚论坛》,201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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